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山西籍的老同志、全省干部群众对引黄工程的热情关心与支持

郭裕怀

老一辈领导人中,彭真和薄一波是山西籍人。他们对山西缺水的情况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也就特别关心引黄工程的进展。我们每次看望彭老和薄老,第一件事就是要详细汇报引黄的情况。薄老听了引水和修路的情况后,高兴地对别人说:“山西是在踏下心来干实事哩!”彭老在他93岁高龄时,欣然命笔,为引黄工程题词:“万家寨引黄工程是山西人民治水事业新的里程碑!”他说:“我如果能行,也要为山西引水修路搬—块砖。”彭老、薄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他们对引黄工程的关切,决策层是会加以重视的。

誓师大会开过以后,引黄工程在省内外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关注,大家都在关心引黄,支持引黄。只要是办引黄的事,真是处处通畅,一路绿灯。几个月内,有将近1万人到万家寨引黄工地进行慰问,送米、送面、送日用品,表达他们对引黄的支持。

消息传到北京,薄一波发起在北京工作的山西籍老同志为引黄工程捐款,他本人捐款1.5万元。原经贸部顾问、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党组书记白清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郭济、副局长焦焕成,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原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原中顾委秘书长李立安,原铁道部副部长丰炳军,韩钧夫人张光,范儒生夫人杜春兰,北京外国企业服务公司总经理韩敬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裁张志忠,北京新侨饭店总经理白旭,北京新世纪饭店董事长靳宝合,北京六合兴饭店管理公司董事长薄熙成和全体员工都捐了款。捐款仪式是在太原迎泽宾馆举行的,胡富国、孙文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薄老,向所有捐款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消息传到云南,云南的山西籍老同志也坐不住了。原云南省委副书记孙雨亭、高治国,原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原云南省工会主席吴良辅,联合发起捐款。段文慧代表108位在滇晋籍老干部把捐款51732元人民币交到了胡富国的手里,并代表17000多名在滇的晋籍老干部向引黄工程建设者表示问候。

消息传到广东,53位在广东工作的山西籍老同志,包括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原广州市委书记杜祯祥、原广东省副省长张云、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杜瑞芝等,聚集在山西驻广州办事处,畅谈家乡建设引黄工程的意义,并捐款10万多元。

消息传到海外,董其武将军之女、美国汉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董利翔女士专程回国,向引黄工程和故乡河津希望工程各捐赠20万元。

真是人不分老少,地不分南北,只要是山西籍人士,都在牵挂着引黄工程的成败。尘寰中人如此,连超然红尘之外的僧人也不例外。佛教界的人士也为引黄工程捐了款。1995年12月12日,佛教界人士的捐款仪式在太原举行。正元法师、慈贵和尚将5.11万元捐款交到了胡富国的手里。出家人慈悲为怀,最懂得水的珍贵。观音菩萨用来普济众生的宝物,是她始终擎在手里的净瓶中的甘露,甘露是什么?甘露就是水啊!

后来,薄一波在接受《引黄工程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山西工作、战斗、生活过的同志都非常关心和热爱山西,捐了一点钱,没想到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是一个山西人应该做的。其实也就是表示一点心意而已。”

但是,这“一点心意”,它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是完全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一方面,它是对我们这些从事引黄工程的人的极大鼓舞;另一方面,它也是向社会发出的一种声音,使有关方面不得不更加重视引黄,关注引黄。

老同志们的盛情我们不能不接受,但这也给我们出了个难题,老百姓也在纷纷要求捐款捐物,怎么办?我们不得不再三解释,婉言谢绝。

1987年1月,水资源短缺对策讨论会召开了,许多老领导和专家就引黄的投资问题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思路。

中顾委常委张稼夫在会上说:“投资的问题,一是从山西煤炭、能源工业上交国家的税利中来解决,以能源工业促能源发展。二是国家和地方集资办理。山西大型工业是国家重点项目,用水大户也是它们。国家多拿一点,地方少拿一点。多方重视,群策群力,问题就不难解决。”

杜润生对引黄的贡献则是关键的点拨和智力的支持。

杜润生是山西太谷人,是我十分敬仰的一位资深革命家,一位著名的富有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解放之初,邓子恢任中南局第二书记,他是中南局的秘书长。后来邓子恢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也回到了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办副主任。他对农民、农村、农业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主张从实际出发,稳妥地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合作化”时期邓子恢遭到批判,说他是“小脚女人走路”,杜润生则被指为在邓子恢身后“摇羽毛扇的人”受到批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是农村改革坚定的支持者,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倡导者。那个阶段,每年党中央的1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改革的,前后发了5个1号文件。起草这5个1号文件的主持人都是杜润生。

