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传统中国文化观及其当代意义

陈宇宙

(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2.湖南文理学院法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马克思的传统中国文化观及其当代意义

陈宇宙1,2

(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2.湖南文理学院法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为准确把握马克思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和深刻揭示,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的传统中国文化观及其当代意义进行分析。分析认为,由于受当时欧洲主流思想界的影响,马克思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赞赏到批判性反思与否定的过程;同时,在马克思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中,也充满了真诚的期待:致力于如何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历史性的进步。

马克思;传统中国文化;世界历史;当代意义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野中,很少有专门针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和研究。马克思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态度,到底是赞赏还是批判,抑或兼而有之?对此,学术界并无一致意见。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对于传统中国文化思辩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观点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对于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中国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欧洲主流思想界的传统中国文化观对马克思的影响

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提到了孔子,与当时许多其他的欧洲人一样把孔子称为“中国人”,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总是把孔子跟毕达哥拉斯、琐罗亚斯德等东西方古代大哲相提并论。如1842年马克思说:“深刻理解统计意义的《国家报》,不仅把自己同中国人并列,不仅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数字来表示动物界的一切异同的现代伟大的哲学家(罗仑兹·奥肯——编者注)对它也有影响”[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引用了法国人卡贝的话:“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亚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2]。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未曾踏上中国土地半步,也没有直接跟中国人打过交道,那么他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看法究竟从何而来?18世纪中叶以前,传统中国文化一直站在世界文化的最高峰,特别是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西方曾出现过近两百年的中国“文化热”,以褒扬中国文化为主基调,“中国”为欧洲主流思想界耳熟能详。然而,从18世纪中叶开始这种情况发生逆转,以批判性的反思与否定为主。因此,在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时,也许“当时东方社会的材料还很少”[3],但是“东方人式的博学”的马克思不可能没有接触到传统中国文化,也不可能不受到当时西方思想界关于传统中国文化观点的深刻影响。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识主要是积极的、肯定的。这应该归功于元朝时《马可·波罗游记》等。《马可·波罗游记》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对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赞赏和仰慕之情,因而引起了西方人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浓烈兴趣。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传教士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积极、肯定的评价,他们向欧洲人描绘了一个充满瑰丽色彩的、以仁爱为本的理想化的传统中国形象。利玛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他对建立在儒家道德学说基础上的传统中国文化持赞赏态度,认为中国人在政治上超出所有其他民族,甚至认为“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政治理论方面也不如中国人”[4]。他高度评价孔子,认为孔子超过了许多西方哲学家[5]。

由于利玛窦这一思想的影响,传统中国文化以“他者”的身份受到当时许多欧洲进步思想家的热切关注。这个时期的欧洲思想家大都对中国持羡慕态度,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独具特色的东方帝国,其文明程度远胜欧洲诸国,希望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吸取养料。其中,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等为最著名的代表。他们真诚地相信传教士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美好描述,一致认为这是由于儒家道德教化的结果。莱布尼茨指出,中国人“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在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6]。沃尔夫也认为,在对道德律的认识和实践上,“没有哪国人民比古代中国人在这方面作过更好的尝试……中国人所有的行为都以自身的和他人的最高的完善为最终目的”[6]。伏尔泰惊叹于康熙式的开明君主制,他认为中国人“使道德至善至美”,中华帝国的“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6]。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学生”[7]。

前文提到的马克思对孔子的正面评价,明显就是受到了这一时期思想的影响。更为有趣而且确实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马克思为两个心爱的女儿都起了跟中国皇帝有关的绰号(褒义上的):大女儿小燕妮在家中有两个绰号,一个叫“中国皇帝”,一个叫“高贵的中国人”[8];小女儿爱琳娜在家里也被戏称为“中国皇太子古古”[9]。

由于18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革,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了成功,产业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西方人认识到中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停滞、落后,从而使传统中国文化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逆转。在这一时期对传统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的欧洲思想家中,孟德斯鸠首当其冲。他对中国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10]。在中国,“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10]。他还指出,在中国,“习惯、风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个东西”,“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就是所谓礼教”[10]。由此引发了欧洲思想界用另一只眼睛看中国的潮流,传统中国文化被置放到世界历史的审判台上。

斯密、卢梭、狄德罗、赫尔德、黑格尔等人,是孟德斯鸠之后对传统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的西方思想家中最著名的几个,以赫尔德、黑格尔尤甚。斯密认为,中国“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1]。赫尔德虽然认为中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文化”,但他认为这种政治文化只是一种“奴隶制文化”,并且这种“奴隶制文化”是建立在“孩童般的道德”基础之上的[6]。因此,中国人对“自己建造的那部国家机器上的一钉一铆……是那样奴性十足的服从,好象他们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当奴才”。“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使得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6],“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11]。他还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6]。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也把中国封建社会比作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12],这足以证明其深受18世纪欧洲主流思想界的影响。

