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人生的视阈探讨道德的本质

○林 红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广东 广州 510403)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道德就与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富有不同的内涵，且对不同时期的人的发展施以相应的影响，从而体现道德特有的本质。道德是人的道德。道德与人生、人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的发展是在个体、群体和类等许多层次上同时进行着的。个体是“一类事物的单个存在”，[1]8是相对于群体、类来说的，是指单个的人。但是，人作为个体、群体和类是辩证统一的。现实的个人，既是一个个体的人，同时也是人类的一分子；既是“个人的存在”[2]67，“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3]119，这是人的存在方式的二重性。本研究着重研究人的社会层面发展与类发展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即个体的发展。

一 人生的本质

人的发展说到底是人的本质的发展。人生历程，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发展过程。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人的价值总是与对人的本质认识分不开。作为完整的人，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体。人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生的演进历程。

人生是现实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是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整个生命历程，是人一生全部实践活动的总和。[4]279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生的理解是不同的：人生是人的整个生命过程，是生命的自然过程和历史的社会过程的统一；人生内容丰富多彩，基本是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辩证统一；人生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受动性的统一；人生领域充满矛盾，归根到底是个人和社会的矛盾。[5]3-4笔者认为，从道德的视角来看，人生始终协调着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并以理想的道德人格，激励着自己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

历史上的思想家研究人的发展，关注人生，都会首先关注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而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问题是一个极其广阔的思想领域，近代的思想家对这方面都有较为深刻的论述，其中，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具有特殊的思想价值，他们都把人的“完整本质”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并从整体的视阈，探究人的“完整本质”。

1.黑格尔探讨人的社会、历史性。黑格尔的思想都涉及人及人的本质问题，其人学思想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强调人与自然、文化与社会的联系；二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6]124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探讨了人的理论，分析了人的意识和情感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及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认为人生来属于社会，是历史的产物，人的发展历史折射出人类历史的面貌。他将辩证法运用于意识形态的发展史，提出“关于个体意识与社会总体意识发展一致性的重要原理，指出各个体意识在其发展过程中要重复群体发展历史过程中曾经过的基本阶段，当然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大体一致的再现”。[7]111此外，黑格尔基于“人类学”、“现象学”、“心理学”等探讨了人的本质问题：从人类学视角，他描述了人的自然起源和从自然存在到精神存在的过渡，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这种从前人身上继承的“自然性”与动物界没有区别，但人在生命的年龄、性关系、睡眠等方面超出了动物的自然性，并因人有灵魂，进行预测，可将肉体作为它的从属部分加以控制。因为，黑格尔认为，灵魂是精神的一种形态，并且扬弃了自然物质的异化阶段，表现为“一切的非物质性”[8]632，灵魂和肉体是统一的，在人生实践过程中，“现实灵魂”超出于自然存在，成为一个与客体相对立的主体，从而人的发展就从“灵魂”阶段过渡到了“意识”阶段；从“现象学”视角，他探讨了人对环境和存在的行为，认为灵魂统治肉体后，意识苏醒，出现了感性意识和欲望两个基本现象，并分别将人引向知性(认识物的规律性)和理性(认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说明人是超出感官的存在。这说明，人的发展到了“意识”阶段，精神从被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作为“自我”同外部客体相对立；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具体的人和现实的人，认为人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意识到精神氛围的存在，人以“智慧”和“意志”思想去观察、分析精神，指出人必须超出个人的意识，进入社会，才能进一步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即“客观精神”阶段。这就意味着，“自我”──“精神本身”，克服了灵魂(抽象的统一体)和意识(自我与对象的区分)的片面性，达到了自我与对象的具体的统一。在人的一生中，道德实践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是极大的。

