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四楼

韩振远

明、清、民国500多年,山西商人浪迹天涯,走西口涉大漠,挟轻资走四方,创造了海内最富的商业奇迹,研究者把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称为晋商。

晋商研究者大都认为,晋商有一个由南向北发展的过程,起源于运城盐池附近,然后才向晋中和山西其他地方发展。因为明代“开中制”后,最早得运城盐池之便,从“开中制”获利的首先是运城一带的商人。

运城古称河东,翻阅明代历史会发现,早期最具影响的晋商大都出现在河东,最早崛起的晋商实际是河东商人,盐池才是晋商的起点,河东才是晋商的发源地。这一时期著名的巨商大贾如展玉泉、王海峰、范世逵和王氏、张氏家族都出现在河东。王海峰“动辄万金不以为意”,张氏家族中的张允龄“累资数十百万”。可以这么说,明代著名的晋商大都集中在河东一带。到清代,地瘠民伙的河东地区百姓仍以外出经商为主要生存方式,民国《临晋县志》中有一段话,说明了当时河东人经商热到什么程度,“凡子弟成年,除家无余丁及质地鲁钝者外,余悉遣赴陕省习商”。他们告别家乡,下关陇,走河西,穷玉塞,历金城,入巴蜀,赴吴越,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艰难的足迹,积累起大量的财富。

巨额的商业财富叠垒起了河东的繁荣,明时,他们生活的蒲州(现永济)曾“甲宅连云,楼台崔巍,高接睥睨,南廓以上,别墅幽营,贵家池馆,绮带霞映,关城所聚,货到队分,百贾骈臻”(《蒲州府志》)。河东各县也曾豪宅连片,楼阁庙堂逶迤,这样的场景让人能想象出河东当年的繁华。

仅仅过了几百年,这样的景象在蒲州旧城里已不复存在。一年前,我去蒲州旧城探寻商人遗迹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残垣断壁。当年林立的店铺,豪华的宅院只能从想象中追寻。准确地说,现在的蒲州城只能叫遗址,真正的蒲州城在数十年前就变成一堆瓦砾,只有被岁月摧残成地垅的城墙还在固执地维护着曾经有过的荣耀。蒲州附近,除了张允龄高大的墓碑还藏匿在苹果园中默然叹息外,竟再找不到一点晋商的痕迹。就是在整个河东想找一座完整的晋商宅院也非易事,幸好还有一座万荣李家大院和几座保存并不完整的商家宅院,若不然就只能在断壁残垣、遗址废墟中寻觅商人们的足迹了。

河东又是个传统文化积淀异常深厚的地方,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建在这片土地上。封建社会2000多年,这里曾产生过无数豪杰俊秀,光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就有王通、王勃、柳宗元、王之涣、王维、卢纶、聂夷中、张彦远、司空图、司马光、关汉卿、薛等。400多年前,置身于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河东商人,身上除了浓烈的商贾气息之外,怎能不受儒家传统文化感染,沾一身儒雅之气?

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商人,无论积累再多的财富,心中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在经商致富与读书入仕之间,他们举棋不定,1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像遗传基因一样,早已植入他们的骨髓。对于大多数商人而言,经商只是生活之需,从来没有成为奋斗的理想,修齐治平,功名利禄,才是他们终生的追求。为此,他们可以一辈子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骨子里仍然向往闪烁着理想光环的仕途官场。

我在考察河东各地明、清、民国商人时发现,隔着漫长时光,这种追求仍然像遮不住的呻吟声一样,在他们身后留下的豪宅峻宇、碑碣雕刻间处处流露出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掩饰,坦率得让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商人。500多年间,他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留下了鳞次栉比的宅院、林立高耸的楼台,以期光耀祖宗,福庇后人,500多年后,他们的商业行为已经随着无情的时光被人淡忘,只有这些古老的建筑还在无语叙说着他们的追求和惶惑。站在这些已成古迹的建筑面前,可以看到在财富的辉煌中,名与利,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天上与人间,富贵与惊怵,把他们弄得心事重重,表情复杂,什么都想说,却又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时光如刀,当年华丽的建筑早被割得残破而且缺裂,顶着现代明丽的阳光,满脸灰暗地站立着,像一位执拗的老者,凄凉而又可怜。

山西商人这种复杂的心境和惊恐的神情,在门楼、碑楼、牌楼和护家楼这几种建筑上表现的尤其突出。

门楼

一座宅院无论多么气势恢宏,结构复杂,门楼肯定是最讲究,最精致的地方。

古人说:“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是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把门户看作冠带,是从风水角度来说的,其实门户,也就是我们说的门楼更像一个家庭的脸面,表现出的是这个家庭的气质和文化层次。站在不同的门楼下,会感觉到不同装扮的古人,用不同的神情在注视着你,产生不同的感受。