黑格尔把中国置放于其精神理念的世界历史进程之外。深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中国“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13]。这几乎是不加引证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话。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没有道德上的自我,没有以主观自由为前提的真正的道德。“中华帝国……是神权专制国家,国家本质上是家长制的”[14]。“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15]。马克思所说的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除了受斯密、赫尔德的影响之外,更多是直接来自于黑格尔。黑格尔说:“中国早已发展到它今天的这个状态”,在中国,“一种固定特性的无休止的循环取代了我们称之为真正历史的东西”,中国历史“没有展示出发展”[15],因此,中国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始终静止不变,使一种自然的、草木般的存在保持至今”[15]。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传统中国文化观

一切现存的、不合理的事物都在马克思的批判之列,传统中国文化也不例外,因为唯物辩证法的本性是革命的、批判的。19世纪50年代,由于中国和印度相继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民族大起义,马克思把目光投向了东方社会。与黑格尔把中国置放于其精神理念的世界历史进程之外所迥然不同的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传统中国文化置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之中,进而冷峻地批判其封闭性、落后性和停滞性。

第一,封闭性。马克思把中国封建社会比作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12]。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的形式“过去在中国也是一种原始的形式”[12],“除了这个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几个较大的城市不算在内)分为许多村社,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己成为一个小天地”[16]。其结果是,封闭的东方社会结构因“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成了一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17]。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基础”造成的“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的、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17]。“这种公社完全能够独立存在,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切条件”[18]。因为村社成员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从公社内部供给而不必外求,所以“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18]。因此,虽然“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但“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19]。

第二,落后性。关于传统中国文化的落后性,马克思说得非常明白:“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7]。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满清帝国仍然是亚细亚形式,它主要是一种农村村社性质的制度。正因为这种村社制度的客观存在,导致了由政府管理农业和畜牧业所赖以生存的大规模公共工程,而整个国家又分裂为许多结构相似或完全雷同的原子式的独立组织,这些组织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性质而分散各地。因此,这种制度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停滞乃至倒退以及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上的保守、传统、迷信和缺乏创造力。

第三,停滞性。传统中国文化的长期停滞表现为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兴衰轮回。在马克思看来,停滞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正是中国社会屡屡改朝换代却始终原地踏步的最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形: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太平天国运动虽然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但毫无例外地只是以“改朝换代”为目的,而其实现途径则是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12],因此,太平天国运动本质上仍然是中国社会旧制度的代表。针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农业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更深刻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12],太平天国运动“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12]。

正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封闭性、落后性和停滞性,使得传统中国社会成为了“紧密封闭的棺材内的木乃伊”[17]。

第一,严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说过,手推磨决定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蒸汽机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在任何时候,而不仅仅是某一时间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从来都是生产力。随着人类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其作用更为突出。但是,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农民完全可以不依赖于市场,不依靠生产的变迁,不依靠外界的历史运动而生存。因此,在当时,“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了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7]。

第二,对大工业产生了最顽强的抵抗效应。马克思认为,“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呢?”马克思认为,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17]。因为“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17]。“在中国和印度,生产方式的广大基础就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合为一体……在中国农业和手工工场业直接结合,这就大大节省钱财又节省时间,因此就给大工业产品以最顽强的抵抗”。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英国的商品经济对于东方生产方式……革命化的影响……(在印度)也只是很慢才得到成效,在中国所得到的成效就更少”[12]。

第三,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自我封闭,严重阻碍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视野的开放。村社的封闭性使得人们只关心自身的私利,而且这种追逐私利的偏狭眼光局限在极小的时空范围之内,甚至使人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而“对任何外界的风景都无动于衷”。这种封闭的自然模式生活节奏,犹如无法激起丝毫涟漪的一泓死水,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进步。所以,马克思认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历史的首创精神”[17]。另外,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政策的封闭性严重阻碍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视野的开放。“与外界完全隔绝,这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当这种隔绝情形在英国强迫之下而归于消灭时,便必然要发生腐烂,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的棺材内的木乃伊一样,只要与外界的新鲜空气一接触,便一定要腐烂”[17]。

从感情上来说,马克思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否定,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是很难欣然接受的。但是马克思的批判性否定中却充满了真诚的期待,理智要求我们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并借以冷静地反观自身。马克思始终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语境,从如何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历史性进步的角度来考察传统中国文化。在谈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前途时,马克思认为,必须打破旧有“人为地隔绝于世”的封闭状态,实行全面的社会开放,走向世界历史进程之中。

第一,破除国家内部各区域之间一切隔离文化的壁垒,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并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私有权”这个中间环节,而是在保存了原始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国家、进入文明的。只有在古代村社习俗坍塌了的地方,“独立的发展才有了进步”,才迈开了“经济生产道路上的第一步”。只有伴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私有权”。如果村社的产品越成为商品,越不为生产者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而是为出卖而生产,那么村社内部那种自然的分工便越迅速地为交换所排挤;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越不平衡,村社土地公有制便越被彻底破坏。在马克思看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大工业才能逐渐使那种自然发育起来的农村手工业和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日趋瓦解。