2.费尔巴哈对抽象人的崇拜。费尔巴哈曾说：“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思想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8]247可见，关于人的思想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人普遍具有的东西，它有别于动物的各种属性的总和，包括三个层次：自然本质、社会本质和精神本质，三者统一构成人的完整本质。首先，人是自然的人。从人的自然性出发，这是费尔巴哈理论的前提。在这个层次上个体与动物的区别不大，其价值取向以生理尺度为标准。费尔巴哈特别强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来考察人的本质。他认为人的本质只能“来自自然的深处”，但“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9]247。但是，从人的自然性出发，费尔巴哈却始终找不到从“自然的人”通向“真正的人”的媒介。他就只能把人的自然属性归于外部自然条件，他把人的生存条件当作人性。其次，人是社会历史的人。费尔巴哈认为，个体对自然的依赖通过个体对个体的依赖，个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由于需要、依赖而发生的个体之间的互相交往。费尔巴哈指出，应当把“指导人的实体仅仅置放在社会性之中”[9]435。再次，人是理性的人。费尔巴哈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思维──理性，即人不仅是能感知到自己的个体，意识到“自我”，而且还能把自己的类作为“对象”，意识到自己的“类”。这就是说，个体能够过一种有意识的“类”生活。有意识的类生活把个体与动物区别开来。理性与个体生命同存亡、共始终，个体只要活着，就必然要运用自己的理智力、意志力和心力。理性、意志、心，是个体的绝对本质。可以说，费尔巴哈对人的关注，已经超出英国古典经济学崇拜物、漠视人的缺陷，可以说这是对人的研究的一大进步。只不过费尔巴哈哲学所讲的人是抽象的人，忽视人的现实的物质利益基础。费尔巴哈由于以自然性作为基础，他无法找到将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达到统一的途径，所以他的人性观充满了矛盾，这是他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因为当他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域之外。

3.马克思关于劳动和自由时间构成人的“全面的本质”思想。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在扬弃黑格尔哲学人类学、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通过对劳动或实践的唯物辩证的分析、研究，关注“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从而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我创造活动的产物，真正发现了人的存在方式，从而以巨大的超前性扬弃了近代哲学人本学与现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对立”[11]525。马克思的人的哲学扬弃了黑格尔哲学人类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理论对立，在探讨人的本质的历史上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扬弃”。

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相同，马克思也是从整体的视角探讨个体的本质。马克思所理解的“完整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其完整本质的最根本特征是劳动的全面性和开放性，这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不同之处。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是一个流动的、历史的范畴，其中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其自我精神的关系。正是这三种关系使人成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体。马克思哲学所理解的人的本质“是一个包含着多种要素(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多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意识的关系)的系统质”。[10]539人的精神或意识既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产物，又是造成人与动物区别的主体因素。在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中，都包含着现实化了的主观因素。人的精神属性因此也就成为人的本质的又一个因素或方面。从根本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其精神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统一于实践活动中。人的秘密就在自己的人生实践活动中。

马克思人的发展思想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辩证观的理论范畴，它大致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对抽象的人的分析考察，到对现实的人、实践的人这样一个发展进程。因此，在唯物史观确立之前，马克思着重从哲学方面论述人的本质及其发展，不免带有青年费尔巴哈主义的印迹，但在其后的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历史的人与现实的个体的具体考察，揭示了制约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为解决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些思想，具体体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和文章中。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的发展是一个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许多具体分支学科的重要理论范畴，也是马克思毕生予以重点分析思考的一个理论范畴，因而在认识和理解人的发展的实质及含义时，必须予以充分把握。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做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证。马克思着重对社会与人的发展进行历史的考察，揭示了制约人的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景。“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力……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3]330这时，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已趋于成熟，但仍未完全克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过于抽象的弱点，未对人的发展做现实性分析。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为人的发展提出了最基本的思路及其方法论原则，“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个体的发展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的自我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为标志，科学地确立了人的发展理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3]104这里，马克思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流通的过程，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自由支配时间，指出最大的生产力与财富在于自由支配时间中人的一般能力的充分发挥。马克思认为除了劳动，时间也是使个体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3]161“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3]532个体要发展自己，就必须要有一定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个体的精神发展所必需的时间。个体的自由时间愈多，个体的发展空间就越大，个体就越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和社会分工和阶级划分导致人的片面发展。

可见，人的发展说到底是人的本质的发展。作为类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实践活动，最集中的表现是劳动；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完整的个体的人，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体。人生的本质是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人的需要得到逐渐满足的过程；人的价值渗透和贯穿人生的各个方面；人生是道德的人生，道德追求可以实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和谐发展和创造出高质量的人生，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并促进人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不仅是人内在的需要，也是社会对人的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道德的本质

道德是人特有的一种精神生活，是人最本质的需要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道德一直就与人、人生、社会相伴而行。道德的本质是：道德是人生活动的规范要求，是人的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人的发展的精神力量。

