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祭

焦祖尧

心里的好朋友是不会走的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当代》创刊后,又先后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两篇东西分别获一、二届“当代”文学奖,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了。1982年我的第二部长篇《跋涉者》完稿后,就理所当然又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春节前,谢明清同志(《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责任编辑,也是《跋涉者》的责任编辑之一)来信说,《跋涉者》终审已完,决定出版,出版前由《当代》全文发表;《当代》编辑部的章仲锷同志春节后将去太原。

春节一过,章仲锷便到了太原。《跋涉者》决定在1983年第二期《当代》发表,发表前稿子还有些技术性问题要和我商量处理,譬如各章的小标题是几个字还是内容提要式的一两句话,到底用不用小标题,等等。

这些事确定以后,老章说他来太原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建议他到晋祠等名胜地去看看。他笑着摇头,说想到下边去看望几位作者。他问我去哪儿,看谁?我建议他去榆次看柯云路和郑义,去原平看看成一。

到太原后,他下榻并州饭店西楼。当时并州饭店还未改建,屋子阴暗,设施陈旧,床铺就在北面临街的窗子下面,有一块窗玻璃破了,寒风从玻璃破缝中吹进来。老章感冒了。

我说你感冒了,先换间屋子休息两天,感冒好后再下去吧。他说不碍事,去下边看几个作者后,他就赶回北京去。我说找个人陪你下去,他说大家都有事忙,他一个人下去能行。我说也不能派个车送你下去了,机关只有一辆车,经常有会议什么的,老同志也要用车。他说你告诉我长途车站怎么走就行了。

就这样,他带着感冒下去了。

三天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回太原了,如果我有时间,就去他那边,他有点事想和我聊聊。

我赶到饭店,已经换了间屋子,老章感冒还没有全好。他说这次下去很有收获。郑义一部中篇小说叫《远村》,给过一家大型刊物,被退了稿,作者对这部稿子已没有信心。他要来看了,觉得是一部好小说,刊物可以发头条的。他得意地说,稿子已经在我手里,这是我山西之行的意外收获。他说着就笑了。我没见过他开怀大笑,他笑得总是很有节制,还带点腼腆和羞涩。

他说去看了柯云路。柯云路已在《人民文学》上发了《三千万》,在全国产生了影响。老章去看他时,他正在榆次锦纶厂的一间库房里写长篇小说。老章说,柯云路眼下的创作环境和创作时间都不利于他写作长篇,你们能不能想点办法,让他集中精力在个安静的环境里把长篇写出来?

我感到惭愧,我们做作协工作的却不大了解基层作家的创作状况。我答应回去商量解决此事。

第二天他又去原平看成一,仍然带着感冒。

成一当时在原平县委办公室工作,已发了短篇小说《顶凌下种》(后获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县委办公室工作繁忙杂乱,老章去时成一手里没有稿子,答应有了就给《当代》。老章说这一趟也没白跑,交了个朋友就是收获。

第二天,带着经过技术处理的《跋涉者》原稿,带着郑义的《远村》,带着感冒,老章就匆匆回北京了。

我给马烽和西戎汇报了柯云路创作长篇在时间和环境方面的困难。当时马烽是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西戎是省作协主席,作协文联还没有分家。他们都认为柯云路创作上的困难应尽快帮助解决,商量由机关出面,找榆次锦纶厂给柯云路请创作假,脱产在家写作,工资由机关支付。

后来,郑义的《远村》在《当代》发表,读者反应热烈,获了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柯云路利用创作假,很快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在《当代》全文发表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改编成电视剧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的《新星》。

1984年10月12日,接到老章来信,说10月23日《当代》要召开柯云路长篇《新星》座谈会,邀我参加,并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35周年茶话会。当天下午,又接《人民文学》编委周明同志电话,说《人民日报》和中国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经济体制改革文艺座谈会,由童大林同志主持,邀我参加。

几个会集中在一起,说啥我也得去趟北京了。

一到北京就去《当代》编辑部,见到副主编朱盛昌和老章。老朱说,山西现在有几部中篇小说在《当代》,质量都还可以。我说能不能集中发一下呢?老朱想想说倒是可以考虑。老章说可以搞个“山西青年作家特辑”。

