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若干思路

陈 杰,许士荣

(1.浙江工业大学发展规划处,浙江杭州 310032;2.浙江工业大学高教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32)

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高等教育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历程,规模大幅提升,结构重新布局,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紧密度增强,初步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实现了由小到大的“量”的积聚。展望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浙江高等教育总的目标是加强内涵建设,实现由弱到强的“质”的突破,确立高等教育强省(简称“高教强省”)的地位。未来既充满机遇,又面临挑战。本文围绕浙江省“为什么要建设高教强省、建设什么样的高教强省、建设高教强省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建设高教强省”的逻辑思维逐层展开,具体阐述浙江加快建设高教强省的若干思路。

一、建设高等教育强省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强音

(一)浙江建设高等教育强省是贯彻落实国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等战略的重要举措

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实行改革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布局得到强化,省一级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做强省一级高等教育成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高等教育区域化使一个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将主要依靠本省的高等教育体系来培养。首先,在高校数和在校生数上,地方高校拥有绝对优势,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扩招任务主要由地方高校来完成,它们是主力军。其次,部委属高校一般也纳入所在省级高等教育统一管理,是省级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费有相当部分来自省级财政和地方企事业单位,其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愈来愈深,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力度愈来愈大;从部委属高校的招生人数看,所在省域也占有较大的比重[1]。浙江地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素来有“中国经济晴雨表之称”,在国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等战略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肩负着继续“走在前列”的发展要求。建设高教强省是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浙江省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做出的及时规划。《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到 2020年,教育质量和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高等教育总体水平位居国内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省。”

(二)浙江建设高等教育强省是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满足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新科技和创新人才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但浙江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如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产品的科技含量不足;全社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不快,企业普遍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研发力量薄弱,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中小企业居多,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偏少,企业的规模和效益需要进一步提升;浙江经济是建立在低廉劳动力基础之上的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收益政策偏向于资本,城乡人均年收入与人均 GDP的比例持续下降,低收入群体的民生问题日益凸显;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对浙江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与此呈鲜明对比的是,浙江高等教育对经济的支撑度和辐射度明显不足,两者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面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社会发展需求,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地提出“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和文化大省”的目标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期望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着力稳定优化一产、主攻调整二产、提升扩展三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高市场占有率的大企业大产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知识密集型转变,从资源依赖性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从“浙江制造”到“浙江创造”的跨越,实现这些目标和规划需要区域高等教育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三)浙江建设高等教育强省是适应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

浙江高等教育尽管发展水平不高,起点也较低,但发展势头迅猛,近几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高考学生录取率等主要指标都在不断上升,浙江高等教育以前是“做大”,现在则要“做强”——建设高教强省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随着高考适龄人口的下降,2008年高考报名人数为 39.8万人,2009年为 34.85万人,2010年为 30.08万人,2009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43%,全省学历教育人口已超过全省总人口的 1/5,2010年 1400余所普通高校在浙江省共录取新生 25.3万名,高考平均录取率为 83.8%,高录取率让浙江高等教育面临一个新“拐点”。以往群众关注的焦点是上大学难,现在更关注的是上好大学,15万余名上了本科,但只有 3.8万余名上了“一本”,优质教育资源依旧是稀缺品。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量的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主要矛盾已基本缓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高等教育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不相适应①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发〔2007〕29号)。。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面临的新形势,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加快把全省发展高等教育的重心转到内涵建设为主上来,由量的快速扩张转到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上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2]。

(四)浙江建设高等教育强省是区域经济显著提升、高等教育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如上,我们分析了浙江建设高教强省的必要性,但必要性必须建立在可行性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想。目前,国内提出高教强省目标的都是一些高等教育发展基础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参见表 1)。高教强省与教育强省有着直接的关联,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水平,高教强省是教育强省的标志。浙江建设高教强省的可行性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浙江是教育大省和文化大省,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走在全国前列,有良好的尊师重教传统,历史上就有“人杰地灵,文化之邦”的美誉,为高教强省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生源条件和文化氛围;二是高等教育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多年的跨越式发展,有了长足进展,规模大幅提升,结构日趋合理,仅从一些基本量的指标上,也可称为高等教育大省,为未来高教强省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三是浙江地处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浙江经济多年来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经济大省地位为高教强省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2010年 5月 24日,《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正式得到国家获批,它的发展目标是:到 2015年,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 2020年,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高教强省是基本现代化的标志,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要求浙江必须加快建设高教强省的步伐。很显然,顺应长三角经济区及城市群建设大格局的发展趋势是浙江建设高教强省的战略选择。