1.道德是人生活动的规范要求。所谓规范，是指一种标准。道德的规范性体现出道德是社会的一种特殊调控力量，它能对人生活动和关系起着调节、教育和导向作用。道德以不同的规范作标准评价人生活动和关系，其实就是对人生活动和关系进行一种特殊的约束，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的规范性，也就是道德的约束性”[11]61。道德的这种规范性，主要从三个维度(即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发挥约束作用。因此，道德是一种规范体系，“离开了道德规范、离开了规范的约束力即道德的规范性，就无所谓道德的规范调节，因而也无所谓道德”[11]61。道德的规范性是道德的本质属性之一。

在西方，学者对“道德”、“伦理”这两个概念没有特别的区分。西语中的“道德”一词源于拉丁文“mores”，本意为“风俗”、“习惯”。“伦理”一词源自“ethos”，本意亦为“风俗”、“习惯”等。但在后来的使用中，“ethos”一词的含义较“mores”更为广泛抽象一些，意指某社会或文化群体特定的精神气质或精神特性。而后者则演化为较为确定规范准则系统(“惯例” )。直至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才思辨地对两者作了界定：“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7]111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内心的实现。它包括“故意与责任”、“意图(动机)和福利(效果)”和“良心和善”三个环节。而“伦理”则是作为“抽象的法(权利)”(形式的、客观的)与“道德”(实质内容的、主观的)的统一，“伦理就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7]164认为伦理实质上表达了社会性的道德要求，即所谓客观法与主观法的主客观的统一，用他的话来说，“善和主观意志的这一具体同一以及两者的真理就是伦理”[7]161。或者说，“主观的善和客观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善的统一就是伦理”[7]162。因为道德是关系的、应然的或要求的观点，在道德阶段，特殊意志可能与普遍意志不一致，主观性和客观性还没有统一，这样，道德的任务“就是要扬弃自身的有限性以达于伦理。道德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向善的过程，即提高的过程”。[12]366这个过程经过三个环节：故意、意图、良心，和相应的责任、福利和善。

早在中国古代，“道德” 就与做人联系起来，从而说明道德对人的影响，并且不同的时期，人们对“道德”有着不同的理解。现代中国学界对“道德”与“伦理”两个概念的理解也众说纷纭，罗国杰认为，从质的规定性来看，“道德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用善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一类社会现象”；[13]8从量的规定性看，道德可指道德观念或道德意识、道德品质、道德行为、道德教育或道德感化、道德修养、道德境界、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13]8梁漱溟认为道德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所指不会相同，却大致又相类近耳。这就为人们在社会中总要有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而后乃得成社会共同生活。此通行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礼俗便多不相同，其所指目为道德者亦就会不同了。然而不同之中总有些相同之点，因为人总是人，总都必过着社会生活”。[14]215万俊人认为，“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某种内涵上的差别，即前者较突出人之得“道”；后者较突出人之关系的“道”理。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道德”是主观的，它同样具有其客观的特性(所谓“道”者)[15]18。从最一般的意义来理解，“道德”指人类善生活的价值规范和善行为的基本准则[15]17-18，但是“规范性不是道德的惟一本性，广义的道德既包括个人美德或德性，也包括人际和社会的道德规范”。[15]121何怀宏认为，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主观的、在每个人心里内在发生的，只能为他自己通过反省觉察的道德心理现象；二是客观的、可为他人从外部观察到的、个体或群体的道德行为现象；三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客观凝结物的，以戒律、警句、格言，或理论、学说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道德知识现象。[16]91王海明认为道德“是关于有利或有害社会与他人以及自己的行为之应该如何的规范，简言之，亦即利害人己的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17]107刘湘溶认为“道德包括人际道德和自然道德”。[18]26

但是，本文中，笔者从人的发展切入，基于个体人生活动考虑，认为道德体现了人的内在精神的超越性，道德是人生活动的规范要求。道德作为人生活动的规范要求，主要体现为个体人生自律与他律的统一。由于行为规范是社会调控的一种强制方式，具有绝对性，被普遍化为社会的一般行为准则，使社会生活处于正常的运动状态，这就要求行为规范必须得到保障。行为规范通常由两种方式得以保障：一是外在保障，也就是他律，如社会舆论、社会公德，即通过善恶评价与赏罚迫使人们服从行为规范，此属规范伦理范畴。二是内在保障，也就是自律，如内心信念即道德信仰，即通过个体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将行为规范内化为道德义务，从而将他律转化为自律，此属德性伦理的范畴。这两种手段不是孤立起作用，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挥作用。个体发展经过他律、自律、他律转化为自律这三个阶段，也是个体道德意识从道德责任、义务向道德良心的转化过程，从而体现了个体价值目标的形成和完善升华的发展进程。