华贵的木雕垂花牌楼式门楼,一般是官宦人家用的,精致的雕刻,配上朱红大门和两旁威武的狮子,给人以森严的感觉。《红楼梦》里刘姥姥进荣国府,就被高大威严的门楼吓得不敢进去,站了好一阵儿,溜到角门前,堆起笑脸向门吏道了一声“太爷们纳福”,才进得门来。

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低下,商家的门楼大多用青砖砌成,虽然也精雕细刻,高大气派,但从灰暗朴素的色调中,仍能看出主人低贱的身份和卑微的心理。若仔细琢磨上面的图案、文字,商家的心思就都在华丽的门楼上了。

每次走进商家宅院前,首先被精美别致的门楼所吸引,不由得伫立良久,望着上面各种繁复的图案和精美的雕刻,感觉好像一位商人正站在那里,张扬炫耀,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又好像一副不满足的样子,充满了渴望。门楼是商人发财后为自己竖起的一座凯旋门,有必要把信念愿望都用图案的形式表露出来,龙凤呈祥、和合二仙、三阳开泰、郭子仪拜寿、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松柏、兰花、竹、山茶、菊花、荷花、鲤鱼、宝瓶、麒麟、万字不断线,极尽华美地渲染着财富的力量,表露着主人祈求富贵吉祥的愿望。

被装饰图案簇拥的门额更像门楼的眼睛,上面简单的几个字才是主人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主人做人行事的座右铭,把商家理想与愿望深嵌其中,有人说,门额往往宣扬的是儒家伦理观念,看多了就会发现,商家门额所蕴含的深意往往让人捉摸不透。若自以为有学问,不知深浅随意揣测,商贾们说不定会躲在门后大笑小子无知。

走进绛县南樊镇,残破的明清商家宅院让人目不暇接,在一条狭窄的巷道里,几座破败的砖雕门楼像峨冠博带的古人一样引人注目,倒不是因为门楼式样有多别致考究,吸引人的是门额上的字:“无逸所”、“出入以度”、“懋厥德”、“桂兰馥郁”,说实话,当时我一个也没有弄懂,回来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字都大有出处,有的出自《尚书》,有的出自《易经》,深奥的含义远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

转过一道弯,迎面的门楼上是一副木雕家训,旁边是两个大字“忠怨”,两旁有联:图书卷帙清芬远,孝友门庭德泽长。发黑的字迹,工整的雕刻,好像又一下子把人带入一个书香门第,俨然倚门而立着一位饱读诗书的老夫子,若不知道主人的身份,谁能想象这里是个商贾之家。

在另一座门楼上,看到了“以孝肥家”四个字后,我笑了,心想古人竟还有用这种方法发财的,而且如此赤裸裸,查了资料,不想同样大有出处,这四个字竟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之口,本来是八个字相连“以孝肥家,以忠肥国”,把前四个字刻在门额上,简洁明了,很适合商人的身份。

有了这样的门额,虽是商贾之家,浓郁的文化气息已溢出院外,表达的到底是儒,是道,还是佛,不得其解,深奥得让我这自诩为文人的现代人自愧弗如。

万荣县的李家大院始建于道光年间,是山西南部保存最完整的商家宅院,占地125亩,大院南侧式样基本相同的4座豪宅比肩而立,这是李家财东李道升留给4个儿子的遗产,各院门前的青石门墩、石狮、石阶,尽显主人的尊贵威严,足以让外人望而生畏,让子孙刻骨铭心。门额上“谦受益”、“勤补拙”之类的话,分明是说给后代的。门楼下的木雕,无论吉草瑞兽,还是琴棋书画、场景人物,都寓意着平安吉祥、子孙兴旺。门楼下两侧的砖雕家训格言,让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对子孙谆谆教导的长者,“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或疏;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两段《朱子家训》,儒家伦理道德观可见,殷殷舔犊之情可见,留下了这么丰厚的遗产,还不放心子孙以后的人生,真难为老人家了。

从李家大院的门楼上,还可以看出门楼中西结合的嬗变过程。大院的另一位主人李道行(字子用),光绪末年曾留洋海外,在英国格拉斯哥实业专门学校纺织专科学习,宣统二年(1910年),与英国女子麦克蒂伦结为伉俪,毕业后,民国三年(1914年)携妻返回故里。

从金发碧眼的麦克蒂伦在黄土高原深处的李家大院中发出咯咯笑声起,李家大院就有了新的建筑风格。从工业文明的发祥地回到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从大洋彼岸回归到黄土高坡,被新知识浇灌的李道行和他的洋夫人带回来的不仅是一丝新气象,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据说,刚刚回到被中国传统文化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深宅大院中时,活泼开朗的麦克蒂伦张开双臂,结结实实地给留着小辫的老公公来了个西方式的拥抱,结果,不明不白地挨了一记耳光。厚重的巴掌带着呼呼凉风,挟裹着千年伦理,惊醒了懵懂的英国女子,让她一下子尝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味,以后的她,咯咯笑声中不能不带着几分收敛,几分苦涩。