这个建议大家都说好。

10月23日参加了《新星》座谈会,朱寨、李国文、缪俊杰、蒋守谦、王愚等都来了。座谈会开了一天,谈得很好。午饭在出版社食堂吃的。晚饭老章邀我和柯云路夫妇,还有正在社里改稿的郑义去家里吃,他说要请我们去家里“吃点稀罕东西”。

居然有螃蟹,江苏一位朋友送他的,那时在北京吃这东西比较稀罕。清蒸,蘸了放姜末的醋汁,那持螯横行的家伙吃起来十分鲜美。

吃蟹不能无酒,那天喝的是苏格兰白兰地。老章没把好东西独自受用,而是留着和朋友共享。

席间又说起《当代》《山西青年作家特辑》的事。当时罗雪柯有一个中篇《女人的力量》在《当代》,他们看了可以用,也放进“特辑”了。老章要郑义来个中篇,郑义答应了。

24日下午,到北京饭店去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35周年茶话会,首都和各地400多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与会。

会后老章找我,说火车票落实了,明天取票。当时火车票紧张,我一到北京就张罗买返程票,没有结果,只能和老章说,请他想想办法。他说我也没啥办法,让我老婆找找熟人,可能解决问题。经过高桦同志的努力,问题解决了,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三个月以后,我有事去北京,到《当代》见到朱盛昌和章仲锷,说“特辑”还没有发稿,原因是计划中郑义的中篇《老井》还没有交稿。

原来,郑义刚刚改完的《老井》,被《收获》来组稿的一位编辑看见,执意要拿走。都是朋友,郑义无法阻拦。

老朱叹了口气,说《老井》要打头条呢,不来就发不了稿呀!

老章说,因为“特辑”发不了稿,罗雪珂要求先发他的《女人的力量》。我说还是放在“特辑”里吧,我来做工作。

我给罗雪珂打了电话,她同意放到“特辑”里去发。我又找郑义,要他务必抓紧把《老井》要回来。

《老井》终于要回来了。1985年第二期《当代》,发了山西青年作家的4部中篇:郑义的《老井》,成一的《云中河》,雪珂的《女人的力量》和李锐的《红房子》。

老章在《编者的话》中说:“本期刊载的中篇小说均出自山西省的青年作家之手。近几年,‘晋军的崛起引人注目。这里选刊的四篇,不但题材各异,风格也迥然不同。郑义的《老井》浑厚沉郁,雪珂的《女人的力量》明丽晓畅,成一的《云中河》质朴本色,李锐的《红房子》清新感人。前三篇分别写当前农村、工厂的变革生活,末一篇则是对往昔岁月的回顾,但共同的是对我们民族性格精神文明形成的轨迹进行反思,并在创作手法上有所探索,读者自会明察和品味。”

“晋军崛起”的提法在这里第一次出现,后来在文学界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共识,老章对那个时期山西文学队伍的评价就成了大家的评价。

在《编者的话》中,老章对“特辑”中几篇作品的评价也十分确切中肯。《老井》《女人的力量》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由张艺谋主演的《老井》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代》这一期“特辑”和《编者的话》,进一步激励鼓舞了山西的作家,也密切了山西作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

1986年第一期、第二期《当代》,柯云路发表了长篇小说《夜与昼》。1987年六期、1988年第一期《当代》上,柯云路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衰与荣》。

后来,老章调《中国作家》主持工作,和山西文学界继续保持着密切联系。1997年春,我们和老章商定,在《中国作家》上出个山西中青年作家的创作特辑,稿件由我们组织、阅读,修改后由老章带人来定稿。

这一年8月,老章和杨志广等三位编辑来太原,仔细阅读稿件,有的定下可发,有的还要继续修改。趁作者改稿的空隙,我陪同老章他们去看壶口瀑布。

从“天上来”的黄河之水,由200多米的河床,一下子逼仄到50米宽左右,从几十米高处跌落到沟底,黄水像千百头猛兽互相咬噬搏斗,声震数里。老章惊叹说,没来过壶口不能说真正了解了黄河,也不会懂得我们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归途上他好像一直在深思。我问他想什么,他说有个现象挺有意思。山西的中青年作家中,像柯云路、郑义、成一、李锐、钟道新等都不是山西人,但在山西扎下根了。他们受到山西深厚历史文化沉积的吸引和营养,成了真正的山西作家。山西这块土地太有魅力了!