2.道德是人的理性的集中体现。理性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人们对理性的理解不同。西方哲学所说的“理性”，主要是指人的理智能力，包括形而上学的思辩能力，其特点是概念化、形式化、逻辑化。费尔巴哈认为理性具有统一性、普遍性和无限性：统一性表明人有着同别人交往这样一种本性，“首先通过人与人之间建立的交往，一个人才成为人，如果人是完全孤独的以及在需要和意向方面仅仅为了自己，那他恰恰不是人而是动物”；[8]663普遍性表明“感性只有单一性”，思想、理性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无限性表明理性是不存在界限和限制的。为此，费尔巴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理性的主体是人。而中国哲学在思考实践方面问题上，理性体现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的概念范畴，虽然它不同于认知理性，但它也是一种理性思考或理性能力，如传统儒学的“仁道”。“仁道”就包括了三方面的理性内涵：一是“仁”作为“道”，本身便具有理性特点。孔子认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9]67这其中，“道”相当于普遍性道理，是泛指；“德”指“德性”，是人生而具有的；“仁”是指人的道德理念，是内在的。二是从“道”、“德”、“仁”的形成秩序来看，人因有“道”而后有“德”，因有“德”而知“仁”，并付诸实践。三是从人的主观认知来看，“依于仁”是前提，因人在思考自己将从事的事务之前，是先有“仁”后有“道”，即“人能弘道”，而“仁道”就是人的道德理性的普遍化、客观化体现。可以说，“儒家都是道德理性主义者，他们都有很高的道德理想。理想未必都是理性的，但儒家的理想却是理性的”。[20]71至现代，梁漱溟认为理智与理性是有分别的：一是“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说明理智还未必属于道德的范畴，理性却体现了道德的实质；[14]85二是“理智静以观物，其所得者可云‘物理’是夹杂一毫感情(主观好恶)不得的。理性反之，要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即从不自欺其好恶而为判断焉；其所得者可云‘情理’。例如正义感，即对于正义(某一具体事例)欣然接受拥护之情，而对于非正义者则嫌恶拒绝之也”[14]86。说明理性是情与理的和谐体。道德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这恰恰体现了道德的创造性，“道德在不断迁进中，亦正为人的理智理性时在开发长进中”。[14]86

在人的价值实现过程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理性是道德活动的主导心理机制，所以历史上的许多伦理思想家都非常重视理性指导感性在道德生活中的意义。柏拉图认为，在道德理念中，有智慧、勇敢、节制、公正四个德目，在这四个德目之上就是至善。即善的理念是高于一切真理和知识的，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达到至善。他还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一个理性控制了情感和情欲的人，据此，他认为，节制是四大主德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特殊功能是“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的理性生活。”[21]287理性是康德伦理学赖以建立的基础。在康德看来，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物。只有理性才能使人不会顺从感情欲望的驱使，不致陷入畜群的境地。近代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认为：“全部道德文化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和培养理性意志使之成为全部行动的调节原则。我们把这样一种德性或美德称为自我控制：……离开了自我控制，就没有自由和个性。”[22]412理性是个体培养美德，自我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人类的一切规范都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而信念的确立却依赖于人的理性选择，特别是在现代多元价值观交织的时代。这样，在理性基础上重塑的道德，以强调人与自然、社会、自我之间的和谐关系为基本原则，体现了人用意志力去发现关于外部世界和内在精神的真理、意义，去超越以往的陈腐观念，以一种更加合乎情理的标准来判断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尽管，历史上，中西方对“理性”的理解不同，但理性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即理性是指人的理智能力，理性是个体能力的体现，道德是人的理性的集中体现。

3.道德是人的发展的精神力量。从道德的视角来看，人的发展从不成熟到成熟，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他律、自律、他律内化为自律。正如孔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9]12这说明，道德作为人的发展的精神力量，是通过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确立价值目标，从他律向自律转化，从义务向良心的超越得以体现：一是在他律阶段，人的发展是依传统的、既在的社会规范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人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不强。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历史动物，不能脱离历史、社会抽象地谈论人。在人类产生的初期，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并不知道“个体”为何物，当时，原始人与大自然混为一体。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创造出了许多非自然的对象物，人的自然性减少，社会性增多，人从社会物质生产和交往中，得以确立其本质──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可以说，这是人的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主要将社会规范当作义务，即人过多地强调对他人、社会负有责任、任务，道德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体现得并不十分明显；二是在自律阶段，人将义务转化为良心，即人在对他人、社会履行义务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道德作为精神力量，体现出一种从义务到良心，从道德的规范性向道德的主体性的过程。三是在他律内化为自律阶段，道德作为精神力量，主要表现为人在其发展过程中，确立了价值目标，成为人发展积极性、创造性的内在源泉。

