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教育国际化的理论探索
——基于高等教育系统化的思考

吴光辉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厦门福建361005）

2008年,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主编的《高校大学外语教育发展报告》一书收录了陈俊森撰写的《大学日语教育的发展》一文。该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日语教学大纲的制定与修订情况,探讨了大学日语教材建设与大学日语考试的问题,最后指出：“未来的大学日语教学改革要走综合化的道路,转变传统的‘三段式’（较强的、一定的、初步的）能力培养的观念,真正实行综合运用能力的均衡发展；既要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也重视交际能力的培养,语言、交际和文化并举；提倡自主学习,重视良好的日语学习环境的构筑；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师）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日语学习环境,帮助他们建立起学习的信心,这是新时期日语教师的重要职责。”[1]

不可否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理念不断进入中国,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极为重要、深远的影响。接受来自世界的教育理念,适应国际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冲击,大学日语教育施行一系列基础改革,也是一个不可回避、不可逆转的潮流。针对这一系列改革,笔者认为必须站在一个“教育系统”的框架下,将之串联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充满内在活力、可以自主创新的有机体,由此才能保障高等教育各个环节的改革与创新。这一教育理念,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围绕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与系统框架进行规范性的剖析,并结合目前中国高校拓展日语教育国际化的前沿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方案,以期为日语教育的国际化提供一个可行性的理论基础与操作手段。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

高等教育国际化并不是一个新颖的命题,应该说自高等教育机构——中世纪大学开始出现以来,“国际化”即在一个隐性的状态下悄然进行。不过,“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个教育理念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则是在20世纪 90年代之后。而且,这一概念不仅是作为一个教育理念而存在,同时也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而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关注。[2]

中国学者陈学飞曾经提到：“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一国高等教育面向国际发展的趋势和过程,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融合到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服务等诸项功能中的过程。”[3]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涉及到了教育目标、教育课程、教育者的各个层面,是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的进一步深化。①[4]

按照陈学飞的界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与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融合在了一起。不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否与跨文化的“全球化”保持了一致呢？笔者认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此,笔者引用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的一段话,“196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柏森斯（T.Parsons）提出了‘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一概念,以此来替代‘西化’一词。以‘现代化’来取代‘西化（w esternization）’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美国开始的一个趋势……在50、60年代讨论现代化时,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同质的过程,很多文化、地域、制度、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差异都会消解掉。可是进入全球化后,情况大为不同,即全球化加强了认同意识；全球化还加深了根源性。因此,全球化导致了地域化。”他还指出：“地域性的加强和全球化是一个同时的过程。”[5]也就是说,全球化不应该是独立的个体存在,而是呈现为了“全球·地域”这样一个统一框架。[6]就此而言,国际化的目标或者结果不在于全球与地域的双重架构,而在于借助国际或者全球的教育资源,把它视为外部刺激来推动自身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笔者认为,至少我们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开始大力提倡国际化的时候就一直带有这样一个情节。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国际”概念的模糊性。“国际”概念的模糊性就在于将它加以具体化,最为直接地是以西方国家为典型,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来谋求自身的发展道路。但是,西方国家毕竟与我们自身存在着意识形态乃至根源文化的差异,是否可以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还需要我们进行理论的论证,即便是同属于亚洲的日本,也正如日本学者佐藤学所批判的一样,经历了“压缩性”近代化的日本如今也正面临着一系列危机,②[7]中国在参照日本经验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到“国际”概念的移动性。换句话说,即便是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如今也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无论是教育目标、教育机构、课程体系,还是管理机制、运营方式,皆朝着全球化的目标进行一连串的教育改革。我们在冷静面对其改革的终极目标的同时,也不可忽视这样的改革所处的历史基点乃至发展阶段的问题,绝不可以盲目地幻想着这一目标可以一蹴而就,由此我们也可以一劳永逸。

总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必须经历现代化、进而转向全球化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正面临着一个现代化与全球化无限接近、必须解决这样的双重任务的一个时代课题。在这一过程中,以宣扬“国学”为代表的民族化,成为了与国际化互为犄角、既彼此对抗又相互合作的一条道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应该说也必须以现代化、乃至全球化作为自身目标,同时也需要克服极端民族化的论调,走向一条与国际合作、对话,以此作为刺激来发展我们自身的合理化道路。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系统框架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走在了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轨道之上。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笔者认为需要站在一个“教育系统”的立场来对它加以剖析、阐释,真正进入到它的内部,寻找到一个可持续下去的轨迹。这一“教育系统”的立场应该是现代化理论的延续,同时也应该潜藏了全球化的契机。基于此,笔者借助哈佛大学教授柏森斯的现代化模型,③[8]就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机构及课程体系四个维度来阐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内涵。