1993年第六期《中国作家》上,出现了《山西中青年作家特辑》,有钟道新的中篇《权力的界面》,张雅茜的中篇《好戏连台》,房光的中篇《王乡长打工》,许大雷的中篇《疼痛》,柴燃的中篇《伊甸园的这一边》。

老章又写了《编者的话》《且看今日晋军风采》。他说:“晋军的创作,自有其传统渊源。早期的山药蛋派,最著名的赵树理、西戎、马烽、胡正等人,其后80年代晋军崛起引人注目,又涌现一批有实力的作家和颇具影响的作品,有《新星》、《跋涉者》、《老井》、《黄河在这儿拐了个弯》、《厚土》等。贯穿晋军创作的一条主线自然属于现实主义,且直面现实生活,充满黄土高原气息和关怀群众疾苦、改革前途和祖国命运的忧患意识,是富于地域色彩和民族气派的语言艺术,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独特的风格。”接下来,他又对特辑中5部中篇作了简约的分析评价。《编者的话》写了600多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山西文学的关注和希望。

后来,我们又在《人民文学》和湖南的《芙蓉》上搞过山西的创作特辑。我们把这种“特辑”称之为集束手榴弹:集中推出一批作家和作品,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晋军”就越来越成了“气候”。

章仲锷同志在山西作家中有很好的人脉和威信。一位语言和艺术感觉都不错的青年作家,写了第一部长篇,大家对这部作品寄予厚望。但初稿出来后却不很理想,有些意见作者也不大听得进去,后来拿去请老章看。老章认真看后,条分缕析,指出了作品的问题,提出了修改的建议。作者接受了,修改后这部作品获得出版。

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仲锷同志是山西作家的好朋友,心里的好朋友是不会走的。

有关两个人的琐碎回忆

一

1940年中秋前一天,吃过晚饭,叔祖父要带我到东村去玩,说月亮从东边出来,村东看月亮更大更圆。

是叔祖母的主意,因为我母亲临产,孩子不要在家碍事,让叔祖父把我领走。

从东村回来,母亲已经生了个小弟弟。我有哥哥,有两个姐姐,有妹妹,现在又有弟弟了,心里高兴,便急着要和他见面。

母亲生产后极度疲惫,说话无力,说看看……你弟弟吧,他……和你生下来时……差不多……

我看到的弟弟却让我失望。他蜷缩在母亲的怀里,像只小猫,哭声也像猫叫,很不响亮。难道我生下来时也是这副模样?

天上月亮很亮很大,我的弟弟很弱很小。

6岁那年,我被送到外祖父家去上学。两家相距不过五六华里,但回家的道路都傍着河,大人们不让我独自回家。放了假外祖父也要我留下来,暑假给他到地里看瓜,寒假看萝卜。

我想母亲,想弟弟,常常对着家的方向发呆:东南方那一片云下,有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庄。

一次去看萝卜时,小姨给了我一把长生果(花生)。我只吃了三颗,其余的把仁儿剥出来,放在马夹口袋里,要带回去给弟弟吃。

回不了家,自然也见不到弟弟,谁能给我把花生仁捎回去呢?好在母亲回娘家了。

母亲回娘家,办完了事想到学校看看我,外祖父却不让,说不要见了,见了他会不安心在这儿念书,拴在大人裤腰带上的孩子不会有出息。要让他能吃得苦,耐得住冷静(寂寞)。

母亲只好回家。走过村前的小木桥,她又返身绕过娘家来到学校,等我放学见上一面。

见到母亲自然喜出望外,觉得有很多话要给她说。绕过外祖父家,我把母亲送到木桥,从口袋里掏出用小手绢包着的一把花生仁,要她带给弟弟吃。母亲笑了,说弟弟还没长牙,哪能吃这东西?你自己吃了吧。我一定要母亲带给弟弟,说他没长牙,您嚼碎了喂他不行吗?

