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个人认为，这几点既是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是对我们今后理论工作的要求。我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来与大家共勉。第一，要注重实践，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有生命力，正是因为它把自己的根须深扎在现实的土壤里，与生活之树一起生长。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第二，既要善于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包括历史教训，也要善于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成果。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我们党进行了不懈探索，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走了不少弯路。成绩是宝贵财富，教训同样也是宝贵财富。我们既要从成绩中汲取有益营养，也要从历史教训中汲取有益营养，尤其是千万不能忘记违背科学规律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教训，这样今后才能少走弯路。第三，理论工作者要走出书斋，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贡献。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来自实践并用于指导实践的科学指南。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认同、所掌握，并被人民群众自觉地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推动历史进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解和掌握，我们的宏伟目标才能够顺利实现。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经常深入实际，了解广大干部群众在思考什么，关心什么，有的放矢地开展理论宣传，进一步增强理论宣传的吸引力、说服力、影响力、渗透力和竞争力，使马克思主义为更多的人民群众所掌握。

王长江： 政党归根结底是民主的工具

《上海党史与党建》日前刊登了对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的专访文章。王长江从民主的角度阐述了政党的产生和使命：

考察政党的发生和发展，我们看到，在人们最初探索民主政治的时候，政党并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人们逐渐发现，要把民主变成一套可操作的制度、程序、规则，就不能没有组织。这种组织，既不同于可以对人们实行强制的国家机器，也不同于明确地只代表一小部分人意愿的利益团体。它虽是人们自愿成立，却又以掌握国家政权为目的。这种组织，就是政党。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了解这一点，对从本质上把握政党的特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处于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生态环境中的政党，由于面临形势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在活动过程中可能会突出地体现其中的若干特性而隐略另一些特性，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暂时不能履行某些功能。但是，政党归根结底是民主的工具。政党长久偏离这种工具特性，肯定会出现问题：要么政党自身蜕变，要么政治体制的运行陷入危机。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

如何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关键在于如何带？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带？“公推直选”把基层组织的“一把手”放在全体党员当中来选举，尤其是一些试点地区引入了党外群众参与，在“公推”环节采用“群众投信任票”的方式，引起了多位专家的关注。《瞭望》刊登记者专稿，介绍了专家的看法。

在中央党校党建专家高新民看来，基层党内直选，尽管在法理上只是党的内部选举，但非党群众通过投信任票、驻点调查、现场提问等环节参与进来，客观上形成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也对基层民主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祝灵君副教授说，在新阶段，应该以扩大党内民主的示范来改善人民民主实践的质量，最终提升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质量；以党内民主的推动去带动城市社区民主，形成新的阶段我国基层民主的新的增长点——城市基层民主。“今后一段时期，大力推进城市基层的党内民主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又一新亮点”。

近年来，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对于自身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的要求越来越明确。但是党内一些干部的思想观念与之相比，似乎远远落后了。

“比如沿海地区一些干部谈起招商引资时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而谈起民主政治却噤若寒蝉。这个现象令人不安。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张志明教授谈起他在教学中的一点感受。“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也包括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弄清‘选举’在民主政治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具备民主的常识，培养民主的能力。 ”

南湖区凤桥镇党委换届

避免“低质民主陷阱”

日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叶小文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要求，还是发达国家的外部“示范”，民主的呼声都会日趋强烈。这本无可非议。但如果民主建设违背了自己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就可能落入经济停滞、社会动乱的“低质民主陷阱”。发展中国家不但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更要注意避免“低质民主陷阱”。

西方的民主道路经历了漫长过程，其社会建设大体先于民主进程，其民主进程又继续推进社会建设。西方第一波民主化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化，资产阶级是第一个有能力和君主贵族分享权力的社会群体。第二波民主化的动力，则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培养出的庞大的工人阶级，他们要求政治参与，要求普选权；要求政府和资本分离缓解劳资冲突，政府加强经济监管规制资本运作；要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从而推动了社会建设。随着资本对工人高强度剥削的难以为继，不能不转而借重技术和管理创新，一批昔日的工人阶级转型成为中产阶级，才出现第三波西方民主，即所谓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大众民主。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民主进程则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即首先依靠一个权威的“发展型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积累了一定财富，政府再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建设，为政治宽容和民主化创造条件。中产阶级在其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开始有政治参与的要求，这是民主化的动力。社会建设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又保障了民主化进程中的理性、有序参与。