1.教育理念。教育理念就是要树立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并为此而拓展与利用国际教育资源,以培养国际化人才为任务。这样一个教育理念,最为显著地体现在一所大学的定位之中。大学定位是一所教育机构最为重要的指针,也决定了它自身的发展目标,教育机构的一切活动皆应该围绕这一定位而运作,并为之服务。

在此,以浙江树人大学的大学定位为例。正如该校校长所指出的,“我们学校的定位是：民办普通本科教学型高校；我们培养的人才定位为：高级应用型人才。”这样一个目标随着国际化时代的来临,将会焕发出更为新颖、更具时代感的内容。针对于此,浙江树人大学卞崇道教授指出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可以先行,即“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较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及其应用能力,一定的贸易专业知识与中日文化素养,较强的国际交往能力的国际化日语高级应用型人才。”[9]291

这一概述,乃是日语专业作为国际化窗口之一的自我确认与自我革新,随着各个专业国际化适应能力的提高,作为整个大学的自我定位与发展目标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由此,日语专业就可以作为一个示范点发挥出积极而有效的重要作用。

2.教育制度。教育制度一般是指国家宏观的教育政策或者教育法规。但是,随着国际化时代的来临,适应新形势下的地方教育政策或者大学自身的创新方案也不断涌现,成为教育制度的有效补充,或者说成为大学推动自身系统发展的核心政策。

就浙江树人大学推动国际化的“教育制度”而言,笔者认为最为直接地体现在人事制度与财务制度。人事制度的重点之一,就是设立引进人才基金,大力引进博士、教授高级人才,为他们建立起一个教学科研的辅助平台,一方面,以基金的形式来孵化研究领域,以期将来形成科学研究的团队；一方面,以基金的形式来构建教学梯队,以精品课程与教材建设为核心,形成适合本校特色的教育团队。财务制度最为根本的就是实行学校提供政策指导、学院一枝笔管理、各系分担负责的财务制度,拓展日语基础培训、日语考试培训、出国留学培训、专业日语提高班等多样化的培养机制,开源节流,拓展市场,布局新的市场化运作方式。

As can be seen, the spectrum has characteristic peaks of ZnS in addition to the silicon substrate peak (Si–Ka)[26].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pectrum (Table 2) reveals that the films are almost stoichiometric (slight excess of sulfur).

“市场化”应该说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选择之一。在市场化的冲击下,我们必须一方面适应这一观念所带来的革新意识,保持警觉的态度而不要盲目忽视教育的公平与公正；一方面也要有力地利用这一契机来充实我们自身,实现自身管理制度的合理化与经营运作的高效率。

3.教育机构。如何完善教育机构的管理机制,如何提高教育机构的管理效率,乃是目前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大重点。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深化与拓展,争取国际教育资源,拓展国际交流途径,也成为各个教育机构如今正积极思考、努力探索的内容之一。

就日语教育而言,迄今为止,中国绝大多数教育机构一直执着于日语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需要进一步地拓展教育机构的培养口径,将语言之背后的社会、经贸、文化等一系列内容引入到教育内容之中,借此来实现教育机构自身的更新转换。进而言之,我们必须考虑到将社会、经贸、文化的内容加以具体化,在加强国际性教育机构之间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区域性的作文比赛、演讲比赛、日本文化知识竞赛的形式来加深区域内的合作交流；在拓展教学实习基地的同时,借助实习机构拓展学生活动、海外派遣、社会就业的途径；在积极认识到文化背景与外语教育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把区域文化——茶室建设作为标志,将文化培养转化为技能培养；在坚持重视技能培养与素质培养的同时,也要将“翻译”的实践落到实处,将实践的经验贯穿到教学之中。

教育机构的改革是教育改革最为显著之处,但是,机构改革的成败不在于一个新的系统的树立,而是在于可持续性的延伸。中国高校一直提倡高层次化,突出师资力量之中博士学位的重要性,但与其直接地去进行人事改革,倒不如改变教育机构自身的管理运作方式,由此再来改变人的思维模式,则不失为事半功倍之功效。

4.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一个教育机构的核心,同时也与人才培养直接联系在一起,乃是整个教育系统的最为关键之所在。就课程体系而言,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的问题成为了如今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之中的一个讨论焦点。尽管这一问题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学科转型的背后,依旧存在着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变迁过程。

课程体系的设置原则之一,即在于阶段性与关联性。所谓阶段性,就是从初级到高级、从知识到实践的一个过程；所谓关联性,就是找到彼此间的内在联系,避免重复教学与各自为政的状况,尤其是要打破“教材控制教学”的被动局面,这一问题不仅是中国的日语教学,应该说同时也是日语的国际化教育的一大问题。就此而言,我们对课程体系的认识与把握,一个是以教材建设为途径,一个是以考试、尤其是日语能力考试为途径。如何落实这两条途径,如何突破这两条途径所带来的困扰,是我们思考的关键问题。