如今走进李家大院,最引人注目的是李子用为夫人修建的那座哥特式西洋建筑,在鳞次栉比,重重叠叠的宅院包夹中,它是个另类,既显得那么特行独立,又那么苍白无助。尖尖的拱顶,垂直的线条显现出浓郁的异国风情,若细看,却会发现它已被中国文化同化,有了最能表现中国建筑特点的门额,文字是:怀德乐善。两旁有对联:三省台前设棋枰欢留朋友,一经楼上藏书籍遗训子孙。三省是指《论语》里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门额下的浮雕则是中国明清民居中最常见的图案,象征多子多孙的葡萄和象征富贵的金元宝。用这样的浮雕和对联,李道行明确地告诉麦克蒂伦他想要的是什么。

按照中国传统习惯,麦克蒂伦在李家被称为麦氏,在成为李家儿媳妇的同时,也成为一个被三从四德伦理纲常束缚的女人。丈夫特意为她买来的那架钢琴还在叮叮当当地响,流水落花,残阳如血,在动听的音乐声中,麦克蒂伦的思绪不能不飞到英伦三岛。1918年9月12日,麦氏用4年时间给李子用生育二男三女5个孩子后,在满眼的高墙峻屋中去世,年仅28岁。

还不足百年,黄土高原的风沙已经让那座哥特式门楼有了与大院里的所有旧宅一样的颜色,如同麦克蒂伦当年不可改变的金发碧目一样,尽管她早已向中国传统文化归降,却不能改变那一副天生的模样。

走过河东许多商家宅院,从一座座门楼上,我好像看到了商人们矛盾的心理,经商本该以追求财富为最终目标,偏偏把门楼弄得如此雅致,分明是要告诉每一个过往的人,这里除了财富还有精妙高深的文化,即使进入民国后,建筑形式中西合璧,这种心结仍不能解开。再看门楼上的匾额,好像一位披金戴银又一身儒雅的财东站在那里,用一种复杂的表情凝视着过往的人。

碑楼

明、清、民国时期,中国是一个碑碣林立的国度。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富商阔佬、文人学士、走卒贩夫,生前无论伟大还是渺小,荣耀还是落魄,死后能流传于世的,只有一块刻着文字的青石,即使他们的亡灵已被超度到天国,骨殖已化为黄土,碑碣还尽职尽责地把他们的名字留在人世,让子孙去追思,让后人去解读。

在寻访明、清、民国商人的几十天里,除了那些残存的深宅大院,我看到最多的就是躺在旮旯里的墓碑。与深宅大院相比,这些墓碑没有直观的让人赞叹的荣耀,岁月早就把商人的财富吞噬得无影无踪,只有带着一身荣华的大院,还在固执地坚挺着当年的身姿,即使被风雨剥蚀得满脸沧桑,仍然是活生生的,不时用气派华丽阐述过去的事情。墓碑却没有这份幸运,从被掀翻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过去的体面,无论记载的事情有多重要,人物有多了不起,都只能随着碑碣本身的落魄被人淡忘。因而,当我看到那些华丽无比的碑楼时,不由地感叹,原来,为一通碑也可以竖起一座宏丽的建筑,用石刻文字记载历史的碑碣与高大巍峨精雕细琢的建筑结合,表现出的历史似乎更加生动,展现出的财富似乎更加绚烂。

碑楼又称为碑亭,是保护碑碣免受风雨侵蚀的亭状建筑。10多年前,我还在文物部门工作时,曾考察过一座碑楼。初冬的中午阳光明媚,几位老人悠闲地坐在巷里享受着阳光的温暖,还没来得及向老人们打听,那座碑楼已如同戏台上的老生般,一声叫板,抖擞着髯髯长须,闯进了视野,在满村的鳞次栉比的房舍中显得格外高大,用被岁月蹉跎成土黄色的身驱告诉看到它的人,这里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出过一位富有的商贾。

我站在下面举头仰望,阳光把它与天空连在一起,耀得人睁不开眼。等用晃花的眼睛再看上面精致的砖雕时,一幅幅图案仿佛都活了,带着一身的富贵翩翩起舞,就要扑下来与人拥抱。

村里老人孩子都把这座碑楼叫“花碑楼”,它确实“花”,砖雕的莲花、牡丹逼真精致,努力用娇艳的花朵装饰出一个富贵世界。

碑楼的主人姓樊,名紫薇,字帝室,乾隆四十四年(1780年)出生在猗氏县(现临猗县)东姚村一个贫寒之家。3岁丧母,靠外出乞讨和邻里接济为生。8岁时,进私塾读书,一年没读下来即失学。9岁时被送到曲沃一家商铺当学徒,不久便被辞退,又被送往陕西一家店铺熬相公(当学徒)。在这家店铺,樊帝室起早贪黑,苦熬岁月,时间一晃就是10年,命运好像始终不肯眷顾这位苦命的农家子弟,眼看过了20岁,樊帝室仍孑然一身,若这样过下去,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