母亲过了木桥,还频频回头看我。

父亲嗜酒,一次在街上喝醉了,回家路上跌倒在灰塘里。灰塘是田头挖出的一个土坑,把罱上的河泥和秸秆等放在里边沤肥。时间久了,上面就结上一层硬皮。找到父亲时,他在灰塘里睡着了。我们把他弄醒,扶回家里。父亲酒劲还没过去,又把弟弟举起,骑在他脖子上(那叫“掮轮车”),一转眼就不见了。弟弟那时才两岁。母亲急坏了,怕弟弟摔坏,又怕小孩子受不了惊吓,便带了我们四处去找,找了半天在坟园里找见。弟弟竟没哭,笑着扑向母亲怀里。

二

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县中。家里经济困难,不能供我上学,只好在家学种地。

夏天,午后大人们要歇昼(午睡),男孩子有自己的“必修课”:到村东三沟河里去洗冷浴。

孩子们差不多同时到了河边,然后在临河的稻田埂上一字排开,蹲下拉屎(因为肥料充足,那几行稻子总是长得比其他的稻子粗壮,颜色墨绿),拉完了,就一个个往河里跳。在水里扑腾嬉闹一阵,胆大的便游到对岸去偷瓜。对岸邻村的瓜田里种的大多是香瓜,摘个香瓜,跑到河边,先把瓜扔到河里,然后纵身跳下去,一边踩水一边啃瓜,那惬意就不用说了。我们乡下有句话,说“偷瓜不算贼,尽拣大的搬”,是不算什么事的。

我没胆子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我胆子比弟弟大。我把弟弟带去学游泳,他总是在岸边浅水处扑通,不敢去稍深一点的地方。我拉住他往水深处走,他紧紧抱住我,叫他撒手,他却越抱越紧,完全贴在我身上。我掰开他的手,把他推向深水处,他就拼命扑通,吃了几口水。我连忙过去抱住他,他被水呛得咳嗽。我说要学会游水总要吃几口水的,你害怕吗?弟弟喘过气来,说不怕了,你放开,让我游游看。

弟弟就这样学会了游泳。母亲知道了,没有骂我,说你们兄弟两个,一个是急煞鬼,一个是慢郎中,太急太慢都不好。我明白母亲的意思,他是要我们兄弟取长补短吧!

三

抗战胜利之前,苏南一带社会动荡,民生凋蔽。日寇、“忠义救国军”、“和平军”还有盗匪,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晚上听到凄厉的狗叫声,都会叫人心惊肉跳。

祖父去世时,正在宜兴读书的哥哥回来奔丧,强盗入室打劫,就想绑架哥哥。他们把父亲绑在柱上,把煤油浇在母亲头上,要她交出哥哥,不说就要在头发上点火。母亲说大哥已经回了学校。强盗说哥哥睡的床上被子还是热的,要母亲说出人藏在哪里。

原来,强盗是从屋顶上下来的。母亲听到房顶上瓦片被踩破的声音,知道房上有人,就叫大哥赶快起来,藏到柴屋里去。

强盗四处搜寻,终于在柴草堆里找到了哥哥,绑着双手蒙住眼带走了。母亲四处奔走,东挪西借,花了大约100担稻子的钱才把人赎回来。从此家里的经济就一蹶不振,经常揭不开锅。

父亲软弱无能,遇事拿不出主意,家里的重担完全压在母亲肩上。高利贷利息压得母亲透不过气来,我们全都失学了。

母亲是小脚,下田却要干男人的活。锄地种麦,耥稻拔草,割麦割稻,什么活儿都干。给稻田戽水,踩水车的总有母亲。这块田戽完要转移去另一块地里,那车轴重将近200斤,母亲和人抬着转移,压得眼珠子都要突出来了。

