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盛世危言》的成书过程看郑观应维新思想的演变

卢 伟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41)

郑观应，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盛世危言》一书中。“《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较早的思考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著作，也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体系的著作。”[1]3同时也是晚清改革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一般认为，晚清维新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而郑观应则是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2]658。

一、背景：时事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加剧，国势险恶，但也是志士崛起、豪俊辈出的时代。作为一位从广东香山走出的历史人物，郑观应长期致力于近代工商业，以求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他积极投身赈灾慈善活动和爱国救国运动，以期富强救国。作为洋行买办，他是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人之一，并实施了从买办到改良主义者的人生转折。他撰写的《盛世危言》见解深刻，影响深远。同时又是揭下民主与科学序幕的维新思想家之一；作为实业家，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他集实业开拓、实业经营于一身，是实业界前驱；作为爱国企业家，他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相联系，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视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实业家，更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企业家。他一生经营实业达60多年之久。

二、发端：《救时揭要》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等国再次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蒙受割地赔款、主权受损的耻辱。郑观应受到很大刺激，开始在爱国思想指导下“讲求士、农、工、商之学”[3] 344，逐步形成社会改良思想。就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特别是道教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家庭背景深刻影响着郑观应,在同治、光绪间，他除了出资镌刻刊印道教典籍外，还编辑了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神仙侠客等迷信说教的小册子。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郑观应的思想并没有重蹈其父旧辙，而带有了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忧国忧民之情。他在咸丰、同治间陆续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这部书主要包括反对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禁止鸦片烟、救灾恤贫、劝人行善和办近代航运业等内容。作者以满腔愤慨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描绘出鸦片泛滥、江河水患、哀鸿遍野、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他尤其愤恨的是外国侵略者竟然明目张胆地拐贩华人过洋为奴，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章，他提出发展近代航运业的主张。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要求改官造为商造。企业由商人自办，这是他最初提出的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

三、改进：《易言》

在以后的几年中，郑观应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易言》于1880年编定并刊行，此书反映了他较为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建议由政府组织人员翻译西方的富国强兵的相关书籍，以便于了解西方文化并使之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他还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修铁路。他还大力宣扬西方议会制度，主张中国实行政治制度改革，推行君主立宪制。《易言》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极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4] 4这也正是《易言》一书写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充满着对西方列强侵略罪行的谴责。郑观应认为，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中国的出路只有自强为先。他说的“自强”与洋务派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自强”不同，他重点强调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他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5] 63在该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腐败积习的干扰。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胆地提出设立议院的主张，批评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他把西方议院制度比喻为士大夫所向往的尧舜“三代制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实现“长治久安之道”[6] 92。《易言》成书后，郑观应立即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王韬阅后赞叹不已，遂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刊印发行。后来，《易言》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完成：《盛世危言》

光绪十八年(1892)《易言》扩编成书，定名为《盛世危言》。他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对此书一再增补。1894年，郑观应终于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盛世危言》。其核心即为“富强救国”。“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商战重于兵战”、开展西方式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新闻自由、选举官吏和议员，他的这些主张，早于“公车上书”，更早于戊戌变法。同时《盛世危言》问世，恰逢甲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民族危机深重之时，因而很快轰动了社会，好评如潮。一时间，京城内外掀起了一股《盛世危言》热，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时批览”，并命总理衙门印刷两千部散发给大臣们阅看。郑观应也幻想以雄图伟略、建国大策，打动光绪慈禧和王公大臣，有朝一日授以权柄，一展抱负。郑观应自己也排印了500部，也很快就被求索一空。求书者仍“络绎不绝”。从那以后《盛世危言》不断再版，其版本多达20余种，创下中国近代出版史之最。

《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郑观应认为，中国若与强敌相处，自己必须要有力量。而要强盛就必须变法，“非变法不能富强，非富强不能合纵连横”[7] 941。他的改革主张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他提出的主张概括起来是：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其中开展“商战”和设立议院是其主要内容。

而“商战”，就是采用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技术，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维护中国的民族经济。郑观应认为，实行“商战”的首要前提是改变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政策，建立保障工商业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思想，视工商为牟利之贱业，“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8] 801郑观应很重视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从争取民族独立的角度强调发展机器工业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工业，机器一旦损坏，仍然依靠洋人，这样一来，“商战”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主张中国宜专设机器制造厂，先仿造各种机器，使国之利自不至外溢。

郑观应看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9] 626-627。日本近代工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力“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10] 274。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推广西学。他对八股制艺深恶痛绝，建议改变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士人学习西学，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政治上，郑观应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议院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愿望。他明确表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11] 280唯有这种制度做到君民共治。他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具体建立议院制度的方案：“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12] 316认为实行这一办法的结果，将使中国转弱为强。

《盛世危言》体现了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贯穿着“富强救国”这一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多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不是孤立地提出政治现代化，而是把它与科技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军事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思想观念现代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等相提并论，具有全面性和深刻性。”[13]《盛世危言》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在此后他不断扩编，又有《盛世危言续集》、《盛世危言后编》不断问世。

《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盛世危言》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梁启超把它列入《西学书目表》，向渴求新知的青年大力推荐。《盛世危言》还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它推荐给倾向变法的光绪帝。《盛世危言》的影响很深远，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受过它的启发，“《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14]。

作为一个思想家，郑观应一生著述颇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易言》和《盛世危言》。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15]。不难发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名副其实地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维新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维新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维新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具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二者紧密结合，构成郑观应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明显区别于他人的独特历史地位。“郑观应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声望和影响，均在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等人之上；他的主要著作《盛世危言》是当时国内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书籍之一。”[2] 661

五、结论

由《救时揭要》到《易言》，再从《盛世危言》到《盛世危言续集》和《盛世危言后编》的成书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郑观应从买办商人到爱国商人的转变，同时更能把握他的维新思想的形成脉络和演变过程。《盛世危言》不愧为晚清一部震撼朝野的巨著，是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重要著作，集中体现了郑观应关于改良封建社会、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维新思想，是郑观应以一生心血撰写的维新变法大典。它全面而系统地谈及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主张，是一部当时中国变法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收集了大量当时仁人志士的名言大论，向人们提供多方面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辛俊玲.《盛世危言》评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郑观应..盛世危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郑观应.救时揭要序[M]//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郑观应.易言·自序[M]//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6]郑观应.易言·论船政[M]//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7]郑观应.南游日记[M]//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8]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六[M]//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9]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M]//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0]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M]//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1]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M]//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2]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M]//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3]王杰.郑观应研究的里程碑——“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J].岭南文史,2003(2).

[14]柏文蔚.五十年经历[J].近代史资料，1979(2).

[15]姜义华.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J].岭南文史，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