表 1 国内提出高教强省目标的省份基本情况

二、浙江建设高等教育强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

高教强省的内涵和外延在政策文本中鲜有明确界定,高教强省是一种教育口号,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理论术语,因而很难采用比较规范的方法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只能结合时代特点,从它的内涵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加以提炼和把握。

(一)国内学者对高等教育强省内涵的理解

浙江大学高教所王金瑶认为,对“高教强省”概念的界定可从内容、意义和可持续发展上加以把握。在内容上,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各项指标及其关系;在意义上,必须考虑到“高教强省”建设的预期效果,应能达到“科教兴省”的目的;在可持续发展上,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和它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性。“高教强省”的概念可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在校大学生数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位于全国前列;拥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和重点学科点,拥有一定数量的有特色的名牌本、专科院校;高等教育总体结构和资源配置合理;高校承担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较多,科研成果转化率较高,能明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科教兴省”的表率[3]。湖南省教科院高教所所长欧阳河认为,衡量高等教育强省主要看三个“度”:一看该省高等教育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即能很好地服务于当地人力资源开发,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社会平等、正义和稳定,当地人民满意。二看高等教育发展指数的领先程度。即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毛入学率、大学竞争力排名平均值、在校研究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比例、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经费占人均 GDP比例进入全国前 10名,这是高等教育强省的“硬实力”。三看对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程度。即该省的大学、大师、大家、大作等对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这是高等教育强省的灵魂和旗帜[4]。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周长春认为,高教强省内涵是指该省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和水平以及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应在国内位于前列,并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且能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或基本实现良性互动,而“规模大”、“结构优”、“质量高”、“效益好”则应是高教强省的最主要特征[5]。原四川大学校长卢铁城认为,“高教强省”是指标志高等教育发展数量 (主要是按人口计的均量)和质量(水平)的主要指标处于全国前列,达到公认的先进标准[6]。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葛锁网认为,高教强省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高等教育对外部的作用和贡献。即通过加快发展和提高高等教育事业,通过增强高等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使综合实力更强。第二是指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水平。其发展目标是综合实力在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中位居前列,而且,在 2020年之前,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7]。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认为,高等教育强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去考察。纵向上,就是要根据各省域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各省高等教育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和提高,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满足当地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需求,并形成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文化;横向上,就是要把省级高等教育与国内和国际高等教育进行比较,高等教育“强”省应该是同期综合实力国内领先,部分高校、部分学科等重点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省份[1]。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关于高教强省内涵的探讨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为我们全面认识和把握浙江高教强省的内涵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二)浙江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内涵

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在 2010年全省高校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教育强省,尤其是要建设高教强省,这个目标的内涵、指标要我们自己来界定,我们要更多的用教育内部的指标,同时要用反映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服务、率先实现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指标。其实,浙江建设高教强省是一个内涵不断拓展和延伸、目标不断更新和提升的过程,它是一个笼统的、综合性的评价概念,是绝对指标和相对评价的结合。相对性可从四方面进行考量,一是国内领先,“高教强省”是一个比较概念,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走在前列,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二是国际可比,以同时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为参照,应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三是社会认同,即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较高的社会认同度,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较高;四是地区差异,根据我国社会经济梯度发展的现实,不同区域建设高教强省应有不同内涵,浙江建设教育强省应坚持走整体做强、特色彰显的发展道路。绝对性表现在涉及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指标,如高水平大学数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万人口的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生数、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规模和质量、国家重点学科数、国家重点实验室数、国家工程 (技术)中心数、科研经费等,必须满足一定的量的规定性。“高教强省”的特征一是规模大,国家级项目多;二是“精”,其标志是拥有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其发展水平应追赶国际潮流,以国际通行的评价标准为标杆,至少应国内领先。浙江建设高教强省的内涵是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我省高等教育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和提高,显著提升我省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引领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各种需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形成结构优化、特色鲜明、质量优良、功能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有若干高校和部分学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部分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国内领先[1]。