母亲在地里干活,总把弟弟带在身边。弟弟提个水罐,娘干活怎么受苦看得一清二楚,小小的心里疼娘,又不能为娘出力,只是说“娘喝点水吧,娘喝点水吧”,弟弟求娘喝水,要哭出来了。

娘停下手里的活接过水罐,喝了口又递给弟弟。娘说,肚里没东西,孩子你也喝口水吧。

娘说弟弟肚里没有东西,她肚里就有东西吗?麦子磨了一遍,连皮调了水拍成的饼子叫“一粒麦”,煮一锅南瓜,上边有几块“一粒麦”饼就是干活人的好饭食了。早饭一勺“一粒麦”要煮一大锅粥,锅开了,稍稠一点的碎麦粒积聚在锅沿上。母亲总是把锅沿上稍稠一点的粥舀给孩子,自己喝锅中的稀汤,我们争着把碗里稍干一点的拨给母亲。母亲不许,说我们正长身体。推让中母亲有时会拉下脸来,呵斥我们“不要再烦”。母亲说弟弟肚里没东西,她肚里有什么呢?

一次在倪家潭的河边干活,我和弟弟下河洗冷浴。河里有野菱,我们采了些上岸给娘吃。天热又腹中空空,娘干活时常会头晕。吃了些野菱,娘说头不晕了,肚里也好过些了。河里野生的菱,剥出的仁儿比黄豆粒稍大些,吃几颗能顶事儿吗?母亲是在安慰我们,也可能是心理作用,吃几颗儿子从河里采来的东西,身上就不难受了,甚至心里也舒服了。

弟弟是最小的“细佬”(孩子),一直睡在母亲身边。半夜起来小便,常常发现母亲是醒着的。母亲醒来就睁着眼盘算家里的事,日子再艰难也要过下去的。盘算不出结果,有时就迈着小脚,赶到娘家去和外祖父舅舅他们商量。弟弟到了七八岁,母亲回娘家他总要跟着。母亲说我去去就回,你跟着干啥?舅舅家有什么好玩的?弟弟说路上和娘说说话,作个伴儿。母亲说走路还怕冷静?你别去了。弟弟不依,禁不住磨缠,还是让他跟着去了。其实弟弟有他的心思:去舅家的路都靠河,母亲心事重重赶路,怕她失足跌到河里去,路上跟母亲说说话,不让她想心事,走路会安全些;万一失足跌到河里,他已会游水,也能下河救她。弟弟从小就心细,知道体贴人。

苦日子里还是有欢乐的。过年杀猪就是欢乐的日子。杀了猪猪肉卖钱,猪头用盐腌过,吊在房檐下风干。到了大年三十,早早把猪头在河里洗涮干净,下锅煮几个小时,到晚上便熟了,香气四溢。用方盘端了祭过祖宗,母亲便开始拆猪头。这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围在她身边,像一窝小鸟张着嘴在待老鸟喂食。

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快乐也是最幸福的时刻。母亲撕下一小块肉,塞在哥哥嘴里,再撕一小块塞在姐姐嘴里,一个个轮下去。猪鼻里的软骨和两只猪眼睛不属“统配物资”,软骨归了哥哥,眼睛就归我享用。我曾建议和弟弟各吃一只,说吃了猪眼睛胆子会变大,这是老人们说的,只要躲到门后角落里去吃。弟弟还是不肯吃,两只猪眼睛便全归我了。

看着围在她身边的一张张嘴,母亲脸上有了真正的笑容。不过,这种笑容在她脸上一年才出现一次。

若干若干年以后,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说到过年时母亲拆猪头,大家都记得十分清楚。我说弟弟不肯吃猪眼睛,所以胆子总不大。大姐说你躲在门背后吃了好多猪眼睛,也不见得胆子有多大。弟弟说长大后吃啥肉,也比不上大年三十母亲塞到嘴里的猪头肉香。