第二,破除一切禁绝对外文化交流的壁垒,走向世界历史潮流之中。西方商品经济对亚洲的猛烈冲击,在实际上起着不断瓦解亚洲社会自然经济基础的作用,“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7]。19世纪后期的中国,尽管西方商品经济瓦解中国自然经济的成效甚小,但马克思仍充满信心地认为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已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我们欧洲的反动派,在最近的将来势必向亚洲逃跑,一跑跑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跑到这个最保守的堡垒的门口,那时候,安知他们在那里不会碰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大字呢?”[12]

三、马克思传统中国文化观的当代意义

正因为马克思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始终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语境,因此从如何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历史性进步来考察传统中国文化,对致力于融入世界历史潮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解放思想,确保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充满生机和活力。马克思指出,“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17]。不难看出,马克思把近代中国的衰败首先指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落后上,因为腐败是落后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这一点已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和创新历程所证明。因此,在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正如汤因比所认为的那样,自鸦片战争以后,传统中国文化就再也没有能够同化西方文化。原因很简单,历史上的“五胡”、“元魏”、“辽金”、“金元”对中国来说只是一种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最终只能被文明所征服,而西方文化对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征服,情况当然就完全两样。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有了新的突破,那就是,不能仅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次要的、附属的、被动的或者仅仅是反作用的力量,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社会实践的革命性力量,正如在历次大革命中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哲学曾起了理论先导的作用一样。

文化并非就是意识形态,却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在任何时候,意识形态始终都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不同文化呈现自身鲜明特征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无疑已经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但是,思想文化界不断出现文化多元化的要求,其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或以其他学说来取代其主导地位。这是对一元与多元辩证关系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所导致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主流意识形态的僵化?为确保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充满生机和活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解放思想。我们可以通过重新审视和检讨马克思的文化概念和文化战略来实现,也就是说,虽然意识形态具有主观形式,其实质是不断创新发展的、进步的客观过程,从而自觉地展开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哲学和社会批判。只有真正经得起批判与考验的意识形态,才有可能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也才有可能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第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提高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从来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根本意义上说,近代中国衰败的最终根源正是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而欧洲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结果自然就是,欧洲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因此,近代中国“这个1 000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12]。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就是裹挟着强大的物质力量特别是坚船利炮作为后盾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发展生产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1]。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安全,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

第三,跟上时代步伐,在改革开放中融入世界历史潮流之中,主动参与现实的全球化运动,借鉴他人,发展自己,走向现代化。全球化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是生产力发展和普遍化交往的产物,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积极融入到这一潮流之中去,否则就要衰败乃至灭亡。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就是在全球化大潮中闭关锁国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7]。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各国和地区是相互依赖、互通有无的关系,孤立封闭是绝对发展不起来的,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7]。因此,自从人类历史进入到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时期,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性联系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和发展,就必须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外开放,在改革开放中走向世界历史潮流,主动参与现实的全球化运动,借鉴他人,发展自己,走向现代化。

可见,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历史潮流之中,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应该把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作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历史演变的大坐标中找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位。只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真正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17]。因此,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世界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形成中起到了不自觉的巨大开创性作用,在今天全球化进程中仍然起着这种历史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姓“社”与姓“资”的关系,自觉适应并积极投入到现实的全球化运动中去,批判性地吸收、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这样,我们就提高了行动的自觉性,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运动中能够看清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在世界全球化浪潮中经受住资本主义的冲击与考验,从而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四、结 语

马克思在其世界历史语境中,把中西方的关系、传统中国文化架构到他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关系的表述之中,阐发了他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独到而深刻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冷峻地批判传统中国文化的封闭性、落后性、停滞性,把传统中国社会比喻为“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马克思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否定观点,正是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现代性变革中所不断反省和检讨的。马克思的传统中国文化观中也充满了深情的期待: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在社会革命和改革开放中发生历史性的进步。新中国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之后,终于开始了主动地对外开放,中国文化正走在现代化的宽广大道之上,中国的经济正积极稳健地参与全球化的国际博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前推进。这一切都充分印证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性。马克思的传统中国文化观,作为其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载入人类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光辉史册,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王 越.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回眸[J].理论月刊, 2008,30(4):23-26.

[4]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4.

[5]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王遵仲,李 申,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6]何兆武,柳御林.中国印象: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伏尔泰.哲学辞典:上[M].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1]何兆武,柳御林.中国印象: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4]Hegel.Introduction:reason in history[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1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1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Marx's view f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CHEN Yu-zhou1,2
(1.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2.School ofLaw,Hunan University ofArts and Science,Changde 415000,Hunan,China)

In order to grasp deeply the change ofMarx's attitude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paper,with the help of historicalmaterialism,analyzesMarx's view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modern significance.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thinking circle at that time,Marx's attitude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anged from admiration to introspection with negation,and itwas also fullof sincerity of expectation.To the contemporary China,it sh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en China concentrat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features.

Marx;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world history;modern significance

A56

A

1671-6248(2010)02-0082-06

2009-11-0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0802010B)

陈宇宙(1968-),男,湖南双峰人,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