课程体系之所以是核心,关键在于它与人才培养直接相关。它直接影响到了目前高校学生的就业、升学或者出国,也就是“出口”的问题。课程体系的国际化,有利于我们采取现代化的手段来加强教学,推出优质电子课件系统,培养专业性的教师队伍。但是,它同时也会使我们人才培养的特色走向消失,从而出现为社会需求所左右的一个趋势。对于人才培养,尤其是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而言,这一态势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三、日语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与展望

通过对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机构及课程体系的阐述,来树立起国际化的目标与框架,或许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系统论的立场来审视或评价这一国际化的进程是否具有了合理性,是否具有了时代价值的问题。但不可忽视的是我们所探讨的“国际化”与高等教育研究目前所提倡的市场化、大众化、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理论略为不同,它潜藏了一个多样性的逻辑,可以提供给我们多样化的选择,由此也就具备了适应我们自身需要的一大契机。基于此,我认为在此必须探讨一下日语高等教育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以便于我们在接下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下来进行自我定位,并树立未来的发展目标。

首先,日语教育人才培养的多层次化。2007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的翻译硕士（即 M 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 reting,简称M TI）的兴起,如今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对象。日语翻译硕士则是通过拓展出以“翻译”（口译与笔译）为中心的日语课程系统,由此来进行以正式学生或社会性人士为对象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日语翻译硕士课程的树立,无疑给日语人才的“出口”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由此,我们来思考日语教育的未来趋势,或许“翻译”在日语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之中的比重将会极大提高,从而形成日语言文学、翻译理论实践相为犄角的局面。若是采取翻译（笔译与口译）的形式来将高校的日本社会、经贸知识、日本文化的教育内容加以落实的话,就会极大地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与技能水平。

其次,日语教育国际化的落实,应该体现在教材编辑与专门课程建设这两个方面。要推动国际化的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采取引进日本教材、树立特聘教师专门课程等一系列举措。但笔者认为,与其引进教材,不如共同编写；与其单独编写,不如区域高校联合编写；与其树立特聘教师专门课程,不如区域内高校合作共创优质课程。也就是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一边要推进国际化发展、借助国际资源,一边要建立起地域性的合作机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区域化”的综合发展目标。

再次,我们将日语教育国际化还原为高校自主经营运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亮点,即形成这一高校自身的区域优势。就浙江树人大学而言,“东亚研究所”这一机构的频繁活动与突出成就,[9]332业已体现出了其自身作为日本学研究的优势之所在。不过,作为发展趋势,我们尚需要深入到一个更为鲜明的主题研究之领域。“何谓东亚？”就是一个最为值得我们深入下去的主题,而且依照目前教师的教育水平与研究热点,它也可以通过语言、文学、社会、文化、教育的多领域的渗透而逐步深入下去的一大主题。不仅如此,即便是引进高层次的人才,或者是在开辟渠道、寻求对外课题合作之际,也需要着实地考虑到区域优势的问题。

日语教育国际化的理论探索,首先应该是针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理论反思。但是,考虑到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化”理解的问题,我也就站在了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机构、课程体系的现代性立场来对它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思考与文化反思,其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系统论式的建构活动,来发现过去的日语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基本问题,并使之走上一个合理的且具备了一定效率的轨道上来。

不过,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教育的国际化潜藏着一个多样化的契机,它并不会将我们带到一个确定、固定的范畴之下,而是会不断地唤起我们内心的声音,尤其是民族化或者本土化的呼唤,从而使我们得以不断地对它加以反思与批评。国际化的道路就是这样,在一个不断持续的悖论之下得以延伸下去。

注释：

①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带来的国际合作,亦被一批学者视为了高等教育的第四职能。

②佐藤学指出：日本的教育模式出现了持续不衰的考试竞争、教育意义的丧失与逃避学习、青年劳动市场的解体、过剩的国家主义、国际的私人化与民营化、学习的规范性与正统性的衰退、少年的不良行为与暴力、代沟与歧视、灌输性教育与考试中心主义、大规模的班级授课与划一性指导等一系列危机。

③柏森斯的现代化模型突出了权力、财富、影响力、价值承担四个要素的社会系统,与之对应的教育系统则体现为教育目标、教育设施、教育制度、教育课程。

[1]王守仁.高校大学外语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225.

[2]卢晓中.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及对中国的影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16.

[3]陈学飞.面向21世纪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J].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8（6）：25-37.

[4]陈昌贵.国际合作：高等学校的第四职能——兼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J].高等教育研究,1999（5）：20-24.

[5][美]杜维明.文明的对话：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传达的信息[M]//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9-20.

[6][日]山脇直司.“全球-地域”公共哲学的构想[M]//佐佐木毅.21世纪公共哲学的展望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

[7][日]佐藤学.全球化下的东亚教育模式——以日本的危机与改革为中心[J].教育学研究（日本）,2003（3）.

[8]麻生诚.近代化与教育[M].东京：第一法规出版社,1985：15.

[9]卞崇道.东亚哲学与教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