30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无疑要加大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的步伐，重点解决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建设等民生问题。既要公平地分好经济“蛋糕”，也要继续做大经济“蛋糕”。社会建设好了，就为加快民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的各方面紧密相关，但只能分阶段逐步进行。推进有序的优质民主，应有改革的目标选择和路线图。要抓住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的时机，大力推进社会建设方面的改革，创新社会管理，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而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带动整个社会民主。

把推进改革变成自觉行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指出，今后的改革，不能完全被动地依靠危机来推动，要更加主动地推进改革，把推进改革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要解放思想，迎接改革开放的新一轮高潮。魏加宁说，今后1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不改革。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也还有“和平红利”，更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是“制度变迁”带来的“红利”。对于下一步改革，他提醒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与改革模式有关的三大关系。即危机导向和利益导向的关系，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关系，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魏加宁认为，今后的改革，需要有危机意识，但是不能完全被动地依靠危机来推动。要更加主动地推进改革，要把推进改革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变成一种常抓不懈的自觉行动，要设计出一种主动推动改革的机制来。在改革的方式上，应当更多地依靠利益导向。在机制保障上，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改革协调机构，以便加强改革的总体协调，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改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防止改革被部门利益所左右，防止改革被利益集团所左右，防止改革本身出现系统性风险。

“快餐理论”令人忧虑

从人的认识论来讲，一个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需要从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火热实践中去凝炼去升华;一个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也需要循环往复地到实际中去检验去校正。然而，如今一说到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改革，仿佛整个社会最不亏缺的就是“理论”：看到点“病症”，还来不及切脉问诊，就敢开出大处方，从不管对症与否、也不管副作用抑或后遗症几许，要的就是“轰动”。一方面，人们期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能成为“管用”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且能用它作为锐利的实用武器，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可是，恰恰这些方面的理论还相当的滞后与欠缺。另一方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的各色理论观点，仿佛又都难以摆脱得开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全盘退化”的魔咒。凡此种种存在的问题颇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决不是庸俗化、娱乐化，更不可能像 “立竿见影”那般不着调地浅尝辄止，当理论界充斥着“书斋气”、“浮躁气”时，谁还会像费孝通等理论界泰斗那般“深入基层数十年”，拿出精雕细刻的理论成果去指导实践？请不要再用“快餐理论”去蒙蔽、去愚弄、去误导大众。

“鼓励民资”应成为长效机制

打破民资准入限制势在必行，但是这不应仅作为挽救经济下行探底的应急式行动，而应成为我国深化市场改革的根本理念。最近各部委有针对性地出台鼓励民资政策，不仅是对2005年和2010年新旧“非公经济36条”的落实之举，还是对近5年国资过度扩张造成民资持续弱化的平衡之举，更是扭转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下行探底的无奈之举。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缺乏可行性操作细则和严格监管机制的“鼓励民资”，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极易演变成无功而返、甚至适得其反的结局。

细究此番6大部委“鼓励民资”出台的相关政策，可以说普遍缺乏可行性的操作细则。比如，银监会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其中虽然将村镇银行主要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降低为15%，但是在“单个自然人股东、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不得超过股本总额10%”这一限制未破之下，即意味着国有银行仍将作为乡镇银行的主角、民资仍然仅能作为配角而存在。当然，该文件还提到“村镇银行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后，主发起行可以与其他股东按照有利于拓展特色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完善公司治理的原则调整各自的持股比例”，但是在没有明确细化的具体标准和具体期限之下，这仍可能仅是形式上的“口惠”而已。

再如，卫生部发布的 《关于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的通知》，虽然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可以按照经营目的，自主申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并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对社会资本举办的医院进行定级”，但是这一要求并未有具体的时间安排。此外，虽然国办“58号文”早于2010年即已颁布，明确“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部分地方仍然存在征收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税费、拒绝兑付辖区外合规医保定点民营医院的医疗费用等违规行为，对此卫生部此番亦未出台具体的解决措施。

与普遍缺乏可行性操作细则相比，我们更加担心此番6大部委鼓励民资出台的相关政策、尤其是国资委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如果缺乏严格监管机制的约束，极可能再次导致上一轮国企改制过程中屡屡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利益输送”等诸多乱象。打破民资准入限制势在必行，但是这不应仅作为挽救经济下行探底的应急式行动，而应成为我国深化市场改革的根本理念，更应确保在可行性操作细则和严格监管机制的前提下具体实施，而不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重启国企改革呼声再起

