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中性政府，延续中国奇迹

姚 洋

中性政府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

1978年-2009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以上，称为“奇迹”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多了起来。

国际上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成功来自于高效的威权体制。这种观点只涉及了问题的皮毛。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西方所想象的那种威权体制，而是极富弹性的混合体，其中不乏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因素。而且把中国经济成功归结为威权体制也是说不通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政体比现在更具威权特性，却没有高速经济增长；世界上还存在过许多威权体制，都以失败告终。

国内对中国模式的总结很多,但是，多数观点都过多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没有说出中国模式对世界的普遍意义。独特之处不一定就构成一个成功的模式，否则所有国家就都有自己的成功模式了，因为它们都有其独特之处。

中国模式不在于经济政策方面，因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政策建议，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在于一个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就是一个在面对不同社会与政治团体发生利益纠纷时保持中立立场的政府；换句话说，这样的政府不会总为某个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代言，当然也不会为某个群体所俘获。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是有偏的，被精英阶层牢牢控制，但是，精英阶层不一定是最具生产力的阶层，政府偏袒它们就会发生资源与生产力之间的错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的中性让中国避免了这种情形，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中性政府存在一个重要条件是社会平等。这里的“社会平等”，指的是不存在排他性的、由社会习俗默认的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的典型例子是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不平等是最深刻的不平等，不同于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后两者要浅显得多，可以通过短期的措施得到矫正。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政府和强势精英集团结盟是理性的选择；而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政府和任何集团结盟都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容易激起其它集团的联合反抗。

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及1952-1978年实行的计划经济使得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大体平等的社会。社会平等使得中国有别于其它后发国家。中国的经历更像欧洲国家，特别是发生过血腥革命的法国、西班牙和俄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超常的”，因为中国社会本身是非“常态的”。

政府与资本结盟导致经济失衡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向着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靠拢，其主要表现是强势集团的兴起及其对政府政策的控制。这首先表现在政府本身的变化。20世纪后20年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大量政府投资的直接后果压制民间投资，并可能产生大量银行坏账；在更深层次上，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加剧了中国政府的生产型政府性质。经济失衡成为各界讨论中国经济时的热门话题。失衡主要表现三方面，即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顺差、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以及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导致失衡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参与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24%，而政府储蓄（主要是资本形成）占GDP的10%，即政府把42%的收入用于投资。相比之下，其它国家政府资本支出很少有超过10%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无可厚非，但我们不能不问问：相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否有些超前了？更何况，那种把好好的石砖人行道换成大理石人行道、修建磁悬浮列车、在市中心开辟巨型花园、在城市边缘建人工湿地的事情还很多。如果把这些钱直接花到老百姓头上，国内消费不就可以提高一些吗？

已到危机边缘，急需新一轮改革

为吸引投资，地方政府压低土地价格，给投资者各种优惠，作为补偿，投资必须带来GDP和税收的高增长。这决定了地方政府青睐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而排斥劳动力密集的投资。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商业公司相差无几，这不仅弱化了政府的公共职能，而且为利益集团乘虚而入打开了大门：既然经济和税收增长是第一位的，那么，资本就容易得到额外的照顾，政府和资本的结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自1978年以来的各项改革几乎都是原有体制难以为继，到了危机边缘发生的。当前，结构失衡也把中国经济带到了危机边缘：大量经常项目顺差不仅意味着浪费性积累，而且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消费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意味着经济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其背后是经济增长的好处没有被均等地分配给普通民众，而是落入了企业和政府的手里。为此，我们有必要启动新一轮的改革议程，其核心是经济的去国家化和政治过程的民主化，前者消除政府商业化的基础，后者限制强势集团对政府的控制。▲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