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伦理挤压下的乡村权力叙事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两类“乡村代言人”形象

赵 斌

（安徽大学 中文系，合肥 230039）

生存伦理挤压下的乡村权力叙事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两类“乡村代言人”形象

赵 斌

（安徽大学 中文系，合肥 230039）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族长、村长两类“乡村代言人”形象，虽然指称符号不同，人物活动的历史舞台也不同，但两类形象从总体上看是共性大于个性。一方面，他们都经受着生存伦理的考验；另一方面，无不在乡村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权力王国”。既进行着地缘性、血缘性乡村权力叙事；也进行着颠覆性、计谋性乡村权力叙事和贪欲性、情欲性乡村权力叙事。

族长；村长；权力叙事

当代文学走进新世纪已有十个年头了，反观当代文学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沿着乡土小说所展现的乡村权力叙事的发展轨迹去审视，会对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乡村权力叙事的多样性和本真性感到满足和欣慰。17年间小说中乡村权力叙事是阶级权力叙事的单一发展，最终是为了宏大的政治权力叙事服务的。“文革”小说则把这种宏大的政治权力叙事推向极端。到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冲击着单一的乡村权力叙事模式，本时期小说尽力揭示“文革”给人们身心带来的伤害，展示“伤痕”，对“文革”进行全面“反思”。尤其在文化上呈现多元样态，但为了增强揭示、“反思”力度，仍与政治有所纠缠。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和新兴“国学热”的合流和碰撞，形成纷繁复杂的文化格局。市场经济带来的个体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集体意识的冲突和融合，使原来处于隐形的民间话语在 90年代小说中呈现出本真形态。苦难、生存、情欲、死亡、权力……成为本时期小说的主要话题。其中陈忠实《白鹿原》、尤凤伟《泱泱水》、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阎连科《日光流年》等小说就是本时期小说的代表作，更是乡村权力叙事的典范。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两类“乡村代言人”形象都集结在宗族势力或政治势力的周围。如果说族长是宗法家族权威的拥戴者和执行者，那么村长或村支书则是国家权力下沉后政治权力的代表者。当然，村长或村支书取代族长是历史的必然，宗族势力远远不能与政治势力抗衡，宗族祠堂在政治的枪炮声中轰然坍塌。但笔者还是认为两类“乡村代言人”的共性大于个性。这是因为人物身份的转变，指称符号的改变，并不能使乡村人们马上完全从历史文化中走出，现代性的植入也不能把一切传统剔出干净。悠久的传统文化在朴实的农民心中是挥之不去的，乡村权力者对权力的觊觎也没有在心底擦去。正如20世纪西方著名思想家保罗·蒂里希在《乌托邦的政治意义》中指出的：“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1]也就是说，人类对“乌托邦”的追求自始至终是不会泯灭的。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小说所描写的乡村权力场域里，会发现在乡村这片昔日的净土上人们的自尊、良知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受到严峻的考验。置放在乡村权力网络上的宗族族长、村长们是一个特殊阶层，是民和官的中介。按照阶级论去分析，这些“乡村代言人”的身份非常尴尬，他们有和农民一起感受着生活沉重压力的一面，但更多时候对农民不是同情，不是启蒙，植入农民血液里更多的是愚民精神。正如福柯所说：“权力的行使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着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2]不计其数的权力关系构成了无处不在的权力网络。但，你千万别拿他们不当官，更别小看了他们的本事。《白鹿原》上的白鹿精灵白嘉轩，荡漾于《泱泱水》之上的赵三爷，《羊的门》走出的领头羊呼天成，撒满《故乡天下黄花》的孙殿元，意欲走尽《日光流年》的司马蓝……他们无不在乡村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权力王国”，闹腾得整个村子充满着臊腥味十足的乡村欲望，为同样的“乌托邦”进行着相同而又不同的乡村权力叙事。