不久前，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2030年的中国》，该报告涉及国企改革与红利返还问题，一时舆论热议；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国企改革，深层次原因是忧心国企改革方向模糊，动力减弱，利益固化。如今“做强做大”的国企高管似乎没有继续改革的动力，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资委也缺乏继续改革的动力。一时间，国企改革要不要继续推进？如何选择改革路径？国有资本变现如何与财政预算体系重构相协调？一个基本共识是，已经到了必须厘清改革思路，再启国企改革的时候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前不久发布的《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做了新的部署，高层推进国企改革的决心很明确。那么，下一步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国有企业追求市场化、商业化以及利润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行为，已成积习。这也意味着，改革到了新的阶段，这已经不是国资委层面可以驾驭的国企改革，而是围绕国有资产战略布局和国家战略层面财政体系重构的国资改革。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学者提出，国有资产应首先从“退”入手，他主张，对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应当不再依附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而是以自由流动的国有资本形态控股与分红，政府不再干预企业决策和内部事务；对自然垄断性行业，则放开准入门槛，制定行业标准，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实现政府监管模式重塑；对涉及自来水、电力、燃气、医药等公用事业领域，可采取PPP(公众、民营合作制)或者“授权经营”等方式取代行政管理；而最后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则属国有资本“退无可退”之地，也即是国有企业生存之域。该领域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提供一般企业无力生产、不愿意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此类国企也被学者称为“公益型国企”。进而，国有资本可以以退为进，补足社保和公益性基金所需，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国有资本的进退离不开政府职能的转变。目前，公众对国企的意见，主要是国有资本借助国有企业的实物形态扩张，依赖行政特权获取利润，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当国有企业的存在不再以营利为目的之时，政府也就从建设型政府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多行使社会管理职能，而国有企业以往所负担的社会功能全部转由社会担负。国企改革的思路与路径抉择将进一步厘清。

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认识仍有待深入

发展方式转变，或增长模式的转型，首先涉及到对已有增长模式的评估。如果说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同时又认为我国的增长模式“落后”、“不行”，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事实上，回过头看，特别是在国际视野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不难发现我国的增长模式具有诸多重要而独特的优点。

总的来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特点是“地方竞争”。有一级政府，就有一个竞争主体。这种独特结构是我国传统政府治理结构和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当市场机制驱动的商品和资源跨区域流动以后，“强政府”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交易者信用、动员本地要素并提高其质量、改进政府办事效率等方面，都表现出组织资源上的优势，在工业化处在起步或较低阶段时，此种优势更容易得到体现。而客观上存在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刺激了对这种组织资源的利用。值得研究的是，这种也被称为“发展型政府”的特点并非出自预先设计，而是在改革实践中通过适应性调整逐步形成，事后被观察和认识到的。这一点恰恰体现了我国改革的特点。

事实上，我们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认识仍有待深入。而处在这种状态就存在着一种可能，即不经意间将一些原本难能可贵的东西否定甚至丢掉了。比如，我国的高储蓄、高投资是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现在被视为增长模式中的突出问题。如果考察一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个因素正是其缺少且长期以来难以具备的。

通常认为，现有增长模式导致了几大不平衡。那么，这些不平衡是真正问题所在，还是更深一层问题的外在表现？我们认为，注意力应主要放在深层问题上。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深层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能源、土地、金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不同程度存在的扭曲，导致资源误配和结构失衡。二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垄断性较强的非贸易部门（以基础产业为主） 与以非国有企业为主、高竞争性的贸易部门（以出口导向型产业为代表）并存的二元结构。不少研究表明，前者在占有大量资源的同时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后者，并包含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财政风险。我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后者。

现有增长模式的缺陷与其特点或优点直接相关，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都根源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深度介入。它在创造高增长的同时，内生了诸多结构性不平衡；它在促成高投资时，包含了不容忽视的低效率和风险隐患。人们一再警告说，如果不解决上述问题，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理想的办法应当是，通过深化改革去掉现有增长模式中不好的东西，保留好的东西，所谓“兴利除弊”，通过纠正不平衡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然而，改革未能取得预期的实质性进展，但高增长看起来依然可以维持。

