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一篇佚文及其意义①

史铁良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株洲 412007)

左宗棠的一篇佚文及其意义①

史铁良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株洲 412007)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曾为醴陵一乡绅撰写墓表。这篇墓表载于醴陵一谭姓族谱中,《左宗棠全集》未收,显然是左氏的一篇佚文。它的发现,为确定曾有争议的左宗棠主持渌江书院讲席的时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可据此订正其他史实。

左宗棠;墓表;渌江书院;谭重山

2010年 3月,湖南醴陵市第一中学的漆则鹏老师为我提供了左宗棠一篇墓表的抄件,并告知有关线索。据此,我在醴陵寻访到了这份抄件的来源,它刊载在《双富谭氏八修族谱》中。《左宗棠全集》中未载,显然是一篇佚文。双富属湖南省攸县湖南坳乡,谭氏原籍江西吉州 (今属井冈山市),后迁攸县之双富塘,十四世祖天成公始迁醴陵,遂为醴陵人。佚文名《大学谭君星潢先生墓表》(以下简称《墓表》),这是一篇具有桐城派文风的作品,写得质朴简练,据事直书,不说无根据的话,没有一般墓表的谀墓之词,这与左宗棠的地位、性格及尊奉的文风有关。《墓表》全文如下:

大学谭君星潢先生墓表

道光丙申,予主醴陵渌江书院讲席。大学谭君星潢先生遣其子重山来受业。君居距书院五十里,岁数至,与语甚洽。予在渌江两载,醴人士为言:君性刚介,敦内行重,孚乡望,里有纷难,居间评曲直,争立解;喜宾客,有学行,著闻者敬礼尤挚,以是知君贤。

咸丰初,予参骆文忠戎幕,旋督师江浙闽粤,便道过醴,而君足不出里巷,不复相见。同治甲子,重山举于乡。予以丁卯移节兰州,重山不远数千里,见予潼关,始知君前卒已七年,感旧叹逝为怅惋者久之,既重山以疾归,予亦督师新疆。光绪丁丑,重山长子之铎来肃州。明年重山乃以书乞予表君之墓。呜呼!予之及见君也,君年未五十,又二十五年而君卒。予曩闻君之贤,于醴人士既语焉而不详。而此二十五年中,乌知不更有进于曩所闻者。重山又朴甚,未一尔见述君之行事,以益予所闻。夫乐得师友一言以荣其亲,而又不敢自谀其亲以訾当代,谓非务本立诚之士能然乎?予故叹君之有子而益信君之贤。且可以大君之业者皆于重山,父子券之。因书此寄重山,泐之石,俾后有徵焉。

君讳士灿,字光应,号星潢,自高祖由攸徙醴,遂为醴陵人。以乾隆辛亥十二月二十日戊时生,咸丰辛酉正月初八日寅时卒。得年七十有一。以卒之岁,葬醴南黄甲陀宅右蝠山,枕庚趾甲。配刘氏,庞溪处士定怀公女。子六:长家孚,监生;次家基,同治甲子科举人,拣选知县;次家圻,卫千总衔;次家环,从九;次家垣,詹事府供事,议叙从九;家增,监生。女二,均适士族。孙十一人。之铎,诸生,寄籍大兴县学。

诰授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督办新疆军务、陕甘总督、一等侯爵湘阴左宗棠记

《墓表》中所涉及的人物是谭氏一家三代,墓主谭星潢(1791-1861),名士灿,字光应,号星潢,曾在官学读书,所以称他“大学”,一生未仕。他与左宗棠是学生家长与老师的关系。平日足不出里巷,其住地在醴陵南乡,距书院 50里,交通不便,但他每年数次造访左宗棠,这既是因为舐犊之情,对儿子学业、操守的关心,又包含着对左宗棠学识、为人的敬佩。现存左宗棠所写墓表一类的文字,只有十余篇,墓主非亲即故,或显贵。而谭星潢无功名,仅是一默默无闻的乡间布衣,其后人中也没有声名显赫者,几十年之后,贵为总督的左宗棠为什么会为他写墓表?这就关系到师生情分了。左宗棠一生从教十余年,与学生有特殊感情,当他于咸丰十年(1861)统兵途经醴陵时,县中文武官员匐伏郊迎,左只点头而已,而见到昔日渌江书院诸生时,他下车握手,一同步行十余里,一路上谈笑风生。任陕甘总督时,还函招昔日渌江书院诸生。《墓表》中所说的重山,就是左宗棠的学生之一,他是谭星潢的次子,名家基,又名铭慎,字晁环,重山是其号。生于嘉庆戊寅年(1818),殁于光绪辛巳年 (1881),享年 64岁。年 16补博士弟子员,同治甲子 (1864)科举人,拣选知县,曾任澧州教谕。他仅比左宗棠小 6岁,左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墓表》对他称誉有加,说他“朴甚”,是“务本立诚之士”,“可以大君之业”,可见左宗棠对他的赏识和厚望。写《墓表》却赞美墓主之子,其用意在以子衬父,既然子肖其父,那么,从子之贤就可以推论出父之贤了,所以左宗棠说“父子券之”。这些都流露出左宗棠对这位学生的喜爱之情。明白了这层关系,就不难理解左宗棠为何会应谭重山之请,为其父撰写《墓表》了。