日子像黄梅季节多云多雨的天空,总也晴朗不起来。我失学一年,还是母亲借了债(借一石麦子一年后还一石米),让我到城里去读了初中。读了一学期就难以为继,只能辍学。母亲说,级任老师对你挺好,你下学期不上了还要去谢谢老师。母亲带我到了学校,找到级任老师,才知道我因为成绩好得到了甲等奖学金,学杂费全免,就能继续读下去了。到弟弟读中学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未有好转。

一年冬天,母亲去学校给弟弟送棉鞋。弟弟正在上体育课,母亲在操场边等他,见他个儿又蹿高了,身上那件棉袄下摆仅及腰里,双袖只到肘间。棉袄是母亲种的棉花又亲手纺的纱织的土布做成的。我们的衣服鞋子,大都出自母亲之手。我参加工作后,一次早晨叠被子,发现被里上有根长长的头发,作为纬线织在布里了。毫无疑问,这是母亲的头发,因为被里布就是她一梭一梭织成的。

倒不是一个中学生穿一件下摆只够腰间打了补钉的土布棉袄不甚“体面”,关键是难以御寒。上完课,弟弟跑到母亲身边,母亲握住他的手,冰坨似的手上长满冻疮。弟弟笑着,母亲却流泪了。

母亲去找在织布厂做工的大姐。大姐正在恋爱,未来的姐夫一听,立马去买来一件蓝市布棉袄,给弟弟送去。

弟弟穿着那件棉袄读完了中学,读完了大学。母亲常跟大姐夫提起,说那些年弟弟过冬全靠了这件棉袄。棉袄的袖口破了,母亲缝补时对弟弟说,不要忘了你大姐夫,给你买这件棉袄是雪中送炭啊!

四

弟弟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南京农学院植保系。他对读这个专业缺乏兴趣,想一年后报考别的学校。母亲非常着急,也曾以“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之类的话劝导过弟弟。弟弟给我写信,希望我支持他。我回信说,报到时间快到了,不要让母亲生气,赶快去学校报到;如果实在读不出兴趣,明年退学重考也可以。

弟弟也不想太拂母亲的意,还是上了农学院,后来植保专业读出了兴趣,毕业时成绩优异。

南京离常州很近,寒暑两假弟弟都要回家。家里有些事情,都是他来信告诉我的。

我们有个伯父,患肺痨早逝,嫁过来不久就守寡的伯母,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伯母一生信佛,只字不识,《心经》、《金刚经》等却能流利背出。伯母不管家事,种点棉花,纺纱织布,用卖土布的钱敬佛事。家里一直是母亲当家。时间长了,日子过得又苦,伯母难免在背后就有了怨言,甚至说出伤人的话来。母亲听到了也只是苦笑笑,说“好娘娘”(我们都叫伯母“好娘娘”)一个人孤独,叫我们多和“好娘娘”亲热些。伯母体会不到母亲的苦心,反倒要二姐跟了她分家另过。正是家境十分困难的时候,伯母带了二姐另过肯定过不下去,母亲劝她,别人也劝,她才丢了那个念头。

1960年伯母一病不起,身边只有母亲服侍。买药煎药,端汤端水,后来大小便弄在床上,全由母亲洗涮。有一阵病人肚里干热,拉不下大便,母亲便用掏耳屎的耙给她一点点掏出来……

这些都是弟弟写信告诉我的。伯母去世前后,他正放假在家。弟弟信上说,过去好娘娘不能体会母亲当家的难处,背后有怨言,还出去给别人诉说,病后母亲却尽心尽力侍候她。母亲以德报怨,胸襟的宽广犹如大海。

到了60年代,家里的孩子大都有了工作,哥哥教书,大姐做工,二姐当护士,弟弟大学毕业后搞了动植物检疫,我也从工厂到了文艺单位,各自先后都成了家,母亲脸上有笑容了。

弟弟后来成了动植物检疫专家,当了南京动植物检疫所所长,后来又成了局长。

我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尽一点做子女的孝心。

但我们的愿望总是落空,母亲到谁家也只能住十天半月就要回乡下。父亲在世时是这样,父亲过世后还是这样。你要留他多住些日子,她总会说“别留了,再不回去我要生病了”。要是问她:哪个子女家不是您的家呢?为啥就住不下去呢?母亲不作解释,就是执意要回乡下,最多说句“那是我老窝,我还是要回老窝里去”。

