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忧患”视角解读宋代社会

丁海燕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100029）

“忧患”作为一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对象的心理形态，能集中反映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徐复观先生于1962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在于“忧患意识”；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讲演中也曾阐释同样的观点，他们都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1］忧患意识是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的体现，张岂之先生曾说：“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2］由以上各种论述可见，忧患意识是中华文化中非常值得研究的精神内容之一。宋代内忧外患不断，因而其知识阶层①忧患意识作为一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多体现于上自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言行中，因而本文将这些人统称为知识阶层。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到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体现的都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无尽关怀。这种忧患意识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如吴怀祺曾指出：“宋代文化精神导源于这种忧患意识，在理学、史学、文学各个领域内都能看得到。”［3］郭学信则说：“宋代之所以能在积贫积弱、困于四境的情境下得以存续和发展，应当说，宋代士大夫的体国恤民的忧患意识，是起了很大凝聚作用的。”［4］甚至有学者说：两宋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煎迫之中，风雨飘摇，却能支撑三百余年，士大夫“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