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普韦布洛号”事件中对苏联态度的变化

马德义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美国在“普韦布洛号”事件中对苏联态度的变化

马德义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1968年发生在美朝之间的“普韦布洛号”事件在东北亚地区制造了紧张局面，苏联对该事件采取了看似矛盾的政策，实则不然。美国最初认为，苏联与“普韦布洛号”事件密切相关，但在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很快改变了对苏联的这种看法。危机的和平解决取决于美苏双方存在着共同的政策底线。

“普韦布洛号”事件；美朝关系；美国对苏政策

1968年1月23日朝鲜海军在空中力量支持下于日本海朝鲜元山港附近海域拘捕了美国情报船“普韦布洛号”及其船员，美国迅即向该地区集结军事力量，由此在东北亚地区造成了将近一年的危机局面。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普韦布洛号”事件（以下简称为“普”事件）非常容易地被认为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手策划的行动，美国政要最初也持有此种观点，但实际上苏联并非“普”事件的始作俑者。美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经过短暂的意见分歧后最终达成一致，它在“普”事件上发现苏联和自己存在相同的政策底线。

一

“普”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危机，最初美国方面认为苏联是“普”事件的直接策划者，所以迅速在朝鲜东部的日本海加强海空军事力量，美朝之间剑拔弩张。对此，苏联向美国政府表示，它与“普”事件并无关联，并呼吁美国政府立即与北朝鲜进行直接对话。约翰逊政府此际对苏联的这种说法持否定态度，约翰逊本人更为肯定地指出，“这是一个与全局相关的事件，如果在柏林和越南与朝鲜半岛同时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并不令人吃惊。”［1］许多政要也积极主张对朝鲜实施报复行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夫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事件发生次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表示说“苏联人事先知道此事”，国务卿腊斯克也持有类似观点。［2］腊斯克还提出，美国在朝鲜所做的事情不应该影响其在越南地区的事务，“我们可以劫持朝鲜商船、还可以尝试敦促日本对其实施经济制裁”，罗斯托夫还提出要对苏联采取类似的报复行动——“在附近海域有一艘和‘普’同类型的苏联情报船，可以使南朝鲜将其截获。”［3］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该事件爆发之初近乎完全肯定这一事件直接与苏联相关，并基本同意采取报复措施，这种认识是在美苏冷战的思维框架下形成的。

次第发生的朝鲜特别行动队刺杀朴正熙的“青马台”事件（以下略为“青”事件）和拘捕美国情报船的“普”事件引发了朝韩、朝美之间的尖锐对立，进而成为多方关注之焦点。美国有关方面最初倾向于认为此事与苏联密切相关，但这种认识并未维持多久，尤其是事件爆发以后苏联的言与行不断显示出它并非事先知晓此事。

“普”事件着实令美国感到出乎意料，但也使苏联感到震惊。苏联并未与朝鲜就此事先进行磋商，美国情报部门较早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在多份档案资料中有所体现。由于越南问题的出现，“所有共产党国家对于任何能够牵制美国的因素都感兴趣，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些国家认为，目前美国在越南所面临的窘境特别容易使美国受到‘普’事件的影响，但我们认为苏联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两个事件（‘青’事件和‘普’事件）的策划，①我们无法确定苏联能够控制朝鲜的一切行动”。［4］这个分析表明，美国情报部门虽然肯定“普”事件的国际影响，但又认为事件的爆发并非与苏联有关。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在“普”事件发生次日做出如下分析：美国对于该事件“是否有莫斯科从中唆使”、“苏联是否事先知晓”这两个问题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来加以说明；另外，中央情报局同日的一份情报（Intelligence Memorandum No.0580/68，“Confrontation in Korea，”January 24，1968）在排除中国与此事相关的可能性的同时，还否认了苏联与“青”事件和“普”事件有关。［2］美国参议员蒙代尔在莫斯科访问时，苏联外交部官员指出，“苏联事先不知道该事件也没有促发该事件”。［5］此后越来越多的苏联官方声明使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晰了。苏联方面不但指出自己被蒙在鼓里，而且还提出了对“普”事件更深层次的理解。它表示，“朝鲜正力图使苏联在某种程度上卷入这场纷争之中，它打算利用苏朝之间业已存在的同盟条约使苏联支持‘朝鲜朋友’的计划——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6］1968年1月24日，朝鲜方面将“普”事件通告给苏联驻朝鲜大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后来不乏抱怨地说，“关于朝鲜半岛局势报告的内容已为人所知了，我们从新闻媒体得到了类似的情报信息”，苏联理解朝鲜半岛局势的复杂性并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然而苏联对朝鲜就该事件进一步发展的考虑与打算却不甚了解，这就不利于苏联在国际社会支持朝鲜，“苏联同志”只能通过公开出版的新闻报道材料来分析实际情况。很明显，“朝鲜同志”对此事件有其自己的考虑。［7］柯西金的表态代表了苏联官方的立场，不但反应了苏联对“普”事件事先不知的情况，还表现出对朝鲜冒险行动的一丝无奈，这也体现了苏联对朝鲜对外政策独立性的确认。