回过头再看增长模式转型，我们可以把问题分为三类：结构性、体制性和时效性。浮在表层的是由一系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背后则是资源配置中的扭曲所体现的“体制性”问题。值得探究的是，体制上的缺陷与优势很可能是共生的。尽管人们期待“兴利除弊”式的改革，事实上改革难度很大，不是因为没有“可改革”的空间，而是因为“能改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然而，只有经济仍有高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的势头并非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不可持续。这说明既有的增长模式与高增长阶段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不仅表现为可以启动和维持着高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容纳、消解或后推看起来相当严重的不平衡、低效率和风险隐患。这可以理解为“时效性”。需要强调的是，当“时效性”成为一个问题，即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时，不能不面对原有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所引致的矛盾尤其是风险冲击，而且要构造一个与新阶段增长特征相适应的增长模式。这就是下一步改革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印度靠改善民生扩内需

2007年至2011年是印度的“十一五”计划时期，印度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8%。前不久美国《福布斯》杂志刊文认为，“有充分理由对印度持乐观态度，原因恰恰是它和中国不同。中国完全靠出口，而印度是个靠国内消费繁荣的经济体。”事实证明印度是所有大国中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作为大国经济，主要依靠内需推动发展的经济模式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印度经济是如何做到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呢？

一是财政支出大量用于改善民生。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和提供廉价房、廉租房节省了普通家庭的大笔开支，为民众消费缓解了后顾之忧。

二是印度的个人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世界知名调查机构ECA国际在全球45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人的工资增长最高，年工资增长约12%。实际上，有研究显示印度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从1999年以来连续多年高于GDP增长。个人实际收入增加有力支撑了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印度居民家庭消费占GDP比重达55%左右。

让市场经济走向公平与可持续

日前，第九届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暨第74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此次论坛主题是“走向公平与可持续——转型中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期间，新京报专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

新京报：当前的热点之一就是金融问题，而金融领域的问题之一，是民间资本投资无门，民间金融乱象丛生，民间借贷纠纷急剧上升，我看您近期一直在呼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高尚全：金融改革非常重要。虽然近年来金融改革也有不少进展，但是现在金融改革仍不到位，遭遇了金融垄断，产生了很多问题。温总理对金融改革非常重视，他讲到金融垄断，可是一些人并不承认存在垄断，认为银行业是国家的，银行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竞争，就不是垄断，实际上这是对垄断缺乏正确的理解。

新京报：该怎么正确理解金融垄断？

高尚全：我们现在的金融资产总量，大概是115万亿元，但主要是国有的，民间的份额比较少；并且，金融资产的结构不合理，这115万亿元主要是银行的资产，保险和证券市场的资产比较少。

根据银监会的数据，去年银行业的利润是10402亿元，这是净利，毛利是26000亿元，仅就净利而言，比前年也增长了36.3%，尽管银行业不承认这是暴利，但是这36.3%的产生，有两个必须注意的背景，一个是实体经济非常困难，一个是老百姓长期承受了负利率。

为什么温州会发生金融问题呢？那些老板为什么要跑路呢？就是因为高利贷受不了了，利息已经高于企业的正常利润率。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投向往往以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为重点，广大中小企业虽然有需求，却不断地遇到贷款难、成本高等门槛。

新京报：这种背景下，如何看温州的金融改革试点？

高尚全：正因为此，现在国务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温州搞金融改革试验区，目的我想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如何解决小微企业的贷款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长期以来存在的地下金融市场的问题，就是说是否合法化的问题，不能都是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要尝试多种形式，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

新京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利率市场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您怎么看？

高尚全：现在利率市场化推进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影响，他们认为现在条件不成熟。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存款利率是控制的，而贷款利率是放开的，所以存贷差很大，达3个点以上，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就是通过存贷差获取高额利润的。比如说，你现在贷款一千万元，但是银行要求这一千万元必须还存储在这家银行，一出一进，银行的业绩是翻番了，相关人员的奖金随之增加了，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收入差距会这么大。

新京报：这种背景下，推进“利率市场化”应该更为迫切。

高尚全：利率市场化必须突破重重困难，一定要推行。金融市场放开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才会发挥出来。

新京报：以金融改革为例，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在哪儿？

高尚全：主要的阻力还是来自垄断部门的利益和特权的影响。比如说在金融、能源、电信、交通等行业，一方面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享受着高利润与高收入，另一方面又抬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准入门槛，影响了市场平等竞争的格局，从而制约了经济活力。

