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慈母

王 峰

母爱,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浓墨重彩用尽最美好的词汇来赞颂、讴歌。“孟母择邻”、“岳母刺字”,在我国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我的母亲李梅果(1906年3月——1990年11月28日),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主妇,当然没有“亚圣”、“民族英雄”之母和革命先辈那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胸怀。然而,她那慈祥、善良、纯朴,对子女无微不至地呵护、关爱和明理育人的良母形象,却永远留在我的脑迹。

一

母亲是个苦命人。她30岁那年,我父亲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一个年轻的寡妇,拉扯着我们4个年幼无知的孩子过日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那时我仅4周岁,哥哥7周岁,弟弟2周岁,妹妹还在母亲的腹中尚未出生,又逢乱世。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的铁蹄踏进河北大地。国民党军队南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尚未建立。在我们家乡——冀中平原这片土地上,形成“政治真空”。“有枪就是草头王”。散兵游勇、土匪恶棍,横行乡里,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绑票勒索,闹得人心惶惶。一些大户雇人看家护院,有的还买了枪支弹药,我家不是大户,雇不起人,没此条件,也没必要。然而,母亲悬着的心怎么也放不下,担心我们三个男孩子被绑架。因为我父亲在世时是个商人,受雇于上海一家皮庄给东家当“掌柜的”,也叫“经理”,挣了些钱,盖了处在全村来说最好的房子。他死后,留下的钱母亲不敢在家存着,就交给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入股做买卖,后来说“爆了股”,赔光了,实际是被人骗了,一下子家底就空了。可是在外人眼里,我家还是个殷实户。母亲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兵荒马乱的,有点准备好。”为防不测,母亲把我舅叫来,悄悄把院内用砖垒的上房梯子改造成暗室,伪装好出入口。每天晚上,她把我们哥仨藏在暗室睡觉,嘱咐我们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也不要怕,不要哭,不要说话更不准大声喊叫。自己一人扛着不测事件的发生。这种勇气、智慧和对孩子无私奉献的精神,令我终生难忘。

记得我上小学的前一年,左腿上长了块疮,烂了个窟窿,很疼,一瘸一拐地走不了路。母亲又心疼又着急。那时缺医少药,本村无人能治,她就背着我到三里外的邻村小士庄求医治疮。母亲缠足小脚,又背着四十多斤的我,实在吃力,没走一半路程就气喘嘘嘘,汗水淋淋,脚痛得迈不开步了。我心疼娘,硬要下来自己走,试了试,疼得走不了。我俩只好坐在路旁休息了一会儿,母亲咬咬牙,又把我背起来,继续往前走,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那位治疮医生的家。就这样,三天去一趟,一连去了三、四趟,我腿上的疮才好了,母亲才笑了。至今,我腿上还有这块疮疤,每看到它,就想起恩重如山的慈母,想到她为我们吃的苦、受的累。

二

母亲是个文盲,居家过日子,深知做“睁眼瞎”的难处,下决心让我们几个孩子尽可能的上学读书受教育。她常说:“再苦再累也得供你们上学。”

哥哥在本村小学毕业后,为了让他继续上学,母亲把我和弟弟、妹妹托给一位可靠的大娘照管,带着哥哥去了北平(那时北京叫北平),找到那位骗了我家巨款的人,寒喧几句后,开门见山地说:“那钱,赔就赔了吧,做买卖,哪能光赚不赔?不过得求你件事,这孩子就交给你了,供他上学,中学、大学,一直供到底。”那人一听,不知是良心的驱动还是心虚理短怕吃官司,也很痛快,满口答应,说:“好,就按你说的照办。”从此,哥哥就在北平育德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北平解放前夕,他同一批青年学生一起,出城进了解放区,投奔共产党,在正定联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华北供销总社工作。

