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何以为中国特有

张 达

曾彦修先生在为《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撰写的《导言》中谈到,我国的杂文不同于欧洲十六世纪以来以英法为代表的“随笔”,认为“杂文恐怕应该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样式”。文中提出的根据有三:“第一、杂文在中国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而且中间没有中断过”;“第二、‘五四前后兴起的引起政治、伦理、文化以至人生观巨变的这次大的革命运动,多是以各种各样的短篇论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尤其是那时偏于论文化道德传统的论文,更多的是以杂文形式出现的”;“第三、最重要的还由于中国特别缺乏欧美的资产阶级式的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所以一切反对腐朽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各个封建军阀政权以至反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斗争,都缺乏必要的民主自由条件。于是,一切直接同敌人战斗的言论,便不得不采取杂谈随笔的方式,从而使‘杂文得到了特别的发展”。

曾先生说:“生活在历史、文化、风俗、政治条件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一些欧美国家,他们的人民和作家确实弄不明白文章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有话不那么直接说明……有什么批评、抗议、揭发,直接写出来不就得了吗?何必要这么“弯弯绕”、“绕弯弯”呢?但是,中国的国情条件完全不同……没有爆发的条件,于是就逼出了这么一种文章——杂文。”

将我国现代杂文的兴起、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归结为封建、半封建的制度下的言路不畅,是上面这段文字的核心意思。这样的认识,不仅属于曾先生,而且在众多的有关论著中都可以见到。表面看来,这种认识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却经不住更深一层的推敲。就拿“五四”来说,当时固然是封建军阀统治的时期,政治不可谓不黑暗,文网不可谓不严密。但是,设若从更加广阔的背景上来看,这显然又是一个帝制崩塌、社会转型的时期,提倡科学和民主就是那个时代最为鲜明的旗帜。毫无疑问,正是这种社会转型、民主大倡的时代背景,为现代杂文的诞生和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契机,而不仅仅是封建势力的压迫使然。因此,与其说“五四”杂文的语境就是“缺乏必要的民主自由条件”,倒不如说是具备了呼唤民主自由的条件更为恰当。大致相似的时期,还可以提到“文革”前后:五十年代后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杂文于是勃兴;“文革”期间,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杂文则近乎绝迹;进入新时期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指引下,杂文又再度活跃。这样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杂文创作的兴盛起码不是同“缺乏……言论自由与民主法制”直接联系在一起,倒往往是政治相对宽松、民主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的时代产物。

另外,无论是“五四”时期以至三十年代的杂文,还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其中更大量的篇章,都是讨论诸如民风民俗、婚姻家庭、吃饭穿衣等问题。这样的内容在政治上并非多么敏感,似乎不必有太多的忌讳。但是,它们却仍然只能产生在帝制解体、“文革”收场之后而不是之前,这也说明了现当代杂文创作,主要不是由于旧有的封建“国情”的逼迫,而是出于新起的民主潮流的激发。在这里,杂文创作主体的思想心理状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心下如死水,无论怎样“逼”也荡不起什么涟漪;只有思维和心理活跃起来,才会催生出不吐不快的作品。

当然,不吐不快又可以采取两种方式,或者是“直说明说”的议论,或者是“弯弯绕”、“绕弯弯”的杂文。客观地看,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在新时期以来的今天,这两种方式都是共生并存的。例如在《新青年》上,就不仅发表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大量直陈式的反对军阀、鼓吹革命的论文,同时也发表了他们大量的曲笔式的同样内容的杂文。那么,既然可以“直说明说”了,为什么还要“弯弯绕”、“绕弯弯”呢?对于这一问题,如果单纯从封建的“国情”去分析,就更是不容易讲清楚,而只能从中国的“文情”,也即文章传统、文学传统、文化传统中去加以解释。这就不能不涉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杂文的历史渊源。

我以为,中国杂文的源头有二:一是议论的“语录”体;二是诗歌的“比兴”法。

“语录”,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散文文体。我国最早出现的《尚书》就是一部以“记言”为特征的典籍。“记言”即“语录”。随后,《论语》、《老子》等著作,也是如此。而从《孟子》、《庄子》等等开始,议论虽已变得宏大起来,但语录体的痕迹依然保留得十分清晰。语录体的特点,就在于言论的片断性、随感性,后来的杂文所继承的显然正是这种传统。现代杂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广泛地称作“杂感”,而鲁迅常说:“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的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是匕首,是投枪”。这些说法,无疑都可以说明杂文写作不讲究系统性地发议论,而侧重片断式地说感想的语录体特点。

“比兴”同“赋”一样,本来都是《诗经》所开创的文学手法,自然也是属于最早的。但与“赋”相比,“比兴”所体现出的文学色彩似乎更为强烈、鲜明一些。文章写作本来就离不开“赋”,然而在先秦诸子中,“比兴”显然也已经成为大量使用的手法了。《孟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尤其有代表性,里面留下的许多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后来,逐渐有人将比兴当做文章立意结体的基础而加以运用,如唐代韩愈的《毛颖传》、《杂说》、《子产不毁乡校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永某氏之鼠》等等。今天看来,这些文章无疑已经是非常标准的杂文了。杂文靠什么布局谋篇、发表意见呢?愚以为,主要就是靠比兴。关于这一點,我们只要读一读古往今来的杂文作品,尤其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完全可以确认的。故可以认为,比兴正是中国杂文所特有的立意方式、结构方式,也即写作思维方式。离开了比兴,就难以产生中国的杂文。

语录用于议论,比兴属于文学,两者结合,以比兴发议论则恰恰吻合了杂文最基本、最突出的文体特征,即通常所说“文学性的论文”或“议论性的散文”。以此与西方的文章相比照,可以见出这种吻合实乃出于必然。中国的文章始于语录而不是柏拉图那样的长篇大论,中国的诗歌始于风诗而不是荷马史诗那样的叙事史诗,就是这种必然的表征;而杂文,无疑就正是蕴含在这样的文章传统、文学传统、文体传统之中,也即中国特有的写作思维的传统之中。

【选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