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隐后重现现代
——儒家政治思想现代转化的反思

徐 晨

(南开大学，天津300071)

退隐后重现现代
——儒家政治思想现代转化的反思

徐 晨

(南开大学，天津300071)

为了使传统儒学思想中内在超越的积极内涵能够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中，应当通过继承和创新，重建民族性与时代性。通过研究和反思现代新儒家转化“内圣外王”的思想过程，认为儒学思想在现代转化中的缺陷是对现代性的揭示不完整，将现代性不完整地认定为民主科学，并且也没有意识到西方社会现代性产生的特殊性，进而认为儒学思想重返现代的基本条件是必须解决西方式现代化消解一切内在超越而发展的困境。

现代转化;儒学;内圣外王

对21世纪中国学术而言，民族性与时代性是学术重建的两个维度。尤其是儒学现代转化这个课题，在“现代转化”的词语之下，隐含的正是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维度的张力。传统与现代之冲突，或言中西之冲突的张力依然存在，其原因究竟为何?可以从海外新儒家对“内圣外王”思想的现代转化中来进行分析。

一、海外新儒家对内圣外王的诠释转化

在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方面，现代新儒家的努力与成果最为显著。现代新儒家传承儒学传统，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己任，希望实现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结合。具体来说，新儒家“力图在保守儒家传统之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对于人文精神与工具理性，或曰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的关系问题作一调适”［1］(P88-89)。也就是说要发展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的现代儒学。正是在“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建构和阐释中，现代新儒家力图振兴儒学的现代性转化。

第一，“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其原始意义颇有自由主义的味道，和后来儒家所指相差很大。孔子所论的“圣”是指尧、舜等道德理想化的圣人。其儒学“内圣”的外在取向十分明显，“内圣”要“以己及人”，最终落实在“立人”、“达人”和“安百姓”之上。“内圣”在孔子仁学之中是作为“仁”的内涵阐释的一个方面，其外在落实很易于理解。先秦儒家的精神实质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内容的道德理性主义和以“内圣外王”为终极追求的道德理想主义。

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当“内圣”作为实践观念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时，便是指知识分子个人在道德修养上以圣人为标准，努力向着自我超越之境用功;即便做不成圣人，也要做圣人弟子，行圣人之道。而“外王”便建立在“内圣”的基础上，可以将内在成就的圣德仁心实践于社会，才能建立媲美上古三代的理想“王道”政治。孔子“修己以安百姓”可以说是内圣外王的典型政治理想。

第二，宋明理学家在批判地吸取佛老智慧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内圣成德”之学，又是一次重要的转化。不过，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明显偏向于“内圣”之学，外在落实所追求的是孔颜乐处，而不是尧舜事业。尽管宋明理学在“内圣”之学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这种内在超越和德性推动的“内圣外王”之道最终在朱熹《四书集注》中得到系统的阐释，建立了三纲领、八条目的逻辑体系。至此，“内圣外王”的内涵和逻辑体系经过转化臻于完善，可以说是建立了个人修养基础上的道德理想主义。

第三，现代新儒家以“良知之自我坎陷”立论来说明“内圣开出新外王”。牟宗三最早在《王阳明致良知教》一书中提出“良知之自我坎陷”说，就是为了说明良知与知识的关系。其后在《历史哲学》和《政道与治道》中重提此说，说明德性之知与科学、民主的关系。按照李明辉的解说，“牟先生将传统儒家所着重的‘德性之知’(良知之知)归诸理性之运用表现，而将民主制度与科学知识归诸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运用表现是道德主体(良知)的直接表现，而当它要转为架构表现时，道德主体必须经过一个‘自我坎陷’的辩证的转折。这是对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间架进行一种现代转化，将‘内圣’通往‘外王’的过程由直通转为曲通”［2］(P15)。在奠定这样的基础之后，现代新儒家的“新外王”境界也就豁然开朗，“新外王”的内核转变为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知识文明。

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牟宗三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使命在于:“一、道德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容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这是对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式“内圣外王”命题的具体表述。

可见，“开新外王”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政治思想纲领;“内圣开出新外王”也就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政治理论内核。在这一逻辑结构中，“内圣”仍旧是儒学传统中作为价值之源的仁心或仁性;“外王”则是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

二、对内圣外王现代转化的批评

“内圣开出新外王”这样一种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方向曾经受到多视角的批评。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张佛泉、林毓生、张灏等认为儒家传统是会妨碍民主思想产生的，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思想源头只能取法于西方。国内很多著名学者则指出从梁漱溟开始到熊十力再到牟宗三，虽然在哲学形态的建构上不断趋于精密，但是由于价值取向上传统主义或复古主义的立场，并没有解决现代意义和传统精神的调适。

除了以上批评之外，我们还认为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在价值取向上传统主义或复古主义的立场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在方法上的遗憾。

