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贞的反对陈言与他的当下理会
——兼论泰州王学的理论创新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 泰州 225300)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泰州市兴化县人。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次子王襞的学生，我国明代著名的平民思想家和教育家。韩贞继承了泰州王学的创新思想和创新精神，反对陈言，强调思考，主张“当下理会”，保持理论贴近实际性和时代性。韩贞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蒙性质，值得我们作深入的研究与参考。

一、道在当下重理会

继承和创造是人类不断创新走向文明进步的基本的活动方式。人类的一切精神文化成果都具有继承性。泰州学派是在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孔孟、王学之间有一种母子般的天然亲和力，但又与孔孟及王学等正统思想有很大区别。泰州学派为学主张从心悟入手，特别是王艮、王襞的后学韩贞主张“当下理会”，这更反映了泰州学派思想的时代性和创新性。

韩贞在《淘沙吟》中说：“千来辛苦学淘沙，四海波中荡月华。淘得这些非自秘，满前谁是识金家。”[1]171-172韩贞这首《淘沙吟》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比喻。“学淘沙”表面上说的是他所从事的制陶活儿，实际上指的是“寻道”和“求知”，“道”和“知”就在当下的四海波涛(可理解为百姓的日用生活)之中，而要获得真正的“道”和“知”，则需要一双慧眼，学会在大浪淘沙中获得真金，掌握道的真谛。

韩贞的“当下理会”与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是有紧密联系的。王艮强调独立思考的精神。李春芳评价王艮是“始于笃行，终于心悟”。[2]卷四(《崇儒祠记》)说他“终于心悟”是说他学习重理解，重思考。当然，王艮的心悟和思考，并不是凭空想，而是与百姓日用相结合的。王艮是非常关心老百姓的日用生活的。这与他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有关。王艮出生于黄海之滨一个世代灶户的家庭。在封建制社会，灶户是国家对盐业生产者进行户口编制的特称。由于食盐生产过程较为复杂，从海水提炼成盐，往往需要设亭立灶进行煎熬，所以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者被称为“灶丁”或“亭子”、“亭丁”；占有灶籍者，则称为“灶户”或“亭户”。[3]417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灶丁”的生活更苦。面对百姓的艰苦生活，王艮在他四十岁时，就作有《鳅鳝赋》。他借鳅之奋身化龙，救鳝脱牢笼，表达了自己救民于水火的宏大志愿。在《鳅鳝赋》中，他将对自身悲惨状况麻木不仁的众人比喻为鳝，而将充满使命感和精神活力的先知先觉者比喻为使鳝焕发生命力、像神龙一样的泥鳅，并以此表明自己的志向。由此可见，他讲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通过讲学实现他唤醒广大群众，让广大群众来同建一个美好世界，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把“道”解释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的日常活动,圣人之道如果不是愚夫愚妇能知能行,则为“异端”，这实际上是从平民的视角，从劳动者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出发，把“圣人之道”与百姓的日用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十分明确地把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作为“圣人之道”的中心内容和检验标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等级观念的进步意义。王艮还从百姓的安稳生活出发，不主张“尽忠”，而强调“保身”为重。他举殷末三仁为例，“微子之去，知己保身，上也；箕子之为妇，庶几免于死，故次之；比干执死谏以自决，故又次之，孔子以其心皆无私，故同谓之仁，而优劣则于记者次序见之矣。”[2]卷一(《语录》)容肇祖说，王艮“以为学而致冻馁其身者，不算是学，这是很实用的见解”。[4]155因为他关注的是老百姓安身、保身问题。他的儿子、韩贞的老师王襞也分析了从吃饭穿衣到辨别是非、人际外交，无非是心的妙用，他认为，要悟天理良知灵明之体，“直下便是”，只在百姓日用中见识，无必要另外求寻。

韩贞继承了泰州王学的思想，特别强调围绕百姓日用来思考问题，他在民间讲学，反对为学者“舍去当下不理会”。[5]709-711(《泰州学案》)他说：“刻下功夫只见成，天机到处自生生。只凭此意推行去，家国何忧不治平。”[1]171(《勉罗凤英》)他在《答问三教》中还说：“三教惟同一个心，此心无古亦无今。放之充塞乾坤满，敛则包含造化深。孔子教人惟默识，曾参唯处要知音。此般至理人人有，莫向三家纸上寻。”[1]173-174也就是说道不在书本上，道在心中而体现在百姓日用上，所以要在百姓日用中寻道、学道、修道。

