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奇昊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24)
一
村上龙曾这样认识自己的处女作《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当时《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被认为是极其丑陋的。麻药、乱交等成为话题,这种东西并不是文学等声音也不乏存在。可说其不是文学的批评是错误的。‘这种东西并不是日本近代文学’、就应当对其进行如此批评。既存在没有人物的内心描写等批评,苦恼、悔恨、悲哀都没有的批判也很多。我并没有写到现代人的不安,连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家族的牵绊、普遍的青春都没有写到。四半世纪前期,我不自觉地想要表现的是丧失感。70年代中期,我的母国日本完成了近代化,可取而代之的却失去了某些东西。那并不是日本固有的自古以来的文化,而是近代化达成的大目标。日本民族失去了目标。”[1]
“美国的绝对影响,波及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学问、大众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日本国依存于特定的外国,这种事在1945年以前是没有的。大陆文化对古代日本的影响虽然远为广泛,远为深刻,但中国方面并没有军事的、经济的压力。19世纪的‘开国’,确实是在军事的压力下进行的,但在其后的‘西方化’的过程中,作为样板的先进国没有集中于一国。其影响也没有及至大众的风俗习惯,在这点上也和战后三十年的状况大不相同。”[2]
二
《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作为小说,后现代主义倾向和因素、或者说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对电影艺术的诸多借鉴和整合,并且从中找到了小说文本的全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