哈佛领美国对华研究风向

本报特约记者 王建峰 本报记者 王娜

“先有哈佛，而后有美利坚”，世界上几乎还没有哪一所大学对一个国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而哈佛与中国也有颇深的渊源：130年前，哈佛最早邀请中国人去执教；最近30年，哈佛一直领跑美国大学和智库对中国的研究，当年为恢复美中关系也出过点子。如今，哈佛有近百位中国问题学者，有关中国话题的讲座几乎每天都有，哈佛依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冠梓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一年多的时间里，策划并完成了对48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哈佛专家和学者的访谈，名为《哈佛看中国》的著作也将于近期出版，在他看来，哈佛研究中国，既想从中找到“中国地位提高的原因”，但也由于各种原因，时常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他们的观点“也许独到，但不一定真实”。

“找到中国地位提高的原因”

在风光旖旎的美国波士顿查尔斯河畔，坐落着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比美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建立几乎要早一个半世纪。包括奥巴马，哈佛已出过8位美国总统、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0多名普利策奖获得者。

近些年，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定期向哈佛派年轻官员和访问学者。2008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理事长张冠梓研究员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的时间，因为进行“哈佛看中国”的学者访谈，他印象最深的便是哈佛在学术领域对中国研究很红火。据他调查，哈佛文理学院、医学院、政府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设计学院这些“大哥级”的院校拥有各种中国研究项目或中心。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哈佛是美国民主党的一个“重镇”，而在美国学者看来，哈佛又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重镇”。在哈佛，有专注于传统汉学研究的哈佛燕京学社。在当代中国领域，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是近几年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所属的企业政府中心的亚洲项目组现有研究人员23人，组长托尼·赛奇1994－1999年曾在北京任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在他的推动下，肯尼迪政府学院每年帮助培养3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干部。

哈佛大学还于1997年成立了亚洲中心，目前共联络了100多名学者从事中国和亚洲研究。过去，学究气很重的哈佛侧重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使用的语言也是英文，但现在，中国访问学者在哈佛同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交流时，彼此可以用中文交流。哈佛的中国学者几乎都有一个好听并地道的中文名字：费正清、史华慈、傅高义、宇文所安、包弼德、安守廉、柯伟林、伊维德等。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即设于哈佛文理学院，1955年时任哈佛历史学教授的费正清争取到了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研究中心留给张冠梓的印象是，学术讲座尤其多，每周近20场，几乎每天都有。讲座内容十分丰富，从中国古代史到中国当代问题，从国内家庭社会问题到海峡两岸关系、国际关系问题，从考古探讨到戏剧、电影、小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围绕新中国成立60周年，费正清中心今年5月还举办了为期3天的研讨会，哈佛的中国问题学者几乎全部参加。让中国访问学者印象最深的是去年10月1日一天就搞了有关中国的3个学术活动，大家只好忙着“赶场”。当然最热的还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讲座，人多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席地而坐的现象。哈佛法学院一位美国研究生说：“过去哈佛研究中国是出于好奇，但现在不同了，中国经济在发展，地位也提高了，我们要找到其中的原因。”

冷战后研究重点“弃苏转中”

哈佛的中国问题研究，不仅对哈佛的两万多名学生有所影响，对美国对华政策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不能直接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应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实现关系正常化。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就在同一时期，也有一些哈佛学者去台湾留学，以至现在他们仍有微妙的“台湾情结”。在学术上，他们有时会把台湾“区分”出中国。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在开始对中国的“秘密外交”前，曾来到哈佛大学，倾听母校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中美关系的意见。正是哈佛学者的表态和支持———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开展交往，更加坚定了基辛格的中国之行。实际上早在1968年，由费正清、鲍大可、傅高义等人联合执笔的一份有关改变美对华政策的秘密备忘录，就已通过基辛格交给了刚刚当选为总统的尼克松。

哈佛学者约瑟夫·奈曾表示，如果能够将“软实力”和“硬实力”有效结合，就能得到“巧实力”。“巧实力”思想很快被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采纳，作为其2009年2月访华时的行动纲领。但当希拉里此后全面阐述以“巧实力”为标志的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时，也有哈佛学者批评说，希拉里提出的是野心勃勃的“自由国际主义”，在她眼里，没有美国直接介入，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

“中国热”在哈佛等美国高校升温是好事，但对学者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现实是人多了，难免鱼龙混杂。美国人对中国的关注点与美国的政治关联度很大。冷战时期，美国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苏联，但中国渐趋强大后，美国的研究热开始转向中国，而且势头越来越猛烈、越来越具体。过去，中国一直是美国重要的外交议题，但以前主要关注台湾、人权、贸易等比较单一的双边问题，而现在牵涉面则广泛得多。