送走哥哥后,为了我能上学,母亲操的心也不少。开始我是在本村(束鹿县裴辛庄)上的小学。我村属解放区,但距日寇统治的辛集镇仅八里路,敌人经常来扫荡,抓人、抢粮、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学校发给了每个学生两种书,一种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编印的抗日课本,一种是日伪政府的课本。平时读抗日课本,敌人来了就把抗日课本藏起来,拿出日伪课本放在桌上装样子。1942年日寇对冀中解放区发动大扫荡,环境越来越残酷,村里的学校被迫停办了。那年我才十岁,正上三年级,没学上了,辍学在家两、三年,帮娘做些轻微的劳动,学纺线、锄地、拾柴禾。虽然减轻了母亲一些负担,可母亲并不高兴,而是心急火燎地到处奔波求人情,托门子,好不容易在辛集镇给我找了个能寄宿的小学校,上到初小毕业。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共产党重教育,办学校,区政府所在地的小士庄有了完小,母亲让我到小士庄上学,这时我已娶了媳妇,她也愿意去上学,跟母亲一商量,她爽快地答应下来,说:“上学念书学本领是好事,就一块去吧。”当时,在我们这一带,闺女上学的倒是不少,新媳妇和丈夫一块上学的事是独一份,立刻轰动了全村,成为街头巷尾乡亲们议论的佳话。我们俩在小士庄完小毕业后,我考上了束鹿师范。那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用人单位很多,我还没毕业就被县团委选去当了干部,后来成了河北省小有名气的记者、作家。媳妇报名参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了。

弟弟小学毕业后,不想给母亲增加负担,毅然决然报考了县保险公司,参加了工作。家里只剩下妹妹跟娘作伴了,妹妹小学毕业后要考辛集中学。这一回,母亲犹豫了,说:“都去了,谁跟我作伴?”妹妹说:“我先去试试,考不上就回来,考上了再说。”妹妹在母亲的教育影响下,学习一直很用功,辛集中学是省立重点中学,能考上这个中学是不容易的,可她就“一箭中的”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母亲见到妹妹的入学通知书,又高兴又舍不得她走,但终于还是同意了。母亲省吃俭用,供妹妹高中毕业后,又让她考取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定县一中当教员,后又调到省会,在河北教育学院任教,被评为副教授,一直工作到退休。

三

怎么做人?怎么处事?母亲的言传身教,也一直影响着我的一生。我和妹妹都记得,我们小时候,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小孩子,出劲长劲,别惜力气。”教我们要爱劳动,不怕吃苦。在家里,她总是支派我们扫地、擦桌子,干些家务活;农忙时派我们到地里拔草、锄地、摘棉花、瓣玉米棒子;秋后让我们去捡柴火,备好一冬做饭取暖的燃料。有一年麦收刚过,母亲留了一块儿地种山药,派我和弟弟去买山药秧子。我村没卖的,打听到六郎营北边那个村子有,一天吃过早饭,我和弟弟各背上一个筐,就去那村买山药秧子。刚出发时,天气晴朗,烈日高照。回来时我们背着山药秧,刚过六郎营,路过一片大坟地时,突然狂风怒吼,电闪雷鸣,黑呼呼的乌云从东北方向迅速压到头顶。顷刻,瓢泼大雨哗哗地下起来,平地顿时成了一片汪洋,看不清路了。我俩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往回赶,凭着路熟又不太远,午饭前后回到了家。母亲早在门口等候多时了。见我俩淋得像一对落汤鸡,心痛得流下了眼泪,忙从我们背上把山药秧取下,催我们快回屋,一边帮我们脱湿透的衣服,替我们擦身上的泥水,一边说:“快暖和暖和,别着了凉,感冒啦!”

还有一次做饭,母亲让我烧火。这活我是第一次干。我把柴禾添满灶膛,用火柴点燃后,光冒烟不起火苗,炝的两眼流泪。母亲一见,忙把柴禾从灶膛里抽出一些,松动了松动,一拉风箱,“轰”的一声,火苗就旺起来了。母亲一边教我烧火,一边不失时机地教我做人,她说:“烧火做饭柴禾塞的太实了不行,做人处事不诚实厚道不行。”这不是古人常说的“火要虚,人要实”这句至理名言吗?不过她没能提炼的那么精炼而已。

冬闲不忙了,坐在炕头上,有时母亲还给我们讲父亲早年在皮厂学徒时受的苦、经的事,潜移默化地对我们进行教导。我父亲小时家境贫寒,十三、四岁的他,就在辛集镇一家皮厂当学徒。每天清晨,太阳还没出来,他就起床,打扫房间,整理货架。等掌柜的穿衣起床下地上厕所后,他又赶紧跑过来提夜壶、叠被子、打洗脸水。还帮着做饭的师傅洗菜、刷碗。不管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有一次,清晨扫地时他发现地上有块银元,拾起来后没有装在自己口袋里,立即交给了掌柜的。掌柜的见他诚实、勤快、不贪财、靠得住,又聪明好学,对他另眼看待,精心培养了。后来这个掌柜的发了财,自己在上海开了个皮庄,第一任经理就聘了我父亲。母亲的用意,我心领神会,她就是要我们也像父亲那样,做诚实厚道的人,清清白白的人,勤勤恳恳不怕吃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