一、地缘性、血缘性乡村权力叙事

农民的根在农村，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即使农民工常年在外漂流，到年底也会回家过年，到老了也会叶落归根。地缘和血缘紧紧纠结在一起，使他们无法割裂。“血缘关系为群体提供无形的联带，地缘关系为群体提供了有形的联带。”[3]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组织就是宗族，宗法关系则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亲疏来调整成员彼此关系的一种纲常伦理秩序和社会形式。《白鹿原》中白嘉轩所在的白鹿原村是白鹿原上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村里白、鹿两姓同宗同族。白嘉轩就是靠着这种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成为雄霸一方的族长。《泱泱水》里赵家泊，百十户人家，仅住着赵、杨两姓人家，赵三爷是赵姓宗族族长，在族内居高临下，令人生畏。所以说宗族类乡村权力代言人对权力的施行很大程度上是靠着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族人的支撑。直到建国后，村长置换了族长，宗族形态也褪去了昔日的亮色，然而村庄原有的血缘关系并不能马上消除，聚居状态也不可能根本改变。所以说“在乡土文明化的中国，当代的所谓村长或村支书仅仅是外在的指称符号不同，本质上没有差异。”[4]《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仅有蓝姓、杜姓、司马姓组成。地处三县交界，村人在耙耧山脉的深皱存活着。网状的血缘关系和乡村“死不离窝”的观念使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始终爬不出耙耧山。另外《故乡天下黄花》的马村也只有李、孙两姓大族；《羊的门》的呼家堡则是呼姓的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地缘和血缘关系不光为乡村权力叙事提供一个客观条件，同时也为传统文化在这片土地和乡村人心理安家落户提供了支撑。一般地说，中国人重群体需求，西方重个体需求，中西人名便是这种观念的物化：中国人将“姓”置于姓名之首，标志人首先是家族群体的，然后才是个人的。西方人则将名字置于姓名之首，父名、姓皆在其后，强调的是个人、自我的至高无上。[5]所以中国村民非常爱面子，“人是活脸的”，有很强的道德自律精神，人活着要受到诸如宗族、舆论等多方面压力，这些都为宗族自治和村民自治提供了具体的权力语境。小说《羊的门》中写呼天成整治乡“贼”的情形：“一个“贼”字，在村口的脸墙上炸出了一片愕然……一下子就镇住了几百口人！这样的结果连呼天成都感到吃惊。此时此刻，他突然发现，在这块土地上，人是很软弱的东西，在某些时候，人简直是不堪一击。”中国人这种特有的群体意识与地缘、血缘不断融合便形成了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潜意识即是地域集体无意识，荣格把这种集体无意识内容称为原型。荣格说，在文艺作品中，“一到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就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起在我们心中回响。”[6]所以，在浓厚地域文化氛围中存活的乡村人对“他者”植入力量的拒绝和抗拒是潜意识的。有着强烈的“强龙不压地头蛇”意识。路小秃说：“虽然赵刺猬赖和尚也该杀，但我最恨的还是这家伙！（老范）当初就是他不让我参加革命，我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既然他不让我革命，我就先把他的命给革了！”所以，地域、血缘是两类“乡村代言人”进行乡村权力叙事的肥沃土壤——执政之基。

二、颠覆性、计谋性乡村权力叙事

如果说有利的地缘，血缘为乡村代言人提供了广阔的叙事根基，那么“乡村代言人”身上颠覆性、计谋性特质则是他们建立“权力王国”的强大内驱力。无论族长，还是村长或村支书，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折手段，费尽心机，想常人所未想，做常人所未做。当然，从人物权力动机来分析，人物形象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日光流年》中的司马蓝等四位村长如果算是为民着想的话，《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泱泱水》的赵三爷及《羊的门》中的呼天成等最多只能算着亦正亦邪的人物，那么《故乡天下黄花》中的孙殿元、李老喜、许布袋、赵刺猬、赖和尚等全是欺世盗名之徒，在权力的运作中体现的是人性中最龌龊、最恶劣的私欲。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在去请阴阳先生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了传说中的白鹿，用先退後进的韬略，借助冷先生的撮合，谋到了是鹿家的那块风水宝地，随即给父亲迁坟，占得先机。而《泱泱水》中的赵三爷面对“整个家族抱残守缺”的人种退化困境，为了振兴整个家族，能够暂时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竟然突发奇想，让七姐玩“潜伏”，向杨姓借人种，不能不说有某种开放意识。虽然结果是戏剧性的，借来的是一个戏子的人种。但作为一个具有浓厚的封建族长做到这一步，其身上所体现出的颠覆性及暗度陈仓的韬略不能不令人惊叹。

相对封建族长，当代村长或村支书身上所展现出的颠覆性和计谋性并不逊色。《故乡天下黄花》中孙殿元、李老喜、许布袋、赵刺猬、赖和尚等“头人”们为争夺村长这一权力展开了迁延不断的血腥杀戮，尤其孙、李两个有实力家族的较量，小说作了非常细致的刻画，把双方心理斗争的状态也尽力展现在读者面前。如李老喜在开会时“故意让孙老元和一帮衣不蔽体、浑身汗腥味的佃户杂坐一起”，看着孙老元现出“浑身不安，脸一赤一红的窘迫样子”，慢慢体味权力的魔力。而《日光流年》中的村长们为延续村子的生存，带领村民同命运进行了顽强抗争，杜桑、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四村长分别采取了抓紧生育、种油菜、翻地和引水等方式以祈求改变命运。虽说历时数年，备受周折，付出了巨大牺牲，结果也没有走出命运的牢笼，但主人公抗争命运的勇气和陷入困境而勇于探索、改革的精神不能在我们记忆中抹去。当然主人公在智谋和手段上与《羊的门》中的呼天成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呼天成在呼家堡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权威，堪称“东方教父”，把“镇住了心就是镇住了人”、“人是活小的”、“经营人场”等生存艺术活用在乡村权力场上，“利用‘绵羊地’里人们容易被权势制服的‘无骨’的特点，建立起一个能使他个人意志有效运转的强制性权力机构。”[7]如呼天成利用村民们愚昧的迷信思想，借助刘全女儿一事大造权力叙事，捏死小鲤鱼的极端行动立刻“镇住了（村民的）心”。许布袋“卖脸”，给活人制定“十法则”，给死人定“地形新村”编号……牢牢笼络住了人的心，使呼天成成为主宰着他们生死命运的神。也就像许布袋说的那样，“我放了三十年的羊，你放了三十年的我，人也是畜生”。