美国情报部门对“普”事件细致而又全面的分析使之对苏联的认识渐加深入，同时也客观地表明美国政府的观点在发生变化——“北朝鲜在诉求一种独立的对外政策，它极可能在其对韩、对美政策方面不与北京和莫斯科进行磋商”，在这次危机中，“为了避免削弱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莫斯科不会对北朝鲜直接施加压力，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苏联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8］美国对朝鲜力图实现独立对外政策的用意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分析，这种独立政策的表现之一就体现在“普”事件的爆发上，这在“普”危机结束后也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肯定：“北朝鲜攻击美国EC-121飞机，正如同当年拘捕‘普’事件一样，都表明朝鲜在进行单方面行动，莫斯科和北京事先都不知晓。”［9］这说明，到这时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认可苏联与“普”事件爆发之间确无干系了，并且美苏已经在该事件上看出了朝鲜对外政策独立性的特点。

二

美国对“普”事件产生的看法很快由最初的“与苏联直接相关”向“与之无关”的态度转变。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美苏双方都摸清了对方的底牌——谁也不打算在朝鲜半岛地区再现激烈的军事对抗局面。美国方面意识到，苏联虽未参与策划“普”事件，但在如何解决由“普”事件而引起的危机的问题上却完全离不开苏联的影响。美国在积极同朝鲜进行外交谈判的同时又极力寻求第三方的斡旋，瑞士以及瑞典等国家做出了一些努力，而苏联当然是最佳入选者。苏联一面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表示支持朝鲜，但另一面又始终不忘自己的“底牌”，极力对朝鲜施加影响促使危机通过非军事手段得以解决。美国政府官员也多次表示要尽力避免与朝鲜发生军事冲突，尤其要避免与苏联发生军事对峙。在美国看来，苏联的表现似乎有些矛盾，实则非也。

为了赢得国际政治声誉，苏联在与美国的交涉中表现为全力支持朝鲜的立场，斥责美国对朝鲜进行的“霸道无耻的侵略行径”。［10］“普”事件以后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逊（Llewellyn Thompson）请求苏联帮助斡旋，敦促朝鲜释放美国船只及船员，苏联副外交部长库兹涅佐夫（Vasily V Kuznetsov）立即表示拒绝接受美国的要求。［11］约翰逊总统也向苏联传递了同样的信息，对此苏联明确地向美国表达了支持朝鲜的立场：“朝鲜是一个主权国家，苏联无法向美国提供任何援助”，“如果将该事件提交安理会讨论的话，苏联也将采取支持朝鲜的立场，苏联报界也秉持同样态度”。［12］这些都是苏联为维护其自身战略利益而做出的表态，这种表态可以为苏联赢得较大的国际政治声誉。但纵观整个危机过程，苏联的表现是“雷声大雨点稀”，实际上苏联从“普”事件一开始就采取了低调政策，其核心就是避免与美国发生直面军事对抗。当美国大规模向日本海集结海空军事力量的时候，苏联的军事调动并不活跃。在国际层面苏联也尽量降低调门，柯西金在新德里访问时就采取低调态度解释“普”事件。德里广播电台报道指出，苏联政府的政策在于缓和目前局势。柯西金的表态同时暗示了苏联的低调态度——“目前事件仅仅是一次侵犯领海的事件，应该由当事双方共同解决，此事无需更多加以关注，”柯西金的随行人员也向新闻界表示了同样的观点；苏联克格勃官员则认为，该事件与几个月前苏联渔船进入美国领海而引发的事件相类似。［13］