第一，19世纪初国内科玄论战之后，现代新儒家正是沿着复活传统儒家“生命的学问”，从而按照以儒学代表的人文主义与被科学主义所普遍化的科学理性相颉颃的精神方向不断发展。因此在方法上看，该发展路向是把两个世界的划分看作是新儒家既要坚持儒家的人文立场，又要避免儒家传统与发展科学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尖锐冲突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价值取向为先的传统主义使得其努力的结果根本不可能突破传统的藩篱，开出现代新儒家所自期的“新外王”。“良知自我坎陷”说精神特质上的非现代性进一步说明:只要不改变传统儒家文化中价值取向上的传统或复古倾向，儒学就永远难以表现出“日新又新”的创造活力，永远难以具有真正的现代品格。

因此从理论路向上看，正是因为新儒家坚持儒家是“哲学原型”，是“圆教”，而“内圣外王”之道又是儒家的义理纲维，所以在开展儒学的现代转化上，现代新儒家以恢复传统主义价值观的问题意识进行理论的重新诠释，对传统儒学的精神特质和“内圣外王”之道的思维模式采取了不加批判地运用。无论怎么讲，最后的结论都必须是儒家能够在现代社会开出“新外王”。现代社会以民主和科学为特征，“新外王”就是民主和科学;现代社会如果以自由和公平为特征，“新外王”就是自由和公平;现代社会以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为特征，“新外王”即便“曲通”也必然能看得出来。可见，这种价值取向上的传统主义立场导致“内圣外王”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化，这显然是一种预设前提的逻辑上的倒推。

第二，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这种社会背景后来逐渐形成了思想史上“中体西用”的思考范式。传统儒学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其中。现代性被简单地定义为民主科学。而这种对现代性的认识显然是不完善的。西方社会现代性产生的特殊历史社会背景，在逻辑上使得西方的现代性也只能是现代性的殊相之一。李约瑟问题之所以有那个提法，是因为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等等在上两个世纪统治了世界，我们很容易把西方的发展当作是正常的普遍规律，当作正道。“如果不从这种西方中心来看问题，更好的问法就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是西方怎么就发展出近代科学。”［3］(P9)

第三，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重排，它的本质其实不妨说是一个极富偶然性的历史过程。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引进现代性是较晚近而突然的，因而与本土传统形成的矛盾比较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出来的。这一被迫现代化的事实，是产生“冲击—回应”范式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20世纪中国受到现代性纠缠，充满悖论，自我意识混乱的根本原因，更是中国知识界一次次地陷入认同与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

认为现代性就是民主与科学其实不过是对西方历史进程的褒奖之词。将现代性视为西方式民主与科学的代名词，有混淆现代性真正的普适价值的可能，更会加剧中西文化异质所导致的冲突。在这样的前提下，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外王”现代性转化也必然依旧是嫁接式“中体西用”，即将西方的“外王之道”嫁接在中国儒家的“内圣之道”上。

三、结论

“卡里斯玛”是韦伯在其政治社会学理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与政治统治的形态密切相关。因其源头来自于德国基督教神学，那么考虑到儒学的宗教特征，我们不妨借用此概念来简单探讨“内圣外王”的现代转化问题。“卡里斯玛”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在并非人人可以企及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超凡”的个人品质，它能够成为提供超越日常生活之外的一切要求的精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卡里斯玛”有着与“圣德”几乎一致的内涵。而现代文明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看，恰恰是二者中共同蕴含的超越精神逐步被世俗日常生活的现实满足感所排斥的过程。既然韦伯所指的“卡里斯玛”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被逐步排斥，并被赋予了进步的意义，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内圣外王”之中的“圣德”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将逐渐地隐身于幕后。但是儒学中的“内圣外王”思想，恰恰体现了这种内在“超越精神”与现实相结合的诉求，不仅没有抑制，反而不停地在追寻。因此我们才贴切地称其为道德理想主义。

如果按照对儒家内在超越精神的理解，正像余英时所说，中国的“士”肩负着思想和文化的传承。那么“士”们也一定传承着“内圣外王”的超越精神的追求，官僚形态并没有抑制超越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这种传承是一种薪火相传式的，颠扑不破的活着的传统，不会因为社会革命带来的社会转型所影响。那么，“内圣外王”若可能在中国现代社会继续延续的话，就必须解决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排斥卡里斯玛或者说圣德的一方面，避免消解一切“内在超越”式文明发展而带来的困境。而这一点，也正是解决普遍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何种人文精神的问题，应当放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得到解说。做到了这一点，也许才能够真正地去谈“内圣外王”思想的现代性转化，成就道德和理想的统一。

［1］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台北:学生书局，1987.

Abstract:Recalling the intrinsic and energetic motivation needs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modernity of Confucianism.Through a profound study of the modernistic transformation of“Holy Inside and King Outside”by new Confucianism，the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modernity is demonstrated as Democracy and Science simply in this procession because the western modernity is not a universal phenomenon.Only by resolving the dilemma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the recalling is possible.

Key words:Modernistic transformation;Confucianism;Holy Inside and King Outside

(责任编辑:董红克)

A Profound Consideration of Modernistic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

XU Chen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K27

A

1008—4444(2010)03—0010—03

2010-04-14

徐 晨(1974—)，男，江苏江都人，南开大学哲学系2007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