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森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天津是元、明以来运河北端的新兴城市,文化、教育事业起步较晚,但进入清代以后,天津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迅速发展,逐渐兴盛起来。由《畿辅通志·选举表》统计可知,整个明代天津府只有进士83名,天津县进士10名,天津府举人322名,天津县25名;而到了清代其进士达到295名,其中天津县123名,天津府的举人数为1400多名,其中天津县为730多名。虽说苏州、杭州、福州等城市,文化底蕴深厚,在科甲及第的总体人数上要比天津多得多,但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天津科举及第数量增加之多、增幅之大也是这些文化古城望尘莫及的,在全国各个地区的科举发展史上也是罕有匹敌的。
天津科举的迅速增加不仅得益于经济、教育的飞速发展,而且也得益于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他们对进一步繁荣天津经济作出了贡献,同时在这些大量的外来人口中,有着高文化层次的也不占少数,这些文化水平高的士子为天津的科举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天津的这些外来人口,总体上讲,来自南方文化教育发达地区的人数较多。我们知道,宋元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已经移至南方,明清时期,虽然通过南北分卷和直省配额等项制度对南方进行限制,但东南士子在科场中依然独领风骚,在全国所占比重极大。例如,科举中的殿试考试,清代114名状元中东南三省(江苏、浙江、安徽)共有状元78名,为全国的68.4%,如果再加上福建和广东两省,几乎占据3/4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