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头大哥”南勇

王 开

2010年1月15日,中国足协掌门人南勇被公安部“8·25反赌专案组”带走调查。有报道描述说:当天晚上八点半,南勇与杨一民按照体育总局要求前去开会;晚上九时,公安机关直接在总局带走了他们。此时,距离“8·25专案组”成立不到五个月,距离南勇出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刚刚一年。

最新的消息称,1月25日,在沈阳北郊的祥宇宾馆,南勇招了。问题包括受贿,并爆出职业球员花钱买国脚资格的黑幕,当然还有爱福克斯的五千四百万元冠名费。

你的腐败是我的绝望

北京球迷王文最后一次见到南勇是在2009年8月。在体育总局举办的一次球迷调研会之后,王文与南勇交谈了半个小时。虽然类似的球迷调研会不算少,但在王文看来,南勇是他所见到的惟一不讲官话、敢说实话、脚踏实地的足协官员。

在球迷当中,在足球圈内,南勇都有着不错的口碑。即便是写出《中国足球内幕》的记者李承鹏,也承认南勇有实干精神,敢于担当。正是因为如此,在2009年1月,南勇最终出任足管中心主任时,不少人对其寄予厚望。

在当时的各类报道中,人们对于南勇的强势推崇备至。“铁血南勇”成为这位足协掌门人的荣誉称号。到处都流传着南头儿“铁腕治军”的故事。在这些传闻中,他成为前国家队主教练米卢最害怕的人,也成为中国足协面临各类危机时的主心骨。

人们惊奇地发现,南勇的能量如此之大。2008年的武汉光谷俱乐部退赛事件,以及此后的中超违纪事件,南勇都能处理得让各俱乐部无话可说。

南勇治军严厉更是名声在外。早在2001年十强赛期间,南勇治军纪律严明便引来媒体的集中关注。以至于李承鹏当时还专门撰文指责南勇严厉得有些“过度化”、“道德化”。2006年,南勇更是开除了李玮峰、崔鹏,数次整风“大牌球员”,在球迷心中树立起硬汉形象。“他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自己做坏事,一方面要求部下很清明。”李承鹏说。

“对于球迷来说,能看到的就是这些表象。”王文说。每次看到南勇,王文都能感觉他心里很有底。不可否认,南勇确实给了已经绝望的球迷一丁点希望。在他正式接替谢亚龙担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之后,一位自称是南勇大学师弟的S先生就曾对媒体说道:“相对前两任,南哥是最懂行的!”

南勇看上去也没有完全辜负球迷的期望。在整个2009年中,中国足球虽然是已经苍白到了极点,但中超联赛却显出回暖迹象,部分地方球市火爆异常,国家队排名也有了些许变化。在王文看来,更有意义的是真正抓起了青少年足球培养。

在南勇的施政宣言中,也有一句类似的话:“我愿意做中国足球搭人梯的人。”然而,这个架在流沙上的梯子现在垮了。王文没有想到是这种结果,中国足球的成绩已经一次次伤害了球迷,这一次他们感到了彻底的绝望。

从年轻干部到“鳌拜”

十二年前,南勇静静地走进北京东南左安门内大街八号伟图大厦。这栋楼房楼道很黑,没有窗户,上下楼梯就靠一盏昏暗的灯光。那个时候,中国足协的办公地点就在这栋大厦。

“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刚来的时候大家没多少印象。”一位足协的工作人员说。由于工作关系,南勇相当长一段时间还在足管中心和人事司之间两头跑。

南勇是地道的体育总局培养的干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从沈阳体育学院毕业后进入体委(体育总局)人事司。当时的体委光芒无限,女排精神使这个部门拥有崇高荣耀。

1997年,南勇已担任人事司副司长,虽然仍是正处级干部,但仕途也算一帆风顺。正在此时,足协选中了这个年轻的政工干部。自1992年红山口会议确定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后,迅速发展的足协急需掌舵人。

体育总局准备启用自己培养的、懂政治的干部南勇——在李承鹏的描述中,这就是体育总局那几年任命足协主席的逻辑。不过这时意外却出现了:刚刚任职足协副主席的南勇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是在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CCTV“足球之夜”记者突然不按规矩,提问三号隋波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毫无防备的南勇拿着稿子张口结舌,连说了十数个“这个”。这使得他在足球圈内最初的印象大打折扣。“于是,总局选了能说会道的阎世铎。”李承鹏说。

到2000年亚洲杯时,南勇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一个国家干部形象。“很腼腆,握手有礼貌,见了记者会点头哈腰,这对于一个司局级干部来说不容易。”李承鹏说,当时也有人请他吃饭,但都被他拒绝了,也不可能收红包。但是后来,“去完黎巴嫩,南勇就不再嫩了,他越变越深沉了!”