三、浙江建设高等教育强省存在的问题与差距

(一)高校整体实力不高,竞争力不强

将浙江高等教育与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市进行比较,在普通高等学校数、普通本科院校数、在校大学生数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涉及高等教育基本量的指标上,没有明显差距,问题的关键在于高等教育的层次和水平上,在“985高校”、“211高校”、拥有两院院士、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在校研究生数、招收留学生数等涉及高等教育质的指标方面,有较大差距(参见表 2)。上海有“211高校”9所,“985高校”4所,“十一五”期间明确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 7所。江苏有“211高校”11所,“985高校”2所,“十一五”期间明确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 10所。广东有“211高校”9所,“985高校”4所,“十一五”期间明确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 4所。反观浙江,尽管 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43%,但除浙江大学,没有第二所研究型大学,也没有一所省属院校进入“211工程”行列;现有国家重点学科中,除 1个在中国美院、1个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外,全部集中在浙江大学;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分别只有 7所、20所,总量低于全国省市平均水平;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数量明显不足;研究生招生规模在全国也处于较低水平。有研究人员指出:近几年来,浙江等地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高考学生录取率等主要指标都在不断上升;但另一方面,这些地区高等教育总体发展水平与国内高教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其国内影响力与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高。造成这些地区高等教育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缺少高水平的大学群[8]。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在2010年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指出,当前我省高等教育发展快、成绩大,但整体水平不高,国家级重点学科缺乏且后劲不足,缺少高水平学科专业和教学科研团队,缺少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

表 2 浙江与上海、江苏和广东等省(市)在高等教育重要发展指标上的比较

(二)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整体结构不协调

浙江高等教育结构不协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空间布局;二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1999年以来,通过兴建杭州下沙、滨江、小和山、浙大紫金港和宁波、温州六大高教园区和新校区,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浙江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布局不均衡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高等教育过分集中在杭宁温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目前,浙江高等教育结构是“两头尖、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 (“纺锤型”结构),合理的层次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浙江高等教育结构和布局调整,必须从传统偏重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协调方式转变到现代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的调整和协调方式上来[9]。高等教育中心上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产生的必然现象。研究生教育发达与否是高等教育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研究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大多在15%左右。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将由“补偿性增长”向“适应性增长”并努力向“战略性增长”方向转变,在具体发展过程中,要努力克服“低水平均衡陷阱”和“高水平均衡陷阱”两种现象。由于浙江高等教育发展层次不高,发展规模的扩张是在低层次上实现的,它不仅掩盖了发展的低层次性,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低层次性。这种低层次性的突出标志是:高等教育大而不强,存在大量的薄弱学校;发展不均衡,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存在很大差距;发展层次不高,目前浙江省大部分地市基本上还处于高等教育的低水平发展阶段。如果浙江高等教育不尽快进行布局结构调整和质量的提升,就容易出现“低水平均衡陷阱”现象。浙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同样要注意“高水平均衡陷阱”现象。浙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受教育人口众多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和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浙江省是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最高的省区,如何解决受教育人口众多与实现均衡发展的内在矛盾,是我们走出“高水平均衡陷阱”,推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课题[10]。

(三)服务能力不强,支撑度不足

随着高等教育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在服务中求支持,在贡献中谋发展”成为区域高等教育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理念。浙江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方面存在的不足,综合反映在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方面[11]。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是通过总量扩展、结构调整两者共同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并要求高等教育,尤其是适应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需要的学科(专业)适当超前发展,包括高层次人才总量的必要储备,即高等教育适当超前发展的要求[12]。教育部前部长周济在浙江大学召开的高校服务地方发展工作会议上说:“高水平大学要做到顶天、立地,既要能够站在关系国计民生全局的重大课题前沿,解决问题,作出回答,直接服务国家目标,又要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造福人民群众;既要能站在学术的巅峰,在世界科学知识宝库中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又要能真正贴近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地回答和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碰到和提出的问题。”为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强化高等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功能,应加大财政投入,在政策导向上要优先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支撑和推动作用的地方研究型大学,强化服务功能,引领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关联性来看,研究型大学是创新性知识和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的中心,新技术的及时转化有利于新产业的形成,推动新旧产业结构的转换及升级替代,进而影响整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