二、学究岂能弄陈言

应该说王艮是喜欢读经的，他一生最推崇的书就是《大学》、《论语》，最推崇的人是孔子、孟子。但王艮治学十分严谨，他反对本本主义，不唯书，不唯上。比如对待经书问题，王艮总的倾向是既重视读经书，又反对读经书。王艮首先就是一个经书爱好者，特别是在他早期的自学阶段，其袖藏经书，逢人发问。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经书反对者。他说：“经所以载道，传所以释经。经既明，传不用矣；道既明，经何足用哉！”[2]卷一(《语录》)意即读经书可以吸取六经中的精华，“印证吾心”，但从经书中悟得良知后，经籍就好比酿酒后剩下的糟粕，没有用处了。王艮讲学，虽然重述“四书”、“五经”和“王学”的内容较多，但是有所取舍，不重经书，不泥师说，多有新意。他在拜师不久回家看望父亲后回南昌，路过金陵太学时，就“聚诸友讲论”[2]卷三(《年谱》)，“为诸君发六经大旨”[2]卷三(《年谱》)，对传统的“章句世说”持了否定看法。

王襞与他的父亲一样反对死读儒家经书。他说：“天命之体夫岂难知，人之视听言动，天然感应，不容私议。是则乾易坤简，此而非天将何委哉?特人不能即此无声无臭之真深造而自得何也?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牵缠于后儒支离之习。”[6]卷一(《语录遗略》)所以王襞反对死钻书本。他认为如果死钻书本，那么痛苦就无出头之日。他认为人本有具足的良知，“此知人人本有，只是自家昧了，所以别讨伎俩，逐外驰求，颠倒错乱，愈骛愈远，牵缠论没，昏沉苦恼，终身无有出头之期，深为可怜悯者。”[6]卷一(《寄会中诸友书》)王襞也希望韩贞不断有新的领悟和见解，这从王襞写给出韩贞的两首诗便可以看出来。如他在《答韩以中雪中之作》中说：“此意如何着语论，只凭酒盏放歌频。风前雪舞传能切，天外雁鸣言更真。到处已知惊玉界，林间尤胜看花春。君回说与丸斋老，久矣先生着眼新。[6]卷二(丸斋姓宗，昭阳人。先生弟子也。)”在《送韩乐吾归之》中说：“送君千里望归程，此送君行断望情。杳杳不回蓬荜冷，新持一说肯来听。”[6]卷二

韩贞可以说是谨尊师训的，他认为,“千古空谈追孔子，几个端的傲王侯？”所以他反对空谈，反对拘泥于儒家经典，搬弄陈言、寻章摘句，每遇会讲，或寻章摘句，则大恚并进行指责，认为搬弄陈言“此岂学究讲肆耶!”[5]709-711(《泰州学案》徐霖川在《谒韩夫子祠》中说韩贞是“直从自性寻根蒂，不向遗编拾唾诠。”[1]187“一画才生太极开，两仪四象变三才。这回不向源头悟，已落千流万派来。”[1]171韩乐吾无论是教学还是讲学，都不拘泥于儒家经典，更不寻章摘句，搬弄陈言，特别是他能够使儒家之学浅显化、譬喻化、兴趣化，深受广大平民赞赏，所以名声日隆，传遍泰州东西南北。

三、斯道流布眼前是

韩贞曾经说过：“万象森罗悬一镜，分明都在两眸前。”[1]174所以研究学问，不能离开眼前的社会现实。韩贞这一思想既是自己的感悟，也是王艮“应时之良知”思想的折射。

恩格斯曾经指出：“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变成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7]213存在是意识产生的土壤，存在决定意识。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的存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而产生和发展。不合时代的理论即使要把它故意缔造出来，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列宁也曾经指出，每一种思想的产生、发展和终结，都是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制约于它所反映的客观外界的矛盾运动。泰州学派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飞速的变化，泰州学派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也就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时代变革的需要。为此，王艮在强调“格其物之本”的基础上，提出“应时”说。他认为，“应时之良知”才是“格物”、“致知”的正确方向和目的，所以王艮主张研究学问应当切合目前时务。