杜润生对家乡的建设很关心。1995年9月,他曾应省委省政府之邀考察了万家寨引黄工程工地。他说:“现在水的问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再不解决,就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了。他说:“我们搞引黄工程,解决了持续发展的问题,可以防止环境恶化,也是为后代人造福,里面有个代际关系问题。我们投资120个亿,用10亿人民币换来每年1亿立方米的水,可以利用几百年。这个钱有一部分是替我们后代人花了。这叫转移支付,它的意义是深远的。”

杜润生不仅用经济学家的观点,而且还用环境学家、未来学家的观点,来看待引黄工程,这使我们这些经常讲引黄工程重要性的人,也感到既新鲜,又亲切。

他又说:“我们的希望有两条:一是要竭尽全力保证工程的质量,不但要对得起当代人,也要对得起后代人,叫后代人看了说我们祖一辈、父一辈这个工程搞得不错。第二个希望是培养人才。现在最关键、难度最大的东西是从国外拿来的。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引黄当作大学校,培养人才。”

杜润生特别重视培养人才。虽然他并没有在学校任教,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他周围有一批出色的从事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年轻学者,尽管与他没有师生的名分,却是在他的指导、帮助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都尊他为师长、导师。

在引黄工程的进展遇到体制方面的障碍时,我们决定进京请一个体制改革专家组,帮助进行引黄体制改革的设计。

我在北京找到了国务院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委员陈俊生,向他谈了我们的想法。陈俊生很支持,他说,可以请杜润生做引黄工程体制设计的总顾问,专家组的人选也可以由他推荐。我们顿觉眼前一亮,这是一个最好的主意!

请教陈俊生后不久,我便去找杜润生,向他详细汇报了涉及引黄工程体制改革的各方面的情况,请他做体制改革的总顾问,同时请他推荐一个专家小组。

听了我的要求后,杜老略加思索,说:“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国际认可度很高,学识水平、实践经验和对国情的理解也都不错,总起来看,是可以担当此任的。周其仁刚从国外修完学业回来,由他组织一个专家小组来做这件事比较合适,我想他会做得很漂亮。周其仁一懂国际惯例,二懂国情,三是他的功力厚实,敏捷,尖锐,富有挑战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样吧,我先打个电话和他讲一讲,你们见见面,先谈谈情况。我想,他一定会热心支持你的。”

接着,杜老又说:“和世界银行打交道是个扩大开放的过程,既要把工程搞好,也要注意培养人才,要带出一批年轻人来。水权、水市场、水价形成机制是很复杂的大题目,碰一碰也好,可以积累经验。界定水价、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对促进节约用水、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治理水污染、重视污水处理、使供排水管理单位获得自我发展能力、都是最基础性的工作。其仁能做好这件事。你们要支持他大胆探索、创新求进展。”此前,我与周其仁没有见过面,但经常读到他的文章,他关于打破电信垄断的一组文章有很大的影响,在推动电信业走向竞争、走向市场化的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杜润生说他“敏捷、尖锐、富有挑战性”,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称他有“猎人的风采”,这些特点在他的文章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决非溢美之辞。因此,当杜老说可以请周其仁来做这件事时,我十分高兴。

周其仁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周其仁和他的团队对引黄工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考察了引黄济青、引滦济津等工程的运营状况,研究了世界银行的要求和国外水务公司的经验,提出了引黄工程体制改革的思路。这个思路的要点是:工程建成投入运营后,不仅要顺利归还世界银行的贷款,还要收回我们自己的投资,也就是我们逐年投入的水资源费,并有一定的盈利。这就要求改变过去那种建设与管理、运营各不相干的状况,由一个主体负责到底;这就要求把地面水、地下水、当地水、过境水、净水、污水统一管理起来,在考察运营成本、照顾用户承受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引进市场机制逐步形成合理的水价;这就要求改变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建管体制,对建设主体进行公司化改造,引进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使业主公司、监理公司和承包商之间形成“三元制衡”的关系,以保证工期、概算和质量,特别是质量,而这又是必须首先迈出的一步。这一思路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后,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山西省引黄工程体制改革方案》初稿,经反复讨论修改后,由省委、省政府批准,正式付诸实施。随着改革的推进,工程建设的各方面不断得到规范和提高,有力地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有效地控制了投资概算。

这个改革方案的一个最大的亮点是设立“黄河基金”。“黄河基金”由省政府通过国有资产授权途径组建,作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投资主体,通过全额投资、控股、参股等方式,组建工程建设、运营、监理等公司,承担相应的风险,获取相应的收益,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申请到资本市场上融资。这样我们山西就有了一个可以推进水利工程滚动开发的投资主体。应该说,“黄河基金”的设想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当然,由于它的前瞻性,实施起来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我相信,类似的水利投资基金总有一天会现身在我国的水工建设和资本市场上。这是历史的必然。