为什么银行普遍愿意把钱贷给国有大型企业，而不愿贷给中小企业呢？主要是因为贷给国有企业更保险，因为这些企业是国有的，即使出现问题，风险也小一些。如果贷给中小企业，银行信贷员的压力就会很大。并且，银行也需要评估企业，成本较高，就不太愿意放贷。当然，由于中小企业刚刚起步，或处于上升期，诚信度可能不足，抗风险能力也有限，但这都是企业发展必经的过程。因此，政府和银行需要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反过来，如果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对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

新京报：现在，普遍认为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社会期待都很高，您有什么期待？

高尚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有三个重要的历史时点值得纪念。一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而中国的改革能否取得新的突破，决定着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改革开放取得突破，什么时候制度红利就能够充分释放，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

工业领域正经历第三次革命

近期，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专题论述了当今世界范围的工业领域正在经历第三次革命，即数字化革命。大多数工作将不在工厂现场进行，而是在附近的办公室里面，办公室里满是设计师、工程师、IT专家、物流专家、市场专员和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作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越来越多的国外生产项目搬回富裕国家，这不是因为工资成本在上升，而是因为这些公司想贴近客户，以更快应付市场需求的变化。并且，因为一些产品很精密，所以让设计人员和生产人员在同一个地方有利于沟通。

部分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致群体事件多发

新时期信访干部的优秀代表张云泉说过这样一段话：“群众找不到基层干部的过程，就是群众对我们干部积怨积恨的过程。时间越长，群众的怨恨就越深，而且那些相识和不相识的群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联系，消息传播得很快，怨恨的链条也会瞬间延伸。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怨恨继续累积，一个偶然的时机，就会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这是他多年从事信访工作的切身体会，深刻阐明了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群众能“找得到”，感情才“贴得近”。

做好群众工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都不能忘记一个前提，就是要让群众“找得到”。让群众“找得到”，才能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所忧，拉近同群众的感情，进而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而“群众找不到基层干部的过程，就是群众对我们干部积怨积恨的过程”。在让群众“找得到”方面，张云泉作出了榜样：在26年的信访工作中，每年接访2000多人，但没有一个人再上访。为什么？主要原因就是他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工作理念和方式：在接待每一位上访群众时，不仅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而且把身边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都留给对方，确保自己开会或外出时上访群众能随时联系。这样，不仅让上访群众感到了尊重，而且使自己能够随时掌握群众的想法和诉求，从而为做好信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相形之下，当前有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官僚主义严重，不是创造条件让群众“找得到”，而是想着法子让群众找不到：或习惯于端坐在“堂”上，通过电话与文件等进行“遥控”；或热衷于各种场面上的事儿，让群众只能见到名字、听到声音、看到图像，就是找不到真人；或象征性地向群众公布了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但这些电话很难拨得通……这些群众“找不到”的干部，自然很难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真实想法，其决策和工作就难免脱离客观实际和群众愿望。对这些“找不到”的干部，群众自然也很难产生好感和信任。而群众的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必然导致群众产生怨恨情绪。近年来一些地方社会矛盾较多、群体性事件多发，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做好群众工作是一门学问，不同的岗位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但无论身处哪一个岗位，都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密切联系群众。这不仅需要让群众“找得到”，而且需要主动去“找群众”。在这方面，张云泉同样作出了表率：他不仅注重及时、耐心地接待群众的来信、来电、来访，而且经常深入群众之中嘘寒问暖、排忧解难，与群众结下了亲人般的深厚情谊。这启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一方面应畅通渠道、拓宽途径，方便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另一方面应自觉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有形成这样一种良性互动，才能把群众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化解不利因素，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稳定？

很多地方政府时至今日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大棒处理所有问题的管理思路，然而面对转型时期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分化的社会阶层和纷繁多态的社会心理，旧手段老办法不仅耗费着巨大的行政成本，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激化矛盾使事件升级。

新时期的社会管理不等于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更不应是简单的政府控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认为，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如果说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矛盾和纠纷，将之统统上升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是不明智的草木皆兵，那么对于民众的权利诉求也当成“洪水猛兽”则是一种讳疾忌医。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某些地方政府对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解读正悄然偏离初衷。于建嵘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树立科学的稳定观。既不能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也不能对社会不稳定因素视而不见，而要顺应权利时代的要求，加强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提高对公民权利诉求的应答质量。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为什么会陷入“维稳怪圈”，与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僵硬的稳定观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社会为了这种稳定的思维定势，正在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状态估计过重，现在，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

他提出，维稳需要新思维。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治标不治本，只是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征多少税”不能由税务机关说了算