其实,母亲离不开老家,是因为老家还有个妹妹。

妹妹读过小学,后来也失学了,一直在母亲身边。成家后,妹夫在外边工作,她带了4个孩子还是在母亲身边。

1958年冬天,工厂招工,我想让妹妹来当工人,给她报了名。妹妹却迟迟不来,村上来个小伙子顶了她的名。妹妹不敢一个人来山西,母亲也不放心她独自出远门。

妹妹就这样在老家当了农民。6个兄弟姐妹,她的境遇最差。

母亲不愿到其他子女身边“享福”,甘愿在妹妹身边受苦。

弟弟烧得一手好菜,家里也温馨舒适,南京离常州不远,母亲也不愿在她最疼爱的“小细佬”家多住,住上十天半月,就会说“不要留我了,再留我要生病了”。

6个兄弟姐妹,家庭境遇生活条件各异,在母亲眼里,“手心手背都是肉”,她选择的是生活条件最差的妹妹,最不放心的也是妹妹。

弟弟说,这就是母亲的伟大之处。

母亲对子女只有付出,从未想过要子女回报。母亲的付出总是超常的。

我在苏州上学时,有一年暑假过后要去开学,家里却连买一张火车票的钱都没有。母亲让我去找当教员的哥哥,从他那儿拿点钱去开学。我背着行李找到哥哥,方知他还没有发薪,只给了一万元(旧币,合新币一块钱)做盘费。我赶到火车站,一列慢车刚刚开走,一列快车就要进站,哥哥给我的一万元不够买一张快车票,只能等下一趟慢车。一个多小时后慢车来了,我买了车票正要进站,听到有人喊我,回头竟是母亲。原来我离家以后,她怎么也放心不下,怕哥哥没有发薪,我拿不到钱,就急忙找人借钱,赶到哥哥的学校,知道我才拿到一块钱,又立马赶来火车站。站在我面前的母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从怀里掏出借来的5块钱,说总算让我赶上了,你去开学我也放心了。钱是从母亲贴身的口袋里掏出的,上面还沾着母亲的体温和汗水。

我们工作以后,根据各自的经济情况,都要寄一点钱回去作家用。有时多寄一些,母亲就叫妹妹写信,说在外边也不容易,农村过日子省钱,以后不要多寄了。兄弟姐妹难得聚在一起,说起母亲,都说她从来没问谁要过什么。让大姐给弟弟买件棉袄,是因为弟弟冻得可怜,她一时实在没有办法了。

五

1985年10月,母亲摔了一交,血压高中风瘫痪了。我和弟弟赶回老家探望,兄弟姐妹一起商量母亲的治疗养息问题。乡下条件不好,我们要她住到城里哥哥家去。母亲还是不肯离开乡下。我们说,您这一病,非但帮不了妹妹,还要她照顾你,妹妹有那么多孩子,还有地里的话,哪有精力来服侍您?你说我说,总算把母亲说动了。进城到哥哥家,请了个保姆照料她。

开始,母亲还能让人扶起,在走廊里坐坐,后来就起不来了。但她的脑子却十分清楚,想得最多的还是6个子女,这家那家,可以放心的是什么?还要操心的是什么?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她这个做娘的还能干点什么?她什么也不能干了,所以她心里难受。

每次回去看望母亲,她总会把自己成天盘算的事一一告诉我。她神智清楚,思维活跃,却只能成天躺着,要她不想事是不行的。我说,你要想就想点高兴的事,不要再为我们操心了。各家的问题,如果因为你成天盘算,多少能解决一点,您就盘算吧;如果您怎么想也解决不了什么,干脆就不要去想了,行不行呢?就说我那两个孩子(双胞胎,有点弱智),你成天想来想去,也不能把她们想得聪明起来,您也就别想了。我们会努力尽自己的责任。母亲说,我知道再怎么想也顶不了事,可我不想还能干什么呢?