三、贪欲性、情欲性乡村权力叙事

“乡土权力演变为特权和地位的象征后，也便成为人们想方设法争夺的目标。”[8]无论族长，还是村长或村支书对权力的渴望和贪婪永无止境，权力心理几乎到了严重的偏执状态。文本为了加强权力贪欲的书写，往往和情欲的书写捆绑在一起，在权欲中蕴积情欲，在情欲中施展权欲。当然相对于都市小说中性爱描写的精致多姿，浪漫狂欢，乡村小说中性爱描写十分粗糙，往往只是一种本能的需求，更多时候则是为权力叙事服务的。对性的占有往往成为乡村代言人的引以为豪的政治资本，性成为权力的战利品，同时又成为权力话语的一个符号表征。谁拥有了乡土权力，同时也就拥有了性的权力。

或许你会认为，族长是传统文化的宣讲者和维护者，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形象大使。但不要忘了，封建伦理道德都针对女性及其他被统治者而制定的。族长们可以有三妻四妾，而且对性占有越多越能显示其地位和身份。白嘉轩引以为豪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鹿子霖更甚一筹，跟村子很多女子有染，甚至有悖人伦，连侄媳妇田晓娥也不放过，封建伦理道德在他们面前被击得粉碎。赵三爷有妻也有妾，还对赵氏家族的女性有性支配权。虽然赵三爷没有占有七姐，但却限制了七姐的性自由。为了完成三爷交给她的任务，要她牺牲包括身体的一切。性爱在这里已被分离出自然范畴，成为乡村权力的一种表征话语。

是否到了村长时代这些都得到改观了呢？恐怕答案要令你失望了。《故乡天下黄花》中的李文闹占有赵刺猬的母亲，是其父李老喜村长权力的一种展现。而赵刺猬和赖和尚以更强硬的手段强奸了李家少奶奶和周玉枝及路小秃的老婆老康。虽有报复的快感，更是一次痛快淋漓的权力叙事。就像赖和尚后来很得意地在心里骂道：“为了

一个小×，至于打成这样？土改时她妈我都×过，也无非是那么回事。”流氓无赖的嘴脸无非昭示了权力话语对性的一次强力植入。与之相比，《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的人们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用“男人卖皮、女人做人肉生意”两个原始救赎方式来摆脱命运，应该是对权力叙事的淡化，但蓝四十作为司马蓝的情人，又为了救司马蓝去做人肉生意等情节，应该是乡村权力的一种张本叙事。更让人费解的是《羊的门》中的呼天成，从表层来看，呼天成是一个没有进行情欲性权力叙事的一个乡村代言人。但细读文本，会发现并非如此。性占有的界限如何界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虽然其对秀丫没有所谓实质性性侵占，但其并不是没有上手的机会，是其“变态”心理使然。在这里秀丫是作为一个牺牲品，是为呼天成练就百毒不侵的心理服务的，也是为其权力叙事服务的。当呼天成与秀丫在一起时，他并不怕别人撞见，还非常恼怒别人的干扰，其情欲性权力叙事真是无人可比。所以许布袋到临死时恶狠狠地说：“我把脸都卖了，结果是给你娶了个女人……”

[1] 保罗·蒂里希. 政治期望[M]. 徐钧尧,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162.

[2] 福柯. 性史[M]. 姬旭升, 译.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81.

[3] 王沪宁.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23.

[4] 杨经建. 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体形态[M].湖南: 岳麓书社, 2005: 105.

[5] 崔志远. 当代文学的文化透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17-18.

[6] 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 冯川, 苏克,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121.

[7] 姚晓雷. 世纪末的文学精神[M].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97.

[8] 姚晓雷. 故乡寓言中的权力质询——刘震云故乡系列小说的主题解读[J]. 文学评论, 2002(1): 95-96.

Abstract:The images and characters of the two agents of the countryside i.e. the traditional clan head and the village chief in the short stories or novels written in the time of 1990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general,the generality is quite more than the individuality in spite of the character activity, historic stages are diffenert.On one hand they accepted the test of ethics of exist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established their own power authorities. They played thir own roles in their power scope.

Key words:clan head; village chief; power story

（责任编校：彭 萍）

Existence Norm of Rural Power Story: On Images of Clan Head and Village Chief in the Stories of 1990s

ZHAO Bin

（Depa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I 206.7

A

1672–1942(2010)04–0031–03

2010-03-15

赵斌（1982-），男，安徽六安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