几年后,樊帝室靠省吃俭用攒了点钱,他觉得再也不能这么熬下去了,听说许多晋中商人在归化(呼和浩特)那边发了大财,他动心了,毅然辞了柜,渡过黄河,先回到家乡告别了父亲,只身向北,走过杀虎口,来到了归化。当时的归化城内,聚集了大量旅蒙山西商人,这些商人西去包头,北上恰克图,穿行在大漠之中,用一队队骆驼将内地的食盐、铁器、茶叶和布匹运往草原。这是个令人畏惧的行当,樊帝室却从中看到了希望,用自己仅有的一点银子购买了几匹骆驼加入了驼帮。从此成为驼帮的一员,跟随驼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茫茫沙漠中往来于归化和恰克图之间。赚来了银子他一点也舍不得乱花,又去购骆驼,他的骆驼在不断增加,驼队越来越长,越来越庞大,几年之间,竟达到了999峰。樊帝室的驼队在归化城出了名,商人们但有货物需要运输,纷纷来找樊家驼帮。

致富后的樊帝室异常节俭,对老父亲却供奉丰厚,唯一遗憾的事是不能奉养已作古的母亲。对于子孙,他并不强求去读书做官,而要求他们都要学会一种技艺,作为以后的立身之本。几个堂侄家徒四壁,樊帝室出资,让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意,几年后,堂侄们的生意都有赢余。又乐善好施,碑楼内的《樊帝室墓碑序》中说:“公得财虽艰,而用财不吝,近而邻里借贷并不计息,歉岁更乐于赈施,远而南蛮北狄,焚卷安故友之心,散财延穷人之命,兼之建庙宇助军饷修桥路捐赀俱无难色,彼世之私所有而甘为守钱虏者闻公之风,亦可少愧矣。”这可能才是这座“花碑楼”立于村头百余年不倒的真正原因。

奇怪的是,墓碑上写的却是“乡饮介宾国学生帝室樊公之墓”,让人弄不清这个樊帝室到底是个做什么的,不细看碑文,还以为是个达官贵人呢。看来,樊帝室到底没脱封建时代商人的桎梏,也曾花钱为自己买了个功名,直到死后,仍以自己是个生意人为耻,令他感到荣耀的反倒是这个花钱买来的介宾国学生。

其实有了这座“花碑楼”,享受哀荣的商人叫什么名字,当年做的什么生意,有多少财富已无关紧要。这座碑楼会尽职地延续他的荣耀,述说他的故事,尽管简单,尽管是另外一种方式,却让他在许多年后,还能继续为人所知。

据村人说樊氏后人当年修这座碑楼时花费颇多,工程浩大,专门在村西开了座窑场烧砖,各地能工巧匠云集,精雕细刻,所有砖缝全部用糯米汁勾过。两年多后完工,正赶上樊帝室三周年冥日,樊家摆了流水席,周围各村百姓谁来都可大吃一顿,那几天简直是村里的节日。

再见到同样华丽精致的碑楼是在去年考察明清商人途中。田野里,即将成熟的山楂红彤彤一片,如同火红的花朵一样,正在赞叹之际,那座古老的石雕碑楼好像悄悄走过来,不动声色地站在面前,在热烈的山楂树之间,那青灰色的驱体带着几分肃穆,把遥远的过去展示给我们。古朴典雅、秀美大气的碑楼,给田园风情增添了些许雅拙朴实、脱俗越尘的儒雅情趣,构成一幅自然天成、灵动雅致、幽静秀逸的田园画卷。

这是一座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德寿碑楼,一色青石雕就,4根石柱撑起的楼顶斗拱飞檐,看上去精美华丽,又极有气势。10米高的亭体巍峨壮观,在遍野的山楂树间显得分外气势恢宏。

这座矗立200多年不倒的碑楼,是修给一位叫靳硕德的商人的。早在明万历年间,绛县槐泉村靳家就富甲一方,在山西、河南各地都有靳家字号,据传靳家每年都有镖银从河南运回,每次都有二三十驮银子,有一年镖银运回无处可放,东家竟给伙计说,让他们驮回去吧,咱这里没地方放了。靳家世代亦官亦商,延续300年之久不衰,土改时,靳家一次捐出1000石粮食。这样一个大财东,在村里人望竟很好,这座碑楼的落款是:南北街合村仝立。

读罢碑文,只觉得那高大的碑楼,正在用一种孤傲的神气,在娓娓述说着当年的富足。

及至看了乔寺村清代盐商周万忠巨型碑楼后,我才明白自己是少见多怪。

远远地望那座碑楼,我以为自己看见的是一座巍峨的高楼,我没有想到碑楼竟能建得如此高大,高大得出乎人的想象。

整个碑楼竟有12米宽,20余米高,在蓝天白云下,像一座高楼,然而它所带来的古朴之气分明在四周的绿树间氤氲,仔细看,又被它的精美别致所折服,单看顶部,你会以为那是一座华丽的宫殿,看下面的砖雕,你可能又会以为那是一座极尽华美之能事的影壁,但下面接连7个碑室,又会告诉你,这确实是一座碑楼,看了这样的碑楼后,你会见识中国古代砖雕艺术的美轮美奂,感叹仅凭一块块青砖,竟能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涵,产生如此强的感染力。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生动的花卉,精妙绝伦的纹饰,让人看了之后除了赞叹,再也无话可说。