1988年5月初接哥哥来信,说母亲近来咽食困难,病体越来越弱,十分思念我和弟弟。

我和弟弟先后赶到常州。母亲见孩子们到了身边,心情大有好转,饭也多吃一些。那几天,我一直守候在她身边,陪她说话。

5月18日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段记录:“和母亲谈人的生死问题。我说,每个人都会到那儿去的,一站站乘过去。母亲说,躺了三年了,快点走了好。我说您还没有到站,有的人想多乘一站都没有可能。到站了,下去了,丢下的只是一个空壳。母亲说丢下空壳壳,变成一道清风了。我说很对,化成一道清风,想到哪就到哪。父亲、祖父母、外祖父母都能相见。我们把你的彩照放大,每家一张,你就和我们永远在一起。母亲说,我生下你们,你们也还有出息,大家都说我有福气,就是这身子不能动。我说,人一生不可能事事称心,总是称心的事少,烦心的事多。老天爷说您有福气,就给您点苦痛。老天爷是公平的。有的人没有福气,倒给他两条好腿。母亲同意我的说法。……啊,母亲,我这是在骗你,还是在骗自己?”

弟弟回来后,我们全家到天宁寺去为母亲做佛事,这是母亲的愿望。

母亲健康时或卧病时,弟弟每年都要赶回去和母亲一起过年。有时下雨,乡下的道路非常泥泞。弟弟的鞋子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他就用草绳绑住鞋子赶到母亲身边去。母亲瘫痪以后,除了过年,平时抽得出身也会赶到常州去。弟弟平时话语不多,在母亲身边话就稠了。他总能从记忆中挖出那些叫母亲高兴的细节,包括大年三十母亲拆猪头时大家伸长脖子张着嘴等肉吃的情景。弟弟通厨艺,年前还做好几个母亲喜欢吃的菜带回去。

在老家,母亲和邻里都处得挺好。她只要离家出门几天,一回家村上的大娘大婶便会赶来看“兴尧家粮”。(大哥叫兴尧,我叫祖尧,弟弟叫国尧,兄弟三人名字的第一个字联起来叫“兴祖国”,当初祖父给我们起名字时,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偶然。)母亲病后进了城,老姐妹非常想念她,乡下有人进城,总会带来她们的问候,名字一念一大串。一次弟弟也在,说娘你出了门那么多人想你,你的人缘着实好哩。母亲笑了,说啥人缘不人缘的,真心待人就是了。

真心待人,这就是母亲的处世原则!

弟弟回去后,服侍母亲的事就由他来做了,端饭送水,翻身擦身,母亲大便干结,他用耳勺给她掏挖……

应该说,从小到大,母亲是我们的人生老师;应该说,在我们之中,弟弟学得最好。

六

1988年11月30日,母亲在床上躺了三年之后,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一年,母亲83岁。

2005年1月10日清晨,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弟弟猝然走了。

这一年弟弟65岁。

是万万没有想到的,6个兄弟姐妹,他最小啊!

弟弟离下岗年龄还有一年多,他就提前退下来了。那时他已是南京动植物检疫局局长,是单位的第一把手。为了把年轻人推上去,他主动提前退休了。

弟弟走了,人们没有忘记他。每逢过年,南京局下属的连云港局、扬州局、南通局、张家港局等的负责人,总要到家里看望弟媳和孩子。局机关下边有个宾馆,过年时宾馆经理烧了三荤三素六个菜送来,说焦局长生前除了支持他们工作,从来没有什么事麻烦过宾馆,后来这位经理调任他处工作,过年还在自己家里烧了菜送来。弟媳跌伤腿部骨折,一些分局领导听说了,在南京公务时顺道去看她。弟媳感慨地说,并不是人一走茶就凉的,我知道,这全是因为国尧的关系。

母亲真心待人,弟弟从小耳濡目染,是照着母亲的样子做的。

母亲只认得自己和父亲的名字,6个孩子的名字,以及“天地人山水火”等若干简单的字。母亲不会讲大道理,也不会教训人,只是用自己的言行,让我们懂得该如何立身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