随着财政收入增幅明显回落，各地财政增收的任务压力正在增大。最近，中央和地方均出台或计划出台一些扩大税源的项目，试图由经济形势较好时法定应征实际未征的“弹性征管空间”里提取更多资源。

依法治税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税收管理原则，也是税收法制原则的最高体现——法律规定税率是多少，就该按多少税率征收；法律规定哪些属于应税范围，哪些不属于应税范围，都应严格执行。脱离法律原则的税收征收和管理将无法存在，它对纳税人私有财权的侵害非常严重。当然，由于纳税人税法遵从度的高低，以及税收征收管理现代化水平因素的制约，决定了在依法治税前提下，“应收尽收”的税收组织收入原则并没有落实到位，税收收入并没有按照企业实现多少缴纳多少的理想情形出现。法定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形成了税务机关巨大的征管空间。

当前税收立法也不完善，税收法律不能穷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导致税收立法赋予税收管理权的自由裁量空间，比如税收立法之后，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时出台税收行政法规，将具有解释性质的细则制定权赋予了财税部门（制定实施细则相当于对税法的进一步解释，实质上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同时，具体征管活动中，税务机关也存在很多自由裁量权，比如核定征收，《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对处罚权设定了50%～5倍的罚款规定，这也赋予各级税务执行机关弹性征管的权力。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国尽量减少和限制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民间也持续呼吁规范税收立法权——决不能让本该权力机关行使的税收立法权，被转让给行政机关。我们不遗余力地追求税收法制和依法治税，杜绝任何人、任何机关凌驾于法律之上来征税。

可是，目前地方税务机关的弹性征管空间还很大，税收法制和依法治税被财政收入形势所左右：税收收入形势好、超收多，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企业逃漏税款；当税收收入增幅缓慢时，又让企业预缴税款，杀鸡取卵、寅吃卯粮。一位山西基层的税务人员表示，不管当地经济形势如何，近年来他们每年都有10%～12%的税收增幅，有时到了年底税收任务完不成，税务局会要求企业提前将明年的税交一部分，而且这并非官方意义上的预缴，因为企业并没有发生相关纳税义务。对于这种收入形势好就放松管理，放任企业逃避税款；收入形势存在压力，就寅吃卯粮，让企业预交税款的做法，除了放大税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破坏税收的公平原则和法治原则。税收执法机关如此带头不遵从税法，谁又愿恪守税法呢？

讲道德需要研究“讲法”了

最近曝光的皮革明胶胶囊事件，引发“企业道德溃败”的忧虑，还有人一直在讨论“底层沦陷”的话题，都是直指社会道德状况。大家期盼“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好起来，呼吁人们“讲道德”。

“讲道德”，通常被我们理解为道德实践，意思是道德标准已经确立，人们需要付诸实践。最近上海有所小学，在教完“孔融让梨”的课文后，出了一道考题：“如果你是孔融，你会不会让梨？”有学生回答不让，结果被老师打了一个大大的叉。这件事暴露了一个问题：学校将一些道德标准简单化与绝对化，忽视了道德价值的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不讲道德，有不少人无耻而坦然地活着，甚至升着官、发着财，我们需要提倡道德，提倡大家讲道德。专家一直呼吁重建道德，有关部门一直是“典型引路”，并寄希望于人们被“感动”。其实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讲道德”是知与行合一，人们只有先“知”，然后才能“行”，并在讲道德上更加坚定。这里，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学术、教育与社会道德的关系。在西方，伦理学一直是一门显学。伦理学思想进入社会生活，形成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管理伦理、医学伦理等诸多应用，引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伦理思考。行政机关，有伦理审查；科学研究，有伦理审查；医院治病救人，也兴伦理审查，可见伦理道德无处不在。

观察我们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它被“思想品德”教育代替了，另一方面它不受欢迎，因而不被重视。再向社会生活延伸，伦理道德概念变成了“纪律”、“作风”之类的含糊说法，人们但求“政治正确”，而不再作深入思考。人们的伦理道德意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结果是有些人耻感麻木，甚至是耻感消失。企业与黑心商人伤天害理却无所敬畏，事后无人忏悔，有的只是掩饰与诡辩。

道德本质上是智慧，它不是人脑里的死知识，而是一个认知并不断反思的过程。去年，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的多个伦理学课程视频在中国走红，说明中国年轻人也关心伦理问题，关键在于你教什么、如何教。先“知”，唤起思考，而后“行”之，这是道德重建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