碑楼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当年,修这样一座碑楼肯定是一项浩大而又旷日持久的工程,巨大的费用决非一般商人所能承受,这是一幢用巨额财富垒起来的碑楼,一座充满着能工巧匠智慧的碑楼,一座代表清代砖雕艺术水准的碑楼。享受如此哀荣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

如果爬上高大的台阶,一通通碑看去,你会被碑文上那赞美的文字和俊逸的书法弄得眼花缭乱,好容易看完了,会发现所有的溢美之辞和精美雕刻都在印证一个商人的奋斗历程,此时,整幢碑楼会散发出一股逼人的富贵之气,这种气息从道光年间一直弥漫到今天,站在碑下驻足仰望,只感到卑微之气袭遍全身。

清代商人周万忠用这么一座豪华美丽的碑楼,让后人记住了他,用这么一种特殊的形式,把清代的荣耀延伸到了今天,然而,人们记忆更深的还是碑楼本身,商人周万忠只能深藏在碑楼里尴尬地微笑。

碑楼太华美了,当财富演变成物质时,人们需要的往往是物质,当周万忠把巨额财富叠垒成一幢碑楼时,人们就只记住了碑楼,没人知道周万忠长什么样,甚至没人知道他做过什么,只知道他是个商人,尽管他一定是位了不起的商人。

此前,我刚看到过著名的司马温公神道碑楼,当时曾想,以司马光的身份确实应该享有那么高大典雅的碑楼。看到这座碑楼,才知道文人的高雅在商家的富丽堂皇面前,只能叫简朴,文人的骄傲在商家逼人的富贵面前,只能叫穷酸。

在以后的考察中,我又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碑楼,在分辨上面的文字,欣赏精美的雕刻时,我感到,在这个世间,真正容易被时间湮没的,其实是令千万人趋之若鹜的财富,才过了几百年,富商们留在世间的就只有碑楼上的那几行字了。中国是一个商不入史的国度,尽管多数商人同样也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观念挂在嘴上,历代帝王却从来不屑于让商人与他们一同躺在历史的棺木中,刻在青石上的那几行简单的文字,往往就成了商人们留在人世的最后一样东西。那是子孙对先人的盖棺定论,把对祖先的怀念全都化作毫不吝啬的溢美之词,因而,墓碑上的文字其实是对商人们唯一的赞美。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足以慰藉,对辉煌一时的富商们来说,岁月仍然显得太残酷了。一生精明的他们,在人生与历史的交易中最终亏了大本。

牌楼

考察山西明、清、民国商人期间,参观过不少宅院、寺庙,徜徉其中,或欣赏古建的精美,或体会宗教的神秘,沐浴在殷殷古风之中,无不发怀古幽情。只有一种古建筑,看完后,心里只感觉堵得慌,像目睹了一次残忍的施刑过程,几天过后心里还隐隐作痛。

从苍翠的中条山下经过,不远处两座高大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蓝天白云,原野苍翠,两座建筑一前一后,像两位身材瘦削的女子孤独地站立着,用灰暗的色调和抑郁的神情,无语诉说着曾经的苦楚。

这是两座牌楼,因为建在永济市东姚温村西,人称东姚温牌楼,西面的是一座石牌楼,建于明祟祯元年,东面的是一座砖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两座不同材质的牌楼,像两位身份不同的女人,各怀心事地注视着远方,思念着永远也不会归来的亲人。

牌楼,又叫牌坊,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建筑形式,由门棂演变而来,多为古人感念有功之人或事修建,意在褒扬功德,旌表节烈,有人把牌坊称为中国所特有的个人纪念碑。按照儒家的忠孝节义,牌坊分忠字坊、孝字坊、节字坊、义字坊四种。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贞洁牌坊。封建社会倡导“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常秩序,若妻子不为丈夫守节,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汉、唐时期,民风开放,对女子操守尚不苛求,女子再嫁也不以为耻,唐玄宗甚至可以娶儿媳妇做妃子。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兴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对女子贞操要求愈发苛刻。理学家朱熹、吕祖谦的《近思录》有言,问:“人或有居孀贫穷无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此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封建社会妇女的枷锁,不知有多少红颜女子因为这句话苦守空房,苟活人世。明朝初年,朱元璋曾诏令旌表节妇,“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贞洁牌坊就是这种奖励制度的产物。据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旌门法式中所述:“旌门之式,旧最繁重……皆官为建造也,今制应旌表者官给银三十两,听其家自建。”东姚温村的这两座牌坊究竟是谁修的,发生过什么故事,上面并未刊刻,查《永济县志》也一无所获,守了一辈子寡的两位女人,一生的慰藉就是这两座牌坊了。