2000年,他开始全面接手男足各级国家队。2001年那支冲进世界杯的幸运之师,南勇是前线一号指挥官,随后还担任了参加世界杯决赛的中国代表团团长。2002年起,他开始负责联赛事务。前浙江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称呼南勇的那句寓意丰富的“老足球”,应该是始于此。

此时的南勇羽翼丰满。“各部门基本都是他的人,跟地方的人也来往过密。”李承鹏说。然而,2003年,南勇再次受挫,虽然他在足协内部有很强的话语权,但仍然被逐渐搁置到仅仅负责分管福特宝公司(中超公司)。那两年,南勇被不断调到不同部门。刚刚冲进了世界杯的南勇从此“心灰意冷”,不断表示“中国足球换谁”都搞不好,这与其以往的态度完全不同。

“很多转变都是微妙的。”李承鹏说。目前中超公司总经理吕峰就是南勇的死党。而在南勇掌控了整个中超公司之后,在这个不伦不类的企业中几乎没有任何行政约束。

2005年足协换届,有理论水平的谢亚龙出任足协主席。不久,羽翼丰满的南勇在足管中心所有干部中进行的民主测评中胜出,正式出任足管中心党委书记,他的行政级别终于由副司级升格为正司级。

南勇的“鳌拜”特征逐渐显露出来。身为足协领导,却与地方俱乐部、足协、甚至经纪人走得越来越近。其江湖人脉丰富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人也讲义气,手下出了什么事他都保着。也正是这样,他在足协营造出了自己的权力王国。”李承鵬说。

谈南勇,就离不开这个体制

1975年1月15日,在和龙市举行的延边州儿童速滑比赛中,南勇在一千米项目中滑出了一分五十七秒三十的成绩,打破延边州大会纪录。2010年1月15日,南勇在国家体育总局被警方带走。时隔整整三十五年。

1997年,南勇以足协副主席、司库的身份进入中国足协。他曾经回忆,“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以严明的纪律打造一支中国足球的铁军。”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一句官话。南勇似乎做得更多,比如他废止了那些为了万米跑而搞万米跑的举动。

“只要他在,我们就没有人敢在训练和比赛中偷懒。他眼睛好,看人准,他真的能够看得出来谁在偷懒。可能和他作为朝鲜族人的强韧性格有关,什么事,他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所有事情都必须要我们做到最好,但是我们真的没人恨他!”在接受《体坛周报》采访时,一位国脚这样描述南勇。

但中国足球却似乎想让他做得再多些。足协这种集“行会”与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于一身的体制,使得南勇既是中国足球的“大老板”,又是中国足坛的行政“大总监”。权力就在手中,媒体与球迷也在呼唤“铁腕”。

但是,南勇所要面对的却是各级官员以及国企老总。那些真正想要进入足坛的民资,在惹了一身骚之后,大都绝口不提足球。职业联赛、电视转播权、门票收入、场地广告等等,都在足协手里。民资玩不了,剩下的是“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足球书记”等等。

“阎世铎和谢亚龙,抱定凭一届任期完成一项任务指标以求升迁的目的,所以对潜规则的泛滥不闻不问。南勇却偏偏走火入魔,动起了‘振兴足球的念头。”《足球》报总编刘晓新撰文说,南勇只能选择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控制者,做“带头大哥”。

“谈南勇,就离不开这个体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总局领导就是搞不明白,足球早已是资本博弈,根本不是运动的产物了。一千万可以培养一个乒乓球冠军,但你一个亿也不见得能够培养出足球冠军。”李承鹏说。

在德勤事务所的统计中,体制转型中的中国足球可容纳的商业空间是一年一万亿,如此庞大的数字只靠行政监管可想而知。

1月22日,南勇被抓刚刚一周,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原水上中心主任韦迪接任足管中心主任。

【原载2010年1月31日《今晚

报·社会时事》】

插图 / 方向问题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