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耿庆彪

（中共淮安市委党校，江苏淮安223001）

论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耿庆彪

（中共淮安市委党校，江苏淮安223001）

邓小平同志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基于对国情的充分了解、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分析和对当代世界主题的准确把握，涵盖了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实现途径等丰富内容，是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

邓小平；可持续发展；客观依据；主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以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重要条件，使经济发展同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适应，实现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促进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吸取世界上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教训，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抉择。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我国经济、人口、资源、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危机，已初步提出了具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认真反思了由一系列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危害，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了一系列精辟论述，形成了科学而又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可持续发展观，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化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研究，而且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客观依据

邓小平同志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他认真总结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其客观依据是：

(一)基于对国情的充分了解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1]356对于我国的国情，他认为，从经济实力方面看，我国虽然比过去有了很大增长，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从人口与资源方面看，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而人口还在持续增长，耕地在逐年减少，人口与资源供给的矛盾十分突出；从科技水平方面看，科学技术水平较低，文盲、半文盲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劳动者素质不高，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缺乏；从地区发展方面看，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很大。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它决定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分步走，而不能一味“赶超”、急于求成。

(二)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存在诸多弊端，极易出现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震荡。因此，邓小平同志在强调经济要快速发展的同时，一再告诫：“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2]375邓小平同志指出，原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严重脱离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必须以此为鉴，制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三步走”战略。“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本身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急于求成的结果。“三步走”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值、产量或速度方面的目标，而是一个由多目标组成的目标体系。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目标，又有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指标；既反映了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又要追求经济效益，并要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三)基于对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分析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182后来，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则更加深刻和系统了。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116邓小平同志正是以其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为重要依据，选择发展生产力战略，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战略步骤的。

(四)基于对世界主题的准确把握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访华团时说道：“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2]104他认为，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有可能获得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同时，我们越是充分地利用和平环境，有效地实现经济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可能持久保持，我们就越有可能赢得更长的和平时期来发展自己。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已形成世界潮流。世界上50多个国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措施，我国也编制出本国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邓小平同志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正是建立在对世界发展主题的这种高层次的把握上。

二、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同志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体现了鲜明的战略性、务实性、持续性等时代精神，是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规定的奋斗目标。它作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标志，集中反映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为了选择和确定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1945年，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954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同志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他认为，振兴中华民族，加快发展经济，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责任。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要特别注意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说，我们的国内政策，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党明确地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

(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步骤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第一步，从1980—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2000年以前，国民生产总值在1989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从2000年到下世纪中叶，在2000年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三步走”战略步骤，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的深化和提高。邓小平同志认为，以前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同时，他指出，在那些年代，我们的国民经济处在“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这时世界科技革命却在蓬勃发展，这使我们同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确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正是汲取了上述历史教训，真正做到了既充分反映全国各族人民要求摆脱贫穷和落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又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相联系，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和主张。他联系我国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和国际经验，分析我国经济“台阶式”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2]376“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2]377他强调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三)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

一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并且找到了解决这种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可以说，坚持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发展命运的大政策，全面改革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和必要条件。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同时进行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通过这种全面改革，逐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和社会生活制度，就一定能够创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后，提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思想，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他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2]90“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2]90他强调，我们不能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而且要全面开放。所谓全面开放，一是指要面向全世界，对所有国家开放；二是指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各个领域，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国外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东西。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已初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沿边到内地省会城市这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二要保持“两个文明”共同进步。邓小平同志立足于世界综合国力和我国现代化总体布局，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促进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的良好运行奠定了强大的基石。邓小平同志在“两个文明”建设问题上的重要思想包括：一是认清“两个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邓小平同志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为条件、互相推动的，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了它的正确发展方向。二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同志认为，经济增长、物质文明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做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才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与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两个文明”共同进步的思想，其科学性在于突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性、全局性特点，防止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片面性。在“两个文明”共同进步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对科技、教育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历来十分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针对科技、教育事业落后和知识分子待遇低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教师、科学工作者的—生活有许多困难迫切需要解决；只有几十块钱收入的知识分子，很多很得力的人，能够有稍微好点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就可以为国家和人民解决好多的问题，创造大量的财富。”[1]261他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非常关心，“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1]27“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312即使在经济调整时期，他依然很关心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其他方面，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有关人民生活的日用品的生产，能源、交通的建设，以及科学、教育、卫生、文化事业，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1]354－355三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的素质。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关系能否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2]120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1]164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人口问题的重要论述，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加重视控制人口增长，进一步完善了人口政策。四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尔时说：“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1]232邓小平同志对我国资源开发和使用的情况，特别是存在的问题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火电上不去，要在水电上打主意。”[2]17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关系的战略思考。一是把发展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的途中说，我国当前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2]9二是加快对外开放开发新资源。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2]54三是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邓小平始终强调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重要性。1982年11月，邓小平同志曾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2]211982年12月26日，他对林业部关于开展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作了批语：“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见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2]211990年，邓小平同志同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2]36邓小平同志以上的论述表明，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对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和子孙后代的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在认真总结我国以往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依据，是指导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行动准则。只要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准确运用好这一准则，我们国家就一定能够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稳定的程度，就一定能够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卞实）

Deng Xiaopin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ought

GENG Qing-biao
(Huai'an Communist Party School,Huai'an,Jiangsu 223001,China)

Comrade Deng Xiaopin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ought,which based on full understanding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 profound summary to historical experience,realistic analysis to the low productivity level and accurate grasp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me,including rich contents such as the strategic target,the strategic step,the realization wa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s the guide to action for maintaining our country economic socie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ng Xiaoping;sustainable development;objective basis;main content

A849

A

1008—7974(2010)01—0030—04

2009—12—10

耿庆彪(1966-)，江苏沛县人，中共淮安市委党校特岗教授、科研处长、《新淮论坛》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