离开东姚温,我又看到了一座牌楼(坊)。在绛县南樊镇满街铮亮的新房夹缝中,那座牌坊像一位衣着华丽,却一脸苦楚的女人,诉说着百年前的遭遇。细看,又不禁被她的巍峨精致慑服。三重飞檐若展开的翅翼,若一只大鸟般,好像就要从祥和的蓝天上扑下来。牌坊高达12米,最上一层正中间的“圣旨”两个字,彰显着这位节妇曾经有过的荣耀。牌坊是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词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融古人的生活观念、道德观念、民风民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这座牌坊好像决心把这些功能都演绎到极致,每一重石刻都精美绝伦,每一重雕饰都极尽华丽,戏剧场面,花鸟瑞兽,玉瓶香鼎,重重叠叠延伸下来,该主角出场了。一层通栏刻着:“诰封中宪大夫贾凝瑞之继妻李恭人节孝坊”。如此隆重热烈的场面,出来的角色却连名字也没有。最下层正中雕有一组人物,几个待女簇拥着一位老夫人,两旁各有凤凰、牡丹图案陪衬,想来这位老夫人就是牌坊的主人李恭人了。

这座牌坊4柱3门,立柱上的楹联竭力旌表李老夫人的孝贤贞节,一副是:“孝竭龙盘铭重性,清台凤举仰高风”,一副是:“苦心宜吟潘岳赋,澄心不愧孟效诗”,上方的匾额上分别为:“冰雪齐洁”、“松筠比贞”,看完两副对联,一位苦心守节,忍辱负重的节妇形象呼之欲出。

这些似乎都还不足以彰显李老夫人的高节,牌坊东侧另建有一座碑楼,用一通通碑,一副副文人题联,真、草、隶、篆各种书法,颂扬李老夫人的忠孝节烈。

至此,一位节孝贞洁的老夫人,终于带着一身的珠光宝气走到了台前。

贾家原籍在河南洛阳贾家庄,明崇祯元年来到南樊谋生,一开始靠做小生意为生。到第6代发展成为大商户,从此亦官亦商,子弟多步入仕途,清代乾隆年间,第7代贾凝瑞贡授詹事主薄,中宪大夫,官居四品。继妻李氏出身名门望族,自幼熟读诗书,乐善好施,贾凝瑞英年早逝后,李氏才19岁,立志守节不嫁,独立支撑门户,抚养子女,几十年如一日,最终使两个儿子都走上仕途。李氏病逝后,嘉庆皇帝大加褒赏,下圣旨旌表。嘉庆八年(1803)10月题准为李氏修贞节牌坊,第二年11月牌坊落成。

如今站在这座巍峨的牌坊下仰视,一组组的人物、花草好像都化成了一段苦涩的光阴,一道道雕刻好像化成了时间的皱褶。阳光照耀在牌坊顶端,晃人的眼睛,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一位红颜少妇在声声唉叹中,渐渐变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再看那牌坊,感觉分明就是用女人的辛酸、无奈和艰辛做材料,和着女人的眼泪做成的。

李氏因为养了两个有出息的儿子,被立坊旌表,不知还有多少像李氏一样苦心守节的商人妇,因为丈夫创业未就被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旧时,中国各地方志中都有《烈女传》,民国《闻喜县志·列女传》中也记载了许多商人妻子。

小祁村张国彦,妻赵氏,年二十,国彦贸易出外,十年无音讯;

胡城村薛氏,张学优妻,于归三年后,夫贸易河南,遂殁于外;

三合巷叶氏,李步丰妻,年十八于归,甫数月,夫出贸易,遂殁于外;

东乡西村行氏,张洋妻,字洋未嫁,洋贸易远方,殁于外,行氏年十七岁;

仁和巷程氏,叶玉堂妻,年十八于归,甫十日,夫即外出贸易,越二年,夫以病归,抵家不数日,卒,无子女;

东宋村马氏,王思忠妻,年二十,夫外出不归;

东韩村郭氏,宋三畏妻,年十七于归,甫半月,夫贸贩金川(今陕西安康),音讯杳绝;

上头地鲁氏,卫述瑗妻,十七而嫁,二旬而夫远贾,遂殁于外;

叶氏,任玉耀妻,于归甫十日,夫出外贸易,三年无音耗,后闻病殁。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丈夫外出经商时,这些女人年龄最大的也没有超过20岁,新婚后相聚时间最长的3年,最短的才10天,从此便是漫长的等待,与绛县南樊镇那位贾氏一样守了一辈子寡。更可怜的是那位订了亲还没过门的行氏,一辈子独守空房就为了“节孝”两个字。中国封建社会是个男人的社会,虽然每个成功的商人背后,都有个厮守家乡的女人,但除非女人们贞操节烈得足以彰显纲常伦理,否则只能默默无闻被时间湮没。