(四)国际化程度不足,缺乏吸引力

浙江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多年来始终坚持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发展道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我省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取得一定成效。但与经济领域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开放程度相比,我省高等教育与国(境)外的高水平、高层次的合作和交流偏少,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少,相关政策法规不到位;缺乏尖端和前沿科技的国际合作研究平台和渠道;教育资源进出不均衡和不对等,我省高水平大学少,对国 (境)外留学生缺乏吸引力,输出留学生多,接受留学生少,留学生回流比例偏低;中外合作办学工作中,由于办学机构设置少,缺少境内外高校学分互认的平台,导致合作难以深入等。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水平和层次相对低的一方在合作与交流中难免处于下风,缺失话语权,因而高等教育国际化在给我省高等教育发展带来良好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强劲挑战,冲击着我省现行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评价机制、管理模式及价值取向等。

四、浙江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路径选择

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认为,这些年,我省高等教育发展很快,招生规模和办学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现在社会意见比较大的仍是高等教育,教育强省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关。高等教育要坚持既定的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目标,统筹速度、规模、层次、结构,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人才观和质量观,推进各类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和沟通①郑继伟在 2009年全省教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应解放思想,拓展思路,转换观念,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上由“借鸡生蛋”向“养鸡生蛋”等多种模式转变,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改革为动力,以要素 (条件)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应该遵循适度发展规模、重点提升质量、着力调整结构、明显提高效益[13]。

(一)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结构

空间布局的优化,并非单纯追求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区域均衡化,但从高等院校将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和“文化制高点”出发,必须在着力提升杭宁温高等教育影响力、贡献度和协调性的同时,大力发展其他市域高等教育,尽可能消解部分市域高等教育的“短板效应”,引领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此,空间布局优化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要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特别是未来技术更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格局为主要依据;二是要以内涵充实为根本方针,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整合程度。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在于调整普通高校与高职院校的比例结构,稳步发展本科教育,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二)实施“卓越大学计划”,力争浙江高等教育上层次、上水平

“高教强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拥有至少一所在国家创新体系和核心竞争力方面能够作出卓越贡献并具有重要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大学,是拥有若干所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居“领军地位”的高校[14]。浙江高校层圈结构和层次如同一个大的同心圆,处于圆心的是浙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向外是浙江工业大学等一批省属重点本科高校;再向外是一批普通本科高校;最外圈是若干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一些专科学校。浙江要建设高教强省,不能仅仅依靠某一类型的学校,更不能仅靠一两所或几所大学成为一流大学就使浙江成为高教强省,而要有一大批学校在国内不同类型的高校中能形成比较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各级各类高校都要有示范带头高校。通过政策倾斜和经费支持,支持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支持浙江工业大学等若干高校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的研究型大学;支持一批高校建设教学研究型大学;支持若干高职院校建设国内顶尖高职院校;支持一批高职院校建设国家示范性高职,鼓励各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争取在 2020年,有 5-8所大学进入全国高校 100强,有 10所以上高职院校跻身全国高职院校百强行列。

(三)实施“创业型 (服务型)大学建设计划”,大力提升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

“高教强省”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于高等教育对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创业型大学”理念契合了“高教强省”的发展思路。“创业型大学”概念由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率先提出,其主要特征为“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宽的发展外围”、“激活的学术心脏”和“整合的创业文化”。如果说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要在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原始创新方面卓有成效的话,那么,近年来国际高等教育界所倡导的“创业型 (服务型)大学”则主要在集成创新、技术创新和推广方面各领风骚,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和技术支撑。作为两种不同的院校范式和发展路径,前者重基础,旨在追求学术卓越;后者重应用,注重市场和效率[14]。省政府应当筹集专项经费,通过公平竞争、择优支持、动态管理的方式,分批建设15所“创业型 (服务型)大学”,大力提升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浙江农林大学在国内率先打出建设国内知名的生态性创业型大学的旗帜,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努力方向。

(四)实施“学科攀登计划”,造就学科高原,成就学科高峰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和水平的提升,是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关键与重心所在[14]。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未来趋势、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升级转型对研究开发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变化为主要维度,以具有硕士、博士授予权学校为对象,实施“学科攀登计划”。启动新一轮重点学科建设,继续大力扶持重中之重学科。对重中之重学科进行整合调整,建立淘汰机制。加快提升重中之重学科水平,努力使其达到国家重点学科水平,促进重中之重学科成为产学研战略联盟的龙头和平台。在省重中之重学科建设的基础上,鼓励学科交叉、科技创新,重点建设 60个一级学科、100个二级学科;保持并扩大省属高校既有的国家重点学科和省重中之重学科优势和覆盖面,争取有 10个一级学科进入国家重点学科行列,争取有 30个二级学科点进入全国学科排行榜前10名。