早在17、18世纪，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非道德状况，即物对人的统治、机器支配人、人不能自由完整的发展等，马克思就强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生存和发展的悲惨处境与非人道境遇，期望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新社会。马克思在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状态时提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649在马克思那里，未来的新社会不是物对人的统治，而是物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服务，人能获得真正发展，道德成为人的发展的精神力量；不是资本占有劳动，而是劳动占有资本，劳动者不仅能获得平等发展，而且道德不断完善；不是机器支配人，而是全面发展的人驾驭机器，人能获得自由发展；消灭了旧式分工，人能获得全面发展。正如袁贵仁所言：“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占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所在。”[25]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产生一个至关重要的道德问题：个体自发的、具体的价值取向和一般意义上的、自觉的社会整体性规范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要处理好这个问题，道德发展是其共同的目标。可以说，人“从‘自然人’到‘道德人’，从他律的‘道德人’到自律的‘道德人’，再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人’，实际上也就是人的本性不断得到改变和完善的人生旅程”。[24]122

总之，道德的本质表明，道德是人生活动的规范要求，是人的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人的发展的精神力量。建立在道德发展基础上的人生，通过理性重建更趋成熟，更加关注人的内在精神的超越性，从而体现出人生对真善美的追求。

三 道德体现了人生的精神需要

人的发展离不开道德的作用。人的发展离不开人的需要的发展。道德发展体现人的发展的精神需要。道德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于人生实践。道德发展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人生实践之中，人生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人追求人生理想的美好愿望，人的发展既符合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他人、社会的利益和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全面性，取决于人的活动的全面性和人的需要的全面性”[25]157。马克思将人的需要、利益与人的发展、人性的完善有机地统一起来，以一种价值共性表明，人在追求自身需要的同时，都在自觉自愿地完成他人、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的精神需要，并以此实践人的生活历程。道德与人生的关系表明，人的发展是基于人生实践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应然与实然相对应的合理状态，既体现了人生的现实性，又体现了道德的超越性。

在人生实践的过程中，人的自我需要与他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相联系。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是其价值追求和实现的统一，即人追求和创造适合于人的社会性需要的理想的价值对象的过程。人要创造理想的价值对象，既要根据物质世界所提供的现实条件，遵循客观对象本身的客观尺度，又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现实力量，把自己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这说明，人在现实生活中，其主体地位和主体性是受制约的，是具体的。人的需要不断变化，使人与对象的价值关系因时势的变化可能形成多元的价值关系。如劳动是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的途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却是对人的价值的否定。马克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40要理解对象对人有什么样的价值，既要了解对象的属性，更要了解人本身的需要和能力。但是，当人对自身的真正需要还不可能形成全面性认识的时候，就不可能获得对象丰富的和全面的价值。现实生活中，人的价值追求往往会陷于一种狭隘的实践领域，受当下的境遇局限，对超越性价值关注不够。

物质生活的满足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其一切活动都是在理性支配下的有目的、有意义、有期望的活动，使人超越世俗、超越生死，获得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虽然人的发展不得不借用一定的物质手段，但人的发展的最高目标和意义是实现其自由而全面发展。人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空间，要在交往中不断增加认同，使人的生命更有意义，同时，人的生存，既具有诗情画意，又富有理性的自觉，最终使人超越自己，达到真善美的圆满统一。

参考文献：

[1] 韩民青.当代哲学人类学:第2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2]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李春秋.新编伦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 张孝宜.人生观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6] 孙鼎国.世界人学史：第3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7]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 范 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8]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著作选集[M].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9]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

[10] 杨 耕.为马克思辩护[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11] 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2]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3] 罗国杰，马博宣，余 进.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14]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15] 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16] 何怀宏.良心与正义的探求[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17] 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8] 刘湘溶.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9]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0]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1]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2] [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 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3] 袁贵仁，韩庆祥.论人的全面发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24] 唐凯麟，龙兴海.个体道德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

[25] 张文喜.马克思论“大写的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