知道了这些女人的遭际,再看这座牌楼,感觉它更像一个标识,一个象征,代表着封建社会所有女性的共同命运。

那天阳光明媚,牌坊下,村里几位女人缓缓走过,没有人像我一样惊奇赞叹。21世纪的牌坊只是一段历史,一种景致,供像我这样的人去感叹。

护家楼

每次走进残破的明清富商宅院,望着倾斜的砖墙,坍塌的屋顶,总有一种凄凉的感觉。所有的雕刻、门匾,好像都是一副无助的样子,在瑟瑟发抖。

封建社会的商人无论曾经有过怎样辉煌的业绩,多么富贵荣耀,始终是个怪物。中国传统文化实际是一种农耕文化,不光抑制商业发展,而且并不保护商人利益,封建皇权决不允许哪一位商人的荣耀在王土之上灿出光彩,世俗之见也常常对商人的财富虎视眈眈,在社会动乱、战争频仍之际,商人的财富就像一块不设防的肥肉,随时都有可能被张着血盆大口的社会吞噬,看似豪华的大宅院其实是风雨飘摇的孤岛,随时都有可能被淹没。高墙峻宇正是富商们怯懦心理的体现,有时候,远远地望见一座大宅院,会不由得想起他们战栗蜷缩的身躯。

看到几座护家楼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西下冯村是我并不陌生的地方,在鳞次栉比的农舍中,那座高大的护家楼像个巨人般突兀地进入视野,走在村巷中,只觉得楼上黑洞洞的窗口如同一双警惕的眼睛,紧盯着过往的每一个行人,高耸挺拔的楼体绷直了全身肌肉,拳头攥得格格响。渐渐走近,护家楼的表情好像渐渐发生变化,黑黑的窗口空洞茫然,现出了怯懦的神情,被风雨吹打成土黄色的楼体,像一位站在田野里的庄稼汉一般,一副底气不足的样子。

走近了看,楼体足足有5层楼房那么高,最下层是一道小小的拱门,门扇用厚厚的铁皮包裹,上面圆钉密布,厚重结实得非常人所能撼动。门内有个深达数米的大坑,里面填有生石灰,家人躲进去后,抽去盖板,便成为一个机关,不知情的人贸然闯入,会掉进坑内呛死。二层与相连的房顶贯通,看来当年整座宅院就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最上层雉堞之间,建有一座造型别致的小屋。遥想当年,站在这样一座护家楼上,方圆三五里之内出现什么异常情况,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拥有这样一座护家楼的肯定是家产万贯的大户人家。楼下的院子是村委会,一位老者等在那里,他叫杜学诗,72岁,曾经当过医生,是这户人家的后人。据他介绍,曾祖父是个乡村秀才,靠教书维持生计,家庭异常贫寒。祖父杜月桂生于清光绪年间,少年时即开始走村串巷做小生意,后来在西安熬相公,当掌柜,生意渐渐做大,在西安、蒲城、解州等地都有自己的店铺,另在北京开有一家鞋帽店。发迹后,在家乡广置田宅,有土地四五百亩,骡马40多匹,雇佣长短工20多人。此时已进入民国,杜月桂共有4个儿子,老大少亡,二儿子杜宝和北京朝阳政法大学毕业后,任闻喜县法院院长,四儿子杜宝仁黄埔十一期毕业后,曾在甘肃天水任上校团长,老三杜宝太在家主持家务。

见我更对护家楼感兴趣,老人说:这楼建于1937年,和我一般大,当时二战区七支队、八支队和土匪经常骚扰,主持家务的父亲购买了枪支组织家人护院,又决定建一座护家楼,请的是河津匠人,盖了整整一年,没想到楼刚建好,日本人就来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六月初八,日本兵闯进西下冯村,先杀死了好几位村民。听见枪响,一家人惊慌失措地躲进护家楼,刚上楼,外婆突然想起正房桌子抽屉里还放着几颗护家用的手榴弹,又下去取,这时楼上的人已能听见日本兵在巷里哇啦啦喊,真为外婆捏一把汗。多亏外婆胆大,手脚麻利,刚上楼日本兵就进了院子,在房里折腾一阵,把那张桌子抬到巷里给村民开会。现在想,如果日本人发现了那几颗手榴弹,全村人还不都跟着遭殃吗?

巷对面的一个门楼下坐着一位老汉,呆呆地朝这边看,杜学诗老人朝他招招手,那位老人70多岁的样子,也是杜家后人。杜学诗介绍:他一辈子就在村里,比我知道的多。那位老人缓缓走过来,一声不吭,蹲在村委会门口,杜学诗说:市里有人来了,想了解情况。等我们问起杜月桂的几个儿子时,老人满脸惶恐,像个被提审的犯人,结结巴巴说:他们历史不清白!