(五)实施“卓越成才计划”和“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建设工程”,大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实施“卓越成才计划”,大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培养高质量、多样化、创新型人才。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意识;倡导教学水平是教师学术水平的重要内涵的新理念,将“学生满意度”作为教师评价的重要指标。深化本科教育改革,全面推行学分制改革,扩大自主选择专业和学校的大学生比例;深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改革,推进研究性、探索性教学,着力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探索的能力,加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根据社会变革,特别是产业升级、技术更新的需要,以学科专业建设为抓手,实施“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建设工程”。通过政策倾斜和经费扶持,鼓励学科交叉渗透,倡导高校之间、高校与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之间的通力协作,重点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特色学科 100个,形成新的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

(六)实施“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大力提升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创新能力培养

长期以来,研究生教育是浙江高等教育的“短腿”,办学规模一直较小,只是近几年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研究生教育是科技进步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结合点,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是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的双重责任和使命。今后一段时期,浙江要实施“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以“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抓手和突破口,迅速提升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的水平,为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省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科技贡献。

(七)实施“高层次人才集聚工程”,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牢固树立人才优先发展的理念;实施“高层次人才集聚工程”,加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高技能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领军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全面落实引才优惠政策,着力培养和引进大师级人才,在省属高校中培养出若干名院士、“长江学者”,注重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浙江省特聘教授等高层次人才培养,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为人才合理流动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产业集聚区依托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区域高新技术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促进产学研的转化。

(八)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工程”,提高浙江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到 2015年,全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目标是:坚持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作为增强高校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加速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提高平等参与国际教育交流能力。全省各高校原则上都要选择一所类型相同、学科相近的国外或境外较高水平高校,共建学科、实验室或实训基地,合作培养人才。引进 5所以上国外知名高校来浙江合作创办优质教育机构 (含中外合作办学的二级学院)。积极招聘外籍教师和留学归国人员,选派优秀教师出国进修,提高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重点建设全外语教学和双语课程,使全外语教学和双语授课课程比例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拓宽交流渠道,进一步扩大学生海外游学比例。扩大浙江外国留学生规模,基本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来华留学制度,加大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扩大力度,逐步扩大非汉语言专业比例,提高办学层次。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高校非汉语言专业到境外办学零的突破。初步建立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和运行机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指标跻身全国前列。

(九)加大资金投入,积极解决高校因为新校区建设产生的负债难题

没有高强度的投入支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空话[13]。建设高教强省同样如此,没有超常规的决心和超常规的投入措施,很难实现高教强省的目标。政府目标要转化为行动措施有许多环节,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下决心加大投入。加大高教投入,不仅与政府经济财政状况有关,还与领导者、政府决策部门的视野和宏观发展把握有着密切关系。政府投入应该是教育经费投入的主渠道,这是由教育是非盈利的社会公益性事业这一属性决定的。政府不能以改革为借口,将增加教育投入的责任推向社会[7]。目前,建设新校区使浙江大多数高校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很多学者建议,争取以政府为主化解建设新校区的银行贷款问题。他们认为,基础性建设打破了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使高校扩招成为促进高校发展的积极举措,新增的资产也已成为优良国有资产。所以,政府应切实履行保障高等教育投入的职责,从战略高度出发,以政府买单或政府与高校按比例部分买单、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贷款置换或贷款结构重组、适当延长还款期限等多种方式积极帮助高校化解债务问题,保证高校办学正常运行[15]。

(十)创新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办学机制

创新办学体制和办学机制是浙江高等教育的优势和生命力所在,也是浙江高等教育充满活力的源泉所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浙江率先创办独立学院和进行中外合作办学,民办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走在全国前列,在全国省份中率先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门槛,创造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奇迹。建设高教强省,政府是第一责任者。建设高教强省需要多方面努力,但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和大学[16]。政府是主导,高校是主体,这“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运转正常,高等教育系统才能良好运行。省级政府作为投资和管理主体,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积极转变自己的管理职能,注重权力、职责和能力的协调一致,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由过分依赖行政手段转向立法、政策、财政拨款、信息服务等多种手段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宏观调控。要积极发挥政府、高校和市场的有利因素,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三者之间的合力,在办学体制和办学机制改革的进程中,努力推进高教强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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