这篇佚文的发现,最重要的意义是为确定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的时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以前,对这一问题有不同说法,最通行的说法是左宗棠于道光十七年 (1837)主渌江书院讲席,[1-4]见《左宗棠全集》附册《左宗棠年表》,戴逸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一卷、安静波《左宗棠》、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等。就是说,左宗棠在渌江书院教授仅一年,此前一年仍在家耕读。此外,还有道光十六年 (1836)说,[5]见民国《醴陵县志·教育志·渌江书院山长表》;道光十七年至道光十八年 (1837-1838)说,[6]见 1995年版《醴陵市志·教育志》;道光十六年至道光十七年 (1836-1837)说,[7-8]见刘泱泱《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时间考正》(载 1998年第 4期《益阳师专学报》)、史铁良《左宗棠与醴陵》(载 2007年第 4期《株洲师专学报》)。《墓表》中,左宗棠明确记下了他在醴陵渌江书院的时间,他说:“道光丙申,予主渌江书院讲席。”道光丙申是道光十六年(1836),又说:“予在渌江两载。”那么,道光十六年(丙申)至道光十七年左宗棠主渌江书院讲席一说,可成铁案,其他说法,均应排除。

其次,《墓表》还可订正一些史实。民国《醴陵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载有谭重山传记,重点介绍了他与左宗棠的交往,称他肄业渌江书院,得左宗棠器重。光绪初,左用兵新疆,他“就公车,绕道往谒,以其子木伯随”,“左闻其至,喜甚,呼健儿鸣鼓角列队以迎,礼为上宾。凡所陈说,多采纳,居月余,告归。左谓之曰:‘持玉尺以量才,吾子事也,戎行非所宜,请留长君为予辅。’铭慎诺之,遂独驱车南归,旋任澧州教谕有年”。《县志》所载出自《族谱》中的《外祖谭重山公家传》(以下简称《家传》),与《墓表》相较,史实有出入,其一,谭重山再见左宗棠的时间,《墓表》说是“予以丁卯移节兰州,重山不远数千里,见予潼关”,丁卯 (1867)初,请廷任命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及回民暴动,左于六月抵达潼关,谭见左应是此时,而不是《家传》及《县志》所说的光绪初。这一年是乡试之年,不是会试之年,也无试科,所以谭重山是专程去潼关见左宗棠,而不是“就公车,绕道往谒”。其二,左、谭的潼关相会,《墓表》中只提到谭重山一人,没说其子木伯随侍,这说明木伯没有同行。其时木伯刚满 17岁,可以说乳臭未干,左宗棠会说“请留长君为予辅”的话吗?但木伯确实投奔过左宗棠,那是 10年之后,《墓表》说“光绪丁丑,重山长子之铎 (即木伯——引者)来肃州”,肃州即今之甘肃酒泉,此时,左宗棠是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大本营就设在肃州。木伯前来,当是谋出身,所以留在左宗棠军营效力。如果谭重山陪同儿子一同到肃州,左宗棠文中不可能不提及他的这位高足,但只说第二年谭重山致信给他,请他为其父撰写墓表。丁丑虽然是会试之年,而谭重山已 60岁,身体不是很好 (4年后便去世了,10年前到潼关见左宗棠,就是因病南归的),即使他“就公车”(举子上京会试),事后想绕道往肃州,也因路途遥远,舟车劳顿,身体难支,已有心无力了。谭木伯有可能陪同父亲上京,照顾起居,会试结束后,谭重山南下回乡,而木伯中途西去肃州依左宗棠。《家传》是谭重山殁后 40余年所写,另一当事人谭木伯,在其父逝世 7年之后也随之而去。《家传》作者虽然是谭重山的亲外孙,但时间既久,传闻难免失实,将 10年之内,父子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见左宗棠,误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同见左宗棠,民国《醴陵县志》又仍《家传》之误,以讹传讹。《墓表》涉及的谭氏第三代谭木伯(1850-1888),是谭重山长子,名之铎,字振初,木伯是其号,邑庠生。以随左宗棠克服新疆,积功得保,为浙江候补盐课大使。

[1]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左宗棠年表 [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戴 逸.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 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安静波.左宗棠[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

[4]庄 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刘 谦.民国醴陵县志:教育志·渌江书院山长表[M].铅印本.醴陵县文献委员会,1948.

[6]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醴陵市志:教育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7]刘泱泱.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时间考正[J].益阳师专学报,1998(4).

[8]史铁良.左宗棠与醴陵[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

责任编辑:骆晓会

A Lost Article of Zuo Zongtang and Its Sign ificance

SH I Tieliang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Hunan,412007)

During his term as the governor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Zuo Zongtang once wrote a tomb inscription for a gentry of Liling county.This inscription was recorded in the family book of a Tan family,but not written into the CompleteWorks of Zuo Zongtang.Obviously it’s a lost article of him.The discovery this tomb inscription provides themost reliable evidence for confirming the controversial timewhen Zuo Zongtang hosted theLujiangAcademy.Based on this,many other historical facts can be amended.

Zuo Zongtang;tomb inscription;LujiangAcademy;Tan Zhongshan

I207.67

A

1674-117X(2010)05-0005-03

2010-04-27

史铁良 (1940-),男,湖南醴陵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