泰州学派的思想之所以得到迅速传播并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于对后来的启蒙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泰州学派的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对于尊重人的人身权利、维护人的人格尊严、推进人的思想解放、实现人身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儒家自孔孟以来，一直强调人的道德本性，而往往又将人的自然要求忽略不顾，尤其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遏制人的自然欲望。即使王阳明致良知之说，也认为私欲是恶的，强调在为善去恶上做工夫。泰州学派一方面借鉴了这些传统观点，如要求人们去欲修炼，王艮在《王道论》中说：“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2]卷二(《王道论》)当然这里所指的“天理”是指仁、义、礼、智、信五伦关系，“人欲”是指“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造言乱民”[2]卷二(《王道论》)，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王艮包括他的弟子还是赞成去除人的不合理的欲望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人的欲望具有合理性，所以他们又竭力反对“去人欲”的观点，极力倡扬自然人性。王栋继承了王艮的这一思想，他说：“尝闻一前辈云：‘学贵从心悟入，从身发挥。’甚爱之。因思颜子不违如愚，便是从心悟入，亦足以发，便是从身发挥。后又闻贡受轩说颜子不违如愚，是在微处酝酿，亦足以发，是微之显，此又有意味在。大率学者，听师友教言，须是默识心融，若只在言下承接过去，终没受用，所谓道听途说，德之弃也。”[8]卷一(《会语续集》)所以他也主张从现实社会中去思考问题，并对社会现实“默识心融”，而不流于“道听途说”。王襞则明确指出：“斯道流布，何物非真，眼前即是，何必等待？[6]卷一(《答王毅齐书》)王襞的“眼前即是”不只是指“百姓日用”，更多的是指现时的现实，他也要求学者们围绕“眼前”去见识与思考。

四、务求内心自陶然

与王艮、王襞他们一样，韩贞也主张不泥经书，务求内心陶然。陶然是不受束缚而自由、自乐的一种心理状态。他这一思想与与泰州王学的率性思想也是相联的。

王艮重老实的学习态度、勤奋的学习精神，重老师之教、师友之学，但王艮学师不为师缚。如王艮师事王阳明之后，虽然接受了王阳明的某些思想影响，但他不受王阳明思想的束缚。据史料载，王艮在拜师的八年之中“时时不满其师说”，“往往驾师说之上”[5]709-711(《泰州学案》)，始终坚持自己固有的观点。如他所说的“王公论良知，某讲格物”[2]卷三(《年谱》)就说明他早已形成了淮南格物说，与王学有所区别。王艮治学不主一经，其学旨不重视“章句诵习”而注重实践。他自称其学说是“五经总义”，就是并非出自哪一经，而与“章句世学”对立，这也反映了他治学的自由性。王艮说“夫六经者，吾心之注解也。心即道，道明则经不用，经明则传复何益？经传印证吾心而已矣。”因而他讲说也“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2]卷三(《年谱》)吴悌则称王艮“论交于天下之士，证疑于孔氏之书，久之而所得日以邃焉。”[2](《荐王艮疏》)这就跳出了传统的正宗经学圈子，用自己发明的新意作异端性的说教。其再传弟子赵大洲在所撰王艮的墓志铭中说，王艮早期“以经证悟，以悟释经；行即悟处，悟即行处，如此有年”[2]卷四(《谱余》)。这“行即悟处，悟即行处”主要是王守仁的思想，不是王艮的思想，赵大洲说错了，而“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则是王艮最重要的治学特征，赵大洲的这评价是非常准确的。

王栋也强调在治学问题上“心悟”“自得”的自由性，主张“以言证心，以心证言”[8]卷一(《会语正集》)。他教导学生说：“学者听师友讲论，须要慎思明辨真契于心。若只一切执其言语，遵守不疑，固云笃信，但恐无得于心，终成口耳。是必以言证心，以心证言，自家体贴出来，方是自得。孟子言欲其自得，正谓自家得之于心，不从外袭，则闻皆自闻，见皆自见，故能居安资深，而左右逢源也。某初闻先师格物说，苦为旧说牵继，再三致疑，思辨体贴数十万，方始涣然冰释。而或者犹以某为过，信师说，审如是，予其自诬而诬人者哉！”[8]卷一(《会语正集》)。王栋的主意说并非得自乃师，完全是他自家体验的结果，是“质诸千古而不惑”的理论独创。

