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情怀与个人情绪

略有些讽刺的是,我入了写字的行当,却不属于勤奋笔耕的人。因为写得并不多,所以对于文体很少深究——我是指,学理上固然知道文体辨析的重要性,甚至愿意用文体这一研究范式来考察问题,但对于自己的写作,尚缺乏文体自觉,或者说缺少某种敏感性。所以此番被要求以杂文写作者的身份,写一篇“告白”,我一方面有一种被“命名”的踏实感,另一方面也有些不知从何落笔。

我想,杂文之所以赢得老百姓的欢迎,是源于中国的现状——你可以说它风云激荡,也可以说它光怪陆离——激活了这一文体,让它具有更广的涵盖性,起码,评论中那些注入了文学气息的、不再字正腔圆装腔作势的评论,可以被纳入杂文的旗下了。

当然这也是我被纳入杂文写作者范畴的缘由。迄今为止,我的私人写作很少,绝大多数文字都是为所供职的《中国青年报》的版面所写。而我涉足杂文写作,自2006年后渐多,尤其是2009年6月我所在的《冰点周刊》改版,新设“事件观”和“新闻眼”两个栏目后,杂文已成自己写作的常态。

一般社会意义上的杂文,重在公共情怀。对于这个词组,我更愿意拆解开,一说公共,一说情怀。公共是就话题而言,就文章的立意而言;情怀是就进入某个话题的态度而言,就支撑立意的感性背景而言,说小了,感同身受,说大了,民胞物与。通常考量,评论以立意胜、以逻辑胜、以析理胜。但我以为,不能忘记另一个维度的标准:以态度胜、以情感胜、以真诚胜。

若只以评论特质来对接文学意义上的杂文,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我和“冰点”同事的写作尝试之一,便是引入一种能承载更饱满也更细致的个人情绪的评论写作。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新聞眼”这个栏目中。此番被编辑选入“新作小辑”的三篇文字,便都来自“新闻眼”。

不知道是自己的心理感知本就和所服务的版面高度契合呢,还是由于长期浸润于《冰点周刊》的价值判断氛围从而塑造了自己的心理感知,总之,我发现自己可以自然而然地把个人对于这个社会的关注点,以及个人最饱满的情绪,在版面定位上找到一个投射点,即“冰点”从一开始就确立的公共担当——呈现普通个体不普通的故事和命运,为我们这个时代记录下一些有人性温度的样本。

所以有一些主题是在我撰写的“新闻眼”中反复出现的。比如我写北京城里追讨阳光的老人,想摹写那种“吞噬生活的暗影”;写山东小县里的失业者不得不借钱交暖气费,想让读者感知那种“寒彻心扉的暖气”。我写一些被遗忘的群体,想撕开笼罩着他们的那种“意味着冷,意味着不公,意味着痛”的阴影。我写夏天猝死于高温的民工,写冬天冻死在寒夜的流浪者,写救助站的“救助”甚至抵不上一次平等和真诚的握手。

我不得不承认:事情就是这样,貌似“合法”的故事,滋长在我们身旁;不合情不合理不合道德的故事,纠结在我们心间。但我必须对自己说,也愿意对读者说:好吧,我接受,不管这是对人心的勒索,还是向时代的献祭。陌生人,也请你们接受。等待,同时相信:苦难的弦每被拨动一次,改变的势能就多积一点,幸福的梦想就清晰一分,“人”的图像就放大一寸。

我写春节的“节”、“劫”与“结”,的确是基于其公共意义,但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因此第一节是这样结尾的:“我爷爷若活着,只比它小一岁。”若把自己置身事外去泛泛地对“春节”指手画脚,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人性的力量。

以我的体验,即便是同一件事、同一个话题,怀着公共情怀去写和依着个人情绪去写,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样态。小人物悲凉的命运,荒诞的当代拍案惊奇,这些的背后,都藏着至少两篇好评论,或者好杂文。

坦率地说,我更享受后一种写作的状态。“新闻眼”常能在公共事件里“夹带”一点儿私货,比如我的个人情趣——建文帝和旅鸽之间的关联、图灵死因和苹果公司标识的渊源、英国一只神奇的小猫等等。只是我必须警惕一点:这毕竟是社会性的杂文评论,而非副刊文字。

民国时人曾评价周作人有“铁的优雅”。周作人其人不论,单拎出这一评语,境界其实颇高。杂文若如此,便很不错。

作者漫像 / 杨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