在引黄工程立项和试开工的过程中,还有一位山西籍老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他就是金熙英。金熙英曾经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后来又调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董事长。这两处都是引黄工程审批立项必须经过的关键部门。我本人和引黄管理局局长郑友三,经常登门拜访他,一是向他汇报情况,二是向他讨主意。

金熙英是山西河曲县人,为人谦恭谨慎,谈吐极有分寸。河曲就在黄河边,距离万家寨不足百里,他深知山西缺水的痛苦,对万家寨作为坝址的优越性也很了解。早在1979年7月底至8月初,他就曾随同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到偏关县万家寨一带考察。当时他就表示,万家寨作为坝址的地质条件好,从这里引黄入晋是可行的,应该争取尽快上马。这对于发展山西经济,加快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金熙英虽然身处关键岗位,但像引黄工程这样重大的事,却不是他一个人能够说了算的。尽管如此,由于他熟知决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渠道,因此,常常可以在关键时刻为我们指明一条出路。他还说,过去山西人是等投资,等项目,不叫不到,不给不要,不吵不闹,苦盼苦熬,结果错失了良机,消耗了干劲。如今你们不再等了,总算认识到苦熬不如苦干了。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就叫做要转变观念求发展。

金熙英的话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也是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他讲的两个层面。

一个是技术层面。他说,这样大的跨流域引水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在这方面,钱正英是内行。她是老水利部长,也是权威专家,她的话很有分量,党中央、国务院也很相信她。她手下的一大批专家,像冯寅、陈庚仪、罗西北,还有规划院、设计院的专家,都有很高的水平,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只要他们在技术经济方面说了肯定的话,国际咨询公司和国家计委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了。你们要紧紧依靠钱正英和水利部,他们动起来,急起来,我们这里就好办了。

另一个是行政层面。这里的问题更复杂,也更敏感;既关系到立项,也关系到资金筹措。在资金筹措方面,要资金投入也好,要政策支持也好,要国内外的信贷支持也好,现在的程序都很繁琐,很复杂,要靠你们争取,关键是要有分管的主要领导实实在在的支持,遇到问题能及时解决,遇到麻烦能帮着化解,不推托,不拖拉。依我看,只要邹家华副总理真正了解山西水危机的严重性,了解解决的办法只有引黄一条路,他就会实心实意地帮你们想办法,站出来说话,开协调会,解决问题。

只要你们把两位重要领导人的工作做好了,能站出来说话,即使程序不完善也是可以试开工的。在我们的传统体制下,主要领导说话是可以替代程序的,这方面的先例很多,你们不妨试一试,估计是可以行得通的。这样就可以争取宝贵的时间,使工程尽快开工。

金熙英的话,有些和我们的想法、做法不谋而合,有些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好象拨云见月,他的话使我们看到了省时省力的一条路。我们决定不再徒费精力,尽快举行奠基典礼,邀请邹家华副总理和全国政协钱正英副主席到会讲话。

应该说明的是,金熙英在谈到这个设想的同时,也提出了警告。他说,这样做固然可以节省时间,但如果遇到领导人更迭,或领导人之间有意见分歧,那么,风险和损失也可能很大。这也是要认真考虑的。

后来的发展说明,这一点恰恰被金老不幸而言中了。不过这是后话。

奠基典礼举行的那一天,周围农民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了。没有人组织,完全是自发的,有些人是从五六十里以外赶来的。“要把黄河里的水引到山上来了!”“听说要把黄河水送到太原和大同去呢!”这样的新闻就像长了翅膀似的,在这黄沙漫漫、沟壑纵横的七沟八坎、七村八落里迅速传开了。这种破天荒的大好事,这种近乎神话的大难事,使大家既兴奋异常,又将信将疑。听说奠基典礼定了日子,说什么也要赶来看个究竟。有的怀着庄严的心情,有的怀着兴奋的心情,有的怀着好奇的心情,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来见证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工地周围的山丘上到处站满了人。据负责会务的人估计,到场的农民大约有1.5万人。也就是说,周围几十里内的群众能来的都来了。

现场的情况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也使我们深为感动。在山西,在黄土高坡上,一个“水”字的力量竟是那么巨大!引黄工程为什么会得到全省人民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中央领导人、省委省政府、山西籍老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厚望,使我们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我们必须交出一个高质量的工程,才不致使大家失望。

质量是工程的生命。在工程勘察设计之初,我们就开始用两只眼睛始终紧紧地盯住质量问题。在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不断从观念上,从组织架构上,从施工规范上,从监理检查上,加强对质量的管理。这期间,我们召开了多次会议,采取了多种断然措施,包括停工整顿,清退施工队伍,给国外承包商下达停工令,要求对方更换项目负责人,等等。可以说,在抓工程质量方面,我们双手都攥得出了汗。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多年的运行,不漏水,不渗水。黄河水对工程质量作出了权威的鉴定:这是一个合格的引水工程!

(责编 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