苏联公开支持朝鲜，然而绝未使局势更加紧张。苏联确实将美国想要表达的信息传递给了朝鲜，同时它也通过一定方式向美国暗示，在美国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可以和平解决“普”危机。［14］苏联对朝鲜也同样施加影响，以避免其使当前局势进一步恶化。1968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表达了对朝鲜的严重不满：“我们之间确实存在同盟条约，其实质也是我们双方都清楚的。但需要强调该条约的防御性特点，它保护的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朝鲜。既然金日成同志不愿意将当前情况的细节以具体形式告知我们的话，我们认为十分有必要就此问题再进一步进行正式磋商。军事行动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需要慎重考虑。［6］苏联的正式官方表态不但显露出苏联对朝鲜的不满，而且也说明它在不违背自己大的原则情况下力图通过政治宣传和外交攻势达到警示朝鲜的目的，使朝鲜明白苏联的底线，苏联所要保护的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朝鲜”。

美国方面也不断向苏联表示要尽量避免军事手段解决当前危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假如我们不能预测到得与失的话，我不愿意动用军事力量”，“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示威性的，在古巴危机时候我们动用了400架飞机，这次应该集结至少250架。”［3］约翰逊总统在给柯西金的信中指出，他对库兹涅索夫在与美国大使汤普逊的会谈中所做的“此事件并无苏联任何责任”的表态表示失望。他说，“这违背了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缓解紧张局面和防止出现军事冲突所承诺的责任义务。我相信，我们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利益在该地区紧张局势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15］对此苏联方面也进行了辩解，它并不同意美国的看法，柯西金的表态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指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普韦布洛号’并非在国际水域而是在朝鲜领海进行情报监测的时候事发的，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事件的责任应该完全由美国军方承担。但事已至此，美国应该首先做出姿态，不应该采取火上浇油的做法，正如阁下（约翰逊总统）在信中所说的‘要维护世界和平就不能允许在该地区出现局势紧张的局面’。我们确信，立即结束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助于维护相关各方之利益，当然解决方案一定得建立在尊重朝鲜主权与独立基础之上，施加压力只会促使局势更加紧张”。［16］苏联的这种表态主要是向美国“通报”何为解决危机的关键，既向美国表明苏联对“普”事件的立场，将了美国一军，让美国减少对朝鲜的压力以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同时也再次向美国明确表达了苏联对朝鲜的立场。后来美国对此也进行了总结，在它看来，当时中朝关系冷淡，“北京对北朝鲜的影响相当有限，我们认为北京不会希望在这个时候卷入一场新的朝鲜战争。至于苏联，最近该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可能会吸引苏联的注意，但它不会希望在这一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在危机中苏联不会对北朝鲜直接施加压力，以避免削弱其在该地区的影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苏联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些规模较大的敌对行动的话，苏联将对北朝鲜进行一些限制”。［8］这份档案材料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苏联的确不希望在朝鲜半岛看到一场新的战争，为了维持其地区影响的存在，它必然要以适当的方式加以关注；而一旦出现危及其东北亚地区利益的事件时，苏联必须出面将朝鲜的行动限制在自己的“底线”之上。

三

在美国承认己方错误的条件下，朝鲜释放了“普韦布洛号”的船员，虽然美国认为“普”事件的解决结果带有极大羞辱性，但它在危机中对苏联态度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除了苏联的缓和政策也是关键一环以外，美国的这种判断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外交努力避免了在东北亚地区再开战端。导致美苏在“普”事件上“殊途同归”的根本原因就是双方拥有趋同的政策目标，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愿意再次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

在冷战大背景下，苏联和朝鲜在斥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上的侵略行径方面态度是一致的，但前者很明显不愿意为了后者而卷入战争深渊。朝鲜的若干行动与苏联意愿相悖并引起苏联的愠怒，但即便如此，在与美国交锋的各种国际场合苏联基本上都站在了支持朝鲜的立场上。苏联在保证根本原则的情况下尽力控制和影响朝鲜的外交走向，但在60年代末朝鲜对外政策已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条件下，朝鲜的某些行动足以使苏联迷惑一阵。在中苏关系走向低谷的时候，朝鲜的自由外交活动空间相对扩大，并借此从苏联获得了巨大经济军事援助，但苏联对朝鲜的控制和影响并非十分有效，而且正如同苏联对北越的援助一样，经常是事倍功半的。尽管如此，苏联为了尽量维护其在朝鲜半岛的有效影响，在“普”事件上还需对朝鲜进行支持，同时极力将其限制在苏联的地区利益范围之内。