王襞认为圣贤经典、程朱理学束缚人们的天性和手脚，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所以他认为儒学并不简易，而良知自然，人人本有，天然活泼，所以，只有良知才是真正的“至易至简”之道。王士纬在《东厓学述》中评价说：“东厓述心斋之学，以为其中也，工夫易简，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9](《东厓学述》)王襞认为，“心”具有通变神应之功效，真机不容己，良知体用乃心之官也。“心”体“虚明”，才能容纳，才能拓展。他把“心”视为指挥一切的根本。王襞的这一思想既符合传统儒学和王学的总体要求，也是符合心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事实上，意志是在人的世界观或认识指导下自觉地确定引动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这里“心”起着核心作用。他认为，良知体用乃“心之官”也。他把世界上一切事件的发生机制归结为“心之妙用”。他说：“大凡学者用处皆是，而见处又有未融，及至见处似是，而用处又若不及，何也？皆坐见之为病也。定与勘破，窃以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倦来眠，同一妙用也。人无二心，故无二妙用，其不及舜、孔之妙用者，特心不空而存见以障之耳。不务彻其心之障，而徒以圣人圆神之效，毕竭精神，恐其不似也。是有影响之似之说。”[6]卷一(《率性修道说》)所谓“心之用”，是指思维器官的功能，也就是指“良知”，它具有“通变神应”，即感应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发自“心之体”的自然而然的作用，犹如“梧桐月照，杨柳风来，万紫千红，鱼跃鸢飞，庭草也，驴鸣也，鸡雏也，谷种也。”[6]卷一(《题鹤州卷》)这些自然而然的景象一样。“性之灵明曰良知。良知自能应感，自能约心思而酬酢万变。”[6]卷一(《语录遗略》由于“心之用”是自然而然的作用，因而它接收感应(“献纳”)和发送感应(“呈输”)的能力是“无穷”、“无限”的，这一切都是人的天赋灵机(“天机”)的运作，是物的自然之理(“义理”)的“充融"，所以“心之用"是无法用彼此、远近、大小、精粗来度量的，大到“六合”(即天地四方)，小到细密，都是“心”的感应范围。如果要对“心”的作用作一总结，那它可以成为人的统帅(“吾人之极”)，联系天、地、人的凭借(“三才之根”)、万事万物的发现、发明者(“造化万有”)。他说：鄙尝与老丈同究夫圣人之学，通千古而一致也者，不过指各具之一心言也。心心不异，本诸身，徵诸庶民，考不缪，建不悖，质无疑，俟不惑者也。[6]卷一(《上道州周合川书》)他还在诗中写道：庭阶雨后草荒芜，闲看诸生手代锄。净秽于心无两意，去留任尔作工夫。[6]卷一(《山堂看诸生除草》)王襞还认为：“着衣吃饭，此心之妙用也，亲亲长长，此心之妙用也。平章百姓而协和万邦，此心之妙用也。舜事亲而孔曲当，亦此心之妙用也。溥溥渊泉时出之也。”[6]卷一(《敬巷许司马书上》)认为舜事亲，孔曲当，着衣吃饭和睡眠，都是“心之妙用”，是心性发挥作用的体现。

韩贞可以说是继承了“泰州三王”的思想，他也讲自由，讲解放，讲创新，但韩贞比“泰州三王”更进一步的是，他还讲破甑不顾的精神。他说：“此中得手超千古，莫做回头顾甑人。”[1]174因为韩贞知道，创新并不容易，只有具有不留恋过去的勇气，敢于抛弃过去了的一切，才能真正放开步伐，走上理论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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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王栋.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M].袁承业，辑.明刻清修本，泰州馆藏.

[9] 王士纬.东厓学述[M].心斋学谱.袁承业，辑.明刻清修本，泰州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