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美国主流社会白人“责任观”的历史起源

2010-04-05 17:31杨建国张新可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4期
关键词:新大陆北美白人

杨建国,张新可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 新乡 453007)

美国的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始终认为,作为上帝挑选的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承担着特殊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作出独特的贡献。此种要把人类生存的旧世界从“水深火热”的灾难牢狱中解放出来的“责任观”深深地蕴藏在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之中,持久、深刻且广泛地影响着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对外界社会的态度与看法。美国立国之后,在与外界社会发展对外交往关系的过程中,此种“责任观”自然而然就对美国主流社会文化长期熏陶下的美国白人,尤其是对外政策决策者的思维模式、思维角度产生着深刻的、无意识的影响。此种“责任观”作为一种价值与文化观念,无疑深深地固存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的潜意识中。

一、上帝最后的特殊选择

随着近现代西方文明在欧洲地区的产生,“上帝的选民”所指的对象主要是指从16世纪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期间闪亮登场的新教教徒,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教徒。“预定论”(注:全能的上帝以其绝对意志对世人进行挑选,被选中者为上帝选民,其余为弃民,个人的发财与破产、成功与失败,是区分二者的唯一标准)作为加尔文教派教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使新教徒们明白人们是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只能依靠自己在人世间的行为来确定和证明上帝对自身的恩宠。这样自然引起新教教徒以聆听上帝的召唤作为上帝的选民来到人世间,有依照上帝规定的信条改造、拯救与振兴世界的独特责任与义务。加尔文教派教义对英国清教徒的宗教观念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清教徒们迁居北美大陆从表面来看似乎因为英国国内的政治迫害、宗教迫害,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为了信仰而自愿放弃国内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来到对他们来说当时还是前途未卜的北美新大陆。“他们被迫背井离乡不是出于惩罚,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希望之乡。他们认为古代以色列人和他们之间的唯一重大区别是,他们渴望把这块蛮荒之地变成希望之乡。”[1]46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北美新大陆的初始阶段也遇到了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与麻烦,几乎是绝望的处境。“大家如果回顾身后,看见的只是泛渡而来的汪洋大海,它如今成为千重波障、万里鸿沟,将大家完全隔绝在文明世界之外。”[2]68但是,清教徒们认为,那是上帝对其意志与毅力的有意考验,而且还是其走向天堂的征途上所必然会碰到的障碍物。“美国人是上帝选民的信仰并不意味着能够一帆风顺地实现拯救。正如《圣经》非常明确表明的那样,上帝选民经历了最严重的考验,承担着最难忍受的重负。 ”[3]15

既然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当其身处绝境时,上帝是绝对不会冷眼旁观,绝对不会抛弃他们的。当在北美新大陆上实现宗教理想和开拓新天地的艰难境遇巧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这才真切地感受到其肩上的责任和重负。“按照上帝的旨意,他们将要把蛮荒之地变成文明社会,使之成为伊甸园,成为乐园。在上帝创造并且安置在世界上的所有人中,他们是上帝选民,是新世界。”[4]53他们宣称的“宗教理想”确实成为人们开拓北美新大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

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清教徒的宗教思想与观念深刻地影响着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成为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正是因为清教教义对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文化的深远影响起始于那批早期移民始祖们,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假如我们不理解清教,可以说我们就不理解美国。”[5]1美国人之所以被赋予优越的智慧与无穷的力量,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这样,上帝的特殊选择就成为把美国人与世界其余地区的人加以区分的主要标志之一。

二、世人真心向往与极力效仿的榜样

北美新大陆早期移民们的主体成分是清教徒,“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模范的基督教社会来为真正的信仰而战”。[6]57这是其初衷所在,也是他们长期追求的远大目标。当他们在克服与战胜了北美新大陆艰难恶劣的生存环境带给他们的各种料想不到的困难与麻烦之后,固存在他们脑海中“责任与重负”观念便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那就是决心在北美新大陆的土地上进行系列崇高的、神圣的实验,努力建立一个为世人所向往与效仿的理想社会。北美新大陆早期移民们原本是希望在北美新大陆能以系列实验的成功来促使英国人的觉醒,首先改造英国,进而拯救与振兴整个世界,“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座‘山巅之城’,并以此向世界,尤其是向英国人显示一个神圣共和国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秩序”。[7]7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此后一直宣称在外界社会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与重负,皆起源于此。“根据使命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8]177北美的未来不仅是自身的未来,而且还是人类与世界的未来。

北美新大陆早期移民们建立为世人所向往与效仿的理想社会,起初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作为他们所极力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却在北美新大陆这块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当他们在开拓新天地的过程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与能量的时候,就开始逐步形成美国主流社会白人文化中“例外论”(注:最主要的是展现出美国优越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上,而且为世界树立了一个世人所向往与效仿的理想社会,即美国以自身独特的经历成为人类社会与文明进程未来发展的“指路明灯”)。