美国在朝鲜半岛毋庸置疑地存在巨大战略利益，美国对朝鲜的“关注”以及对韩国的“保护”是美国东北亚政策的重要内容。对于朝鲜针对美国和韩国的任何举动美国必然十分在意，时至今日美国有关方面依然认为，朝鲜针对美韩的“挑衅活动”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异常活跃，“朝鲜对南部的挑衅活动”在1954-1992年间达到3 693次，其中20%发生在1967-1968年间。［17］单从美国所谓的“挑衅行动”的次数来看，不能不使美国对该地区十分机警并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然而在“普”事件发生之际，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美国不能忽略：其一，苏联正在同美国搞缓和；其二，该地区存在着美国的冷战主要对手——苏联的巨大利益，美国在该地区的任何举动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三，此间正值越战方酣之际，美国已无力承担第二条战线所带来的压力。于是，这就客观上要求美国极力通过非军事手段解决“普”危机，并且在经过对苏联态度的客观分析后发现了这种可能性。

注释：

①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还有档案材料显示，在这两个事件发生约3个月以后，朝鲜方面依然没有向苏联透露发生在“普”事件两天前的朝鲜特别行动队刺杀朴正熙的“青”事件的真相。朝鲜驻苏大使就“青”事件向苏联作了如下情况通报：那是“南朝鲜游击队”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胜利的鼓舞下，针对美国的南朝鲜朴正熙傀儡政权而进行的军事斗争。档案材料来源：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参见参考文献【7】。

［1］Notes of Meeting,Washington,January 23,1968[Z].FRUS,1964-68,Vol.XXIX(Korea),Document 213.

［2］Notes of Meeting,Washington,January 24,1968[Z].FRUS,1964-68,Vol.XXIX(Korea),Document 218.

［3］Minutes of Meeting,Washington,January 24,1968[Z].FRUS,1964-68,Vol.XXIX(Korea),Document 220.

［4］Confrontation in Korea[Z].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以下略为CIA）,24 January 1968.

［5］Supplement to the Pueblo Situation No.10[Z].Intelligence Memorandum,CIA,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26 January,1968.

［6］On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on the struggle of the CPSU for the un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Excerpt from a speech by Leonid Brezhnev at the April(1968)CC CPSU Plenum,9 April,1968[Z].CWIHP,No.47.

［7］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Aleksei Kosygin and North Korean Ambassador in the USSR Chon Tu-hwan,May 6,1968[Z].CWIHP,Identifier:50350289-96B6-175C-97565EF0F91FF6F1.

［8］North Korean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With Respect to South Korea[Z].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Number 14.2-67,29 February,1969.

［9］Communist Reaction to Certain US Actions[Z].Intelligent Memorandum,CIA,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17 April 1969.

［10］Seung-hwan Kim.The Soviet Union and North Korea[M].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Korea,1988:157.

［11］Peter Grose.North Korea and Russia Rebuff U.S.Efforts to Free Seized Ship[N].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5,1968:1.

［12］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Cable[Z].CIA,9 February,1968.

［13］Pueblo Sitrep No.12[Z].Intelligence Memorandum,CIA,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27 January,1968.

［14］CIA/DIA/STATE Memorandum[Z].28 January,1968:3.

［15］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January 25,1968[Z].FRUS,1964-68,Vol.XXIX (Korea),Document 224.

［16］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oscow,January 27,1968[Z].FRUS,1964-68,Vol.XXIX(Korea), Document 230.

［17］Hannah Fischer，North Korean Provocative Actions,1950–2007[R].CRS Report for Congress,April 20,2007:1.

（责任编辑：徐星华）

Change of America's Attitude towards Soviet Union on Pueblo Incident

MA De-yi
(School of History,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The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was greatly disturbed by"Pueblo Incident"in 1968.The policy of USSR on the incident seemed contradictory;on the contrary,it didn't go that way.Initially,the US believed that the Soviet Union plotted the accident,so it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attitude of Soviet Union.Only after deep analysis had been carried out did the US adjust its policy in time.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incident depended much more on the co-existing bottom-line of their policies.

Pueblo Incident;American-North Korean relations;American policy towards Soviet Union

K731.53

A

1008—7974(2010)01—0059—04

2009—07—06

马德义（1972-），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