同行的人都被老汉的话震惊了。已经过去数十年,这位富商的后代还在用惶恐的心理为祖先的财富赎罪。我在采访晋商后代时,已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临猗富商王万年、王东顺的后人,提起曾经辉煌过的祖先,都还是一副诚惶诚恐样子。

直到我们离开时,那位老人仍没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看得出,几十年来,祖先的财富带给他的始终是罪恶感,高耸的护家楼并没能保护杜家后人,反倒成为老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绛县南樊镇的一座农家院落里,我再次领略了护家楼的气势。

明、清、民国时期的南樊镇是个富商迭出的地方,至今镇内遗存的豪宅依然随处可见。其中保存最完好的就是这座护家楼。走在石板铺就的巷道上,望着两面不时出现的旧宅院,旧时商家的气息已洇满了脑海,再看见这座护家楼时,就没有了在西下冯村时的突兀感。一座农家院里,牡丹绽出娇艳的花朵,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安祥地坐在一旁,蓝天白云,凉风吹彻,显现出乡村特有的宁静平和。盯着那座护家楼看了一会儿,就感到一种气息在扩张着,渐渐改变了四周的气氛,那是一种财富独有的霸气,横冲直撞,不由分说地占据了人的头脑和周围的空间。

还是那么没有道理的高大挺拔,土黄色的砖墙像一张严峻的脸,冷冰冰地面对着下面走过的每一个人。没有农舍的温馨,没有茅屋的质朴,仿佛生来就是让人畏惧的金刚。这座护家楼建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三间面宽,二十几米高的墙面上,除了底层开有一道门、两只窗外,只在高处正中有个圆形的孔,匾额上三个大字“居之安”,透出这座护家楼一脸冷漠的本意。可能在主人看来,想在堆满财富的豪宅里安稳居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门同样异常结实,外面的门栓看起来平常,实际插销上有道浅槽,插上后,老太太递上一把老式钥匙,任我使尽浑身解数硬是挖挠不开。门后的机关更多,横的竖立的多达十几道。然而,再高耸的护家楼,再结实的门,再多的机关,依然没能挡住家族的衰落。当大厦将倾,时事变迁时,护家楼,大门、门栓只是一种摆设。

临猗县北马村富商王东顺的门房本身就是个护家楼,也是我看到过的保存最完好的此类建筑。至今走在村里,仍能感到它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高大巍峨的楼体,土黄的色调,精美的砖雕,炫耀着当年王家富贵的同时,好像至今仍在睨视着周围新建的农舍。

王东顺的父亲王甲山,绰号毒药罐子,晋南一带方言把干活下死力,做事有心计称作有毒气,王甲山正是这样的人,因字贯之,人称毒药罐子。说王甲山干活毒,毒到什么程度?笔者采访他还健在的孙媳妇时,这位80多岁的老太太讲了王甲山是怎么干活的。

晋南是产麦区,每年五六月间收麦子是庄稼人最繁忙的季节,一般要连续忙差不多一个月,期间最害怕的是下雨。王家土地多,王甲山又是那种毒药罐子性格,望见黄澄澄一片成熟的庄稼,恨不得一下子就把麦子全装进囤里。收割小麦是很重的体力活,一般人白天劳累一天,到晚上能累得趴下。那种毒气个性,让王甲山好像浑身都是力气。每天,他只允许自己睡一根香的功夫,怕误了时间,睡觉前在身上插一根香箸,等香箸燃尽,烫到皮肤时,立刻爬起来再去干活。

到儿子王东顺手里,王家开始经商,在山西、陕西两省开有商号数十家,其中有当铺、钱庄、烟房、药店、点心铺。民国成立后,军阀连年混战,王东顺凭着与父亲一样的苦头和精明灵活的头脑,苦心经营,生意反而达到极盛期。十几年间,北马王家已是临晋县最大的财东。据说,每隔一段时间,王东顺都要派两名忠实可靠的伙计往北马村送银两,两位伙计都是贫民打扮,赶着毛驴,甲送的收据由乙带去,乙送的收据由甲带交送,两相制约,免生弊端。十几年间来回往返不计其数。

上世纪30年代初,王家花7万块大洋从晋中灵石县购来一座完整的四合院,车拉骡驮运回来,照样建成后,恰逢晋南一带兵祸连绵,土匪横行,眼看几代人一砖一瓦积累起的财富不保,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建起了这座护家楼。

高大结实的护家楼给人以壁垒森严的感觉,王东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过了10多年,这座护家楼便不攻自破,王东顺本人也被乱棍打死。现在看,这座护家楼不光把王家的荣耀延续了70多年,也把王家的惶恐心理延续了70多年,雉堞间的枪眼,墙体上的圆孔,如同一双双的眼睛,70年来就这么一直圆圆地瞪着,空虚而又无奈,默默表露着当年险恶的商业环境。

辉煌了500年的山西商人终于无奈地谢幕了,护家楼是他们最后的道具,在明、清、民国商人留下的众多遗迹中,护家楼可能是最雄伟的一种,然而却没有古关隘的激昂,古城堡的壮烈,在世俗的重围中,一开始就战栗迷惘,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