美国立国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注:东西有两大洋作屏障,南北没有强大的邻居骚扰或干预),可以专注于在北美大陆新天地发展壮大自身。当然这段时间内美国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也没有必要干预新大陆之外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与政治冲突或战争,但是美国绝对不会自动放弃它在世界事务中担负的特殊责任,那就是美国是作为一个社会典型范例来为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与道路。合众国的缔造者乔治·华盛顿坚信,美国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和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托马斯·杰弗逊总统也认为,美国将通过纯洁、完美的典型范例以及成为不幸者和受压迫者的庇护所而最好地服务于人类。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也曾经说过:“我们国家如果自身处理得当,将成为文明世界的自由工场,比任何其他国家对非文明世界贡献更大。”[9]859

世人所真心向往与极力效仿的理想社会是北美新大陆早期移民们面对当时艰难恶劣的生存环境而希望建立一个宗教理想社会的间接表现形式,但是在拓殖新天地的过程中不断添加上现实需要的成分,逐步转变为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移民们倍感骄傲与自豪的一种价值文化观念,即“美国人从其国家建立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10]10

三、人世间最好、最优越的政治管理体制

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始终认为,美国国内的政治管理体制是世界上最好、最优越的政治管理体制。这就意味着美国既有责任要求或者强迫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接纳美国式的国内政治管理体制,又是义务成为真正维护人类社会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顽强斗士。

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从发端时期开始就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自身就包含着具有鲜明资产阶级特色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思想因子。这是因为当时欧洲地区新兴的社会阶级为了更好地动员社会舆论、发动社会民众,推翻与之完全对立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相继提出了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主要内容的系列进步思想要求和政治主张。这些要求或主张发展到17—18世纪终于成长为欧洲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向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严厉批判与严峻挑战的思想与理论武器。虽然说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政治主张与思想学潮特别英国清教徒的宗教思想与宗教信仰对美国国内政治管理体制的形成产生过很深远广泛的影响,但是它并不是唯一决定性的条件。假如没有北美大陆新天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富饶的自然资源,移民们也没有来到北美新大陆,我们就很想象北美大陆未来的发展前景到底会成为什么样子。

北美大陆上的早期移民们离开故土,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新大陆,他们本身就携带着在旧欧洲地区所不愿接纳的有关人权的“异端思想或观念”,主要是想寻求个人的真正自由与解放。在这种思想与观念的作用与影响之下,北美新大陆在拓植的过程中,从发端时期开始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轨道,即“资本主义是随着第一只船只来到了北美”。[11]1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也能够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北美新大陆上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资产阶级必然要求获取政权,要求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进而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更为良好与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样,不论是北美新大陆上出现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或美国独立战争,还是1776年由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还是1787年《美国宪法》及1791年国会通过的《权利法案》等等,在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的眼中,它们都是在国内政治管理体制方面形成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重要系列实验步骤,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能够确实维护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与人权等权益的最好、最优越的社会制度(主要是指共和制、联邦制、总统制以及三权分立制等)与价值观念。事实上,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在美国国内才初步形成了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完全不同的国内政治管理体制,即美国采用了人世间能够确实有效保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与人权等权益的社会制度。因此,采用美国式的国内政治管理体制在全世界范围的应用及发扬光大就自然成为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样,美国立国之后,在与外界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责任与负重观念就在无意识之中渗透到美国的对外政策里,成为美国人在人世间执行上帝恩赐他们的独特任务的重要且不可分割的精神支柱的组成部分之一。

四、余论

美国主流社会白人“责任观”在美国主流文化长河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与生俱来的。当北美大陆新天地的首批移民们(主要是清教徒)到达时,就把其随身携带的命定思想和拓殖新天地的崇高、神圣的计划进行了有机、巧妙、完美的结合,在北美新大陆土地上撒下了美国“责任观”的良种,“上帝选民”、“希望之乡”“、山巅之城”等理念就是他们在人世间完成上帝恩赐给他们特殊任务的简化表述。此种思想在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逐渐融合到美国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清教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主流社会文化之中,成为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把自身与外界社会加以区分的最主要标准之一,同时还成为他们作为上帝的特殊选民在人世间极力追求与渴盼实现的美好社会生活的神圣理想。

美国主流社会白人“责任观”可以说是起始于英国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孕育在北美大陆新天地的特殊地理生存环境,初步成型于美利坚民族成型进程,在美国立国初期的资产阶级国内政治管理体制的深刻影响下得到了强化。在世界上较早的资产阶级国内政治管理体制的有效治理之下,美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不凡成就,更印证了美国式的国内政治管理体制是人世间最好、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强化了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的自豪感与优越感,增强了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白人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极力发扬光大美国式的国内政治管理体制,美国式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获胜信心与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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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arl N. Degle, 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M].New York: Harper & Row,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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