在社科院学者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也有学者明显不友好，甚至在阻挠美中关系的发展。张冠梓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部分不友好的学者一种是主观不友好，坚持把西方传统价值观模式套在中国的模式上，以西方的人权、民主尺度来衡量中国，专盯中国老百姓群体事件等问题，挑中国毛病；另一种则是客观的不友好，对中国不了解，与中国人的接触也少，对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全面，没把中国的现状放在中国历史背景下分析，因此对中国的认识和分析犹如“隔靴搔痒”。一些哈佛学者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做研究，然后向政府谏言，或者受基金会资助进行研究，他们对中国人生活的怎样并不关心，对中国的信息掌握的不多；有些学者则是信息滞后，比如在北京的蓝天数量和老百姓生活水平方面，他们的信息仍停留在过去很低的水平。还有部分学者则把中国想像得过于超前。

中国外交学院一位学者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与前些年“芝加哥学派”的约翰·米尔斯·海默提出的“遏制中国”说法相比，哈佛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相对温和，但根本出发点也是为美国利益做考虑。但他也提到，曾在哈佛任教的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的很多观点，至今很多学者都不接受。

哈佛学者盯着中国的变化

如今，美国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几乎都有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来自哈佛的影响。在号称“美国智库一条街”的马萨诸塞大道，也许不经意间就会碰见一位有哈佛背景的“中国问题专家”。据估算，全美最好的100所大学内约有300到500位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学者。不光是智库和大学，美国主要部委、大兵种都有中国研究专项，所有大公司也都有中国项目或者中国部门。

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学生而言，哈佛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这种优势还与130年前一段中美文化交流史紧密相连。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副身穿清朝官员装束的中国男子的画像，他记录着1879年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的大学———美国哈佛派出教师，教授中国文化的历史。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叫戈鲲化，他的努力得到了哈佛同行的赞许，但不幸的是3年后他病故在哈佛。如今，燕京图书馆逐渐成为西方规模最大的研究中国文化的图书馆。

除了出版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哈佛学者还办了《中国季刊》、《哈佛东亚丛书》、《哈佛东亚专题文集》、《中国论文集》、《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等。此外，一批在哈佛就读的中国学生还在办《哈佛中国评论》。在“哈佛看中国”的哈佛学者访谈中，对于中国的关注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瓦特·约翰认为，在全球经济中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支持着美国的国债。几乎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中国的参与。他还说：“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成灾时，布什总统过了很久才去新奥尔良。而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4小时内就赶到了汶川地震灾区。我们美国的领导人反应太慢。”同时担任哈佛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托尼·赛奇就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仅仅因改革开放后能一直保持发展这一现象，中国就已经是个传奇了。“每每中国的发展出现困难阻碍，当我们认为中国可能没有办法的时候，它最终总能找到解决困难的途径。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总能找到过河的石头。”哈佛经济学博士盖保德甚至乐观地预测：无论使用什么样的计算方法，中国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北京将取代华盛顿，成为全球的政治中心；上海将取代纽约，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这将是2035年的全球经济版图”。

对于中国存在的问题，哈佛学者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谷梅关注到中国的基层民主及腐败问题。她说，在村民选举中，有钱人为了当选就会收买某些村民，但他们却很难收买所有村民。哈佛法学院副院长、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形象地把中国加强法制比喻为正在“打造的第二个长城”。哈佛政治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要低得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户籍制度的人为限制。

对中国文化领域的发展，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提醒说，如果粗暴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则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也必然是肤浅的，如果粗暴到完全抛弃传统，则从西方进来的也多为糟粕。访谈中，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的黄万盛认为，来源于中国学界的声音过于微弱，“高分贝的喧嚣仍然是盗版的西方学术在中国的大合唱，嘈杂并且浮夸”，这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比学术的进展要快得多，而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产品依旧是跟在西方后面走。

哈佛眼光就是世界眼光？

在哈佛与美国的双重光环下，有人甚至说，哈佛的眼光就是世界的眼光，但也有中国学者认为“凡是西方学者的主张，就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张冠梓认为，哈佛中国学者的观点未必全是“正面的”，但他们立足点还是了解真实的中国。目前，不仅西方的一些基金会给哈佛的中国研究提供经费，来自中国的资助也逐渐出现。张冠梓说：“哈佛之所以下大力气研究中国，是因为已将中国作为其国际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他们看待中国的观点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对于中国的情感和关注也是我们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和智力资源。哈佛学者的见解和学术成果多少影响或引导着美国和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甚至决策，同时也从侧面影响着中国的改革发展。”

当然，哈佛也会有自命不凡的为中国“支招”的人，他们跟不上中国快速变化的步伐，仍以老眼光看已经发展了的中国。在与哈佛学者的交往中，张冠梓也注意到，西方学者能够看中国之所未看，也许独到，但不一定真实。同时里面还暴露着美式社科学问的一大顽疾：精致的平庸。有经济学人曾私下告诉他：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因此，中国人看待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本身就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再盲从，或随意地拒斥，而是要学会以我为主，去自主地、积极地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