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如何成为“现代寓言”?

2010-04-07 11:01李云雷
名作欣赏·上旬刊 2010年3期
关键词:黄艳平安夜叙述者

李云雷

在《芙蓉》杂志上读到顾前的《平安夜》,让我眼前一亮。这是我第一次读到顾前的小说,在此之前,我听不同的朋友提起过这个名字,但并不认识,也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印象中他住在南京,过着有点落魄、孤独的生活,小说写得很有特点,但似乎只在文学圈内为人所知。《平安夜》之后,我读了顾前的一些其他作品,觉得他确实是一位风格独特、值得重视的作家。

南京是当前中国文学的重镇,苏童、韩东、毕飞宇等不同风格的作家,在国内文学界都是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在年轻一代之中,鲁敏、曹寇、娜等人也已经或正在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在这些作家中,顾前的名声并不是那么突出,但他的小说却有不可代替的价值,即使与和他风格相近的韩东、朱文相比,他小说的特点也很鲜明,即他总是以简洁、精练的叙述捕捉住人物的精神状态,并以看似随意的方式呈现出来,他的小说不讲究故事的完整性,而注重生活场景或细节的描述,小说的主人公则多是孤独或无聊的个人,作者注重对人物情绪的变化与流动的描述,从而发掘出当代都市生活的裂隙,呈现出主人公的尴尬、无聊与暧昧之处。

《平安夜》也是一篇这样的小说,小说篇幅短小,也并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只描述了主人公“我”过平安夜的过程,其中也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捕捉住了一些细节与生活场景:“我”并不想过平安夜,但无处不在的节日氛围却让“我有点心慌慌的”,于是也想与朋友聚一下,但又找不到朋友,最后只好联系了印象不是很好的前妻的好友黄艳,问她是否有活动,“婉转地表达了要是方便的话,我也想參加的意思”,黄艳热情地让“我”去丽人鸟时装店,“我”便与朋友周康去了那里,但黄艳并不在那里,他们打着她的幌子进了时装店,但很难融入其中的氛围,后来又被人撵了出来。狼狈地回到家,深更半夜“我”又接到前妻的电话,“夜已经很深了,我和前妻一直在电话中聊着女儿,外面的雨始终在下着。”——这是小说的结尾。

小说的故事很简单,或者说并不成其为故事,但意蕴却非常丰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顾前是如何通过独特的方式,将“个人的故事”讲述成了生存的寓言?或者说,他如何将生活琐事叙述成了精神性的事件?正是由于成为了“寓言”或“精神事件”,小说便超越了具体题材的限制,从而有了更为深厚的精神与艺术韵味,也更加耐人咀嚼。但是这关键性的一步是如何跨越的,需要我们从小说本身具体考察。

小说中的“我”“一把年纪了,毫无事业可言,混得确实不太像样”,他对生活没有追求,也没有幻想,只是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他与时代主流格格不入,但又并不自甘边缘,也想融入其中,只是并没有渠道或途径。在他不想一个人过平安夜的细致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孤独而又难耐孤独的心情,在他终于进入舞会,看到一个漂亮姑娘时想的是:“我要和她跳舞,请她吃巧克力,说不定等舞会结束了,我还能约她再找一家酒吧坐坐。今晚是平安夜,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她好像感到了我在看她,也朝我看了一眼。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他的想法和主流的“时髦青年”并没有两样,联系到他被赶走的狼狈情景,我们便会感到他的这番内心活动是多么不合时宜,多么可怜可笑,又有那么一点不自量力的可爱。正是在对“我”的内心与外界的错位中,小说为我们描述出了一个尴尬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我”的情绪是流动的,或者可以说是没有“原则”的,一个具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对待黄艳的态度,最初,“我对她的印象不是太好。这女人虚荣,物质欲极强,还很风流,情人无数。我当初一直担心她会对我老婆产生不好的影响”。而“时过境迁,我这会儿想起黄艳,已经没什么不好的印象了”。到黄艳答应带他去舞会时,“她的热情让我挺感动的,此刻我觉得她真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这样的变化,细致地捕捉到了人的情绪的当下性、脆弱性,呈现出了人物内在的丰富性。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述,这有助于充分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说的叙述者与作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异,这表现在作者叙述态度的冷静,超越,以及偶尔的反讽,这使作者与叙述者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一距离不远不近,既使作者可以冷静地观察叙述者,又能充分地贴近叙述者的内心,像这样的句子,“看了看表,时间还不算晚,是否再努力一下呢?”“打黄艳手机的时候,她那边的背景声音很嘈杂,难道活动已经开始了吗?”这可以视为主人公与叙述者的内心活动,但其中略带夸张的语调与焦灼心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似乎在以反讽的眼光打量他的主人公。

在这里,如果我们将之与“我”和周康的关系对比一下,会更有意思。与“我”相比,周康是一个更寂寞、无聊的人,“周康家的电话刚一响他就来接了,好像他一直就守在电话机旁边似的”。在进丽人鸟时装店时,“周康缩到了我的身后,让我领头走了进去”。而被赶出去时,“我”尽量保持着尊严,“周康还心有不甘:‘你给黄艳打电话,让她……”显然在“我”看来,周康是一个更可怜的家伙,他既与“我”相似,但又比“我”更可笑,更寂寞,更想入非非而又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说,作者对待叙述者“我”的态度,类似于小说中“我”对待周康的态度,既有一种同病相怜的体贴与理解,但同时也在他身上照镜子似的,看到了一个更加“丑陋的自我”,因而不无厌恶与讽刺。正是这种略有些讥讽的语调,将“我”与周康拉开了距离,也将作者与叙述者拉开了距离。这样一种叙述视角、语调的选择,使作者既介入而又超脱于小说的故事,既切近主人公的内心又能以外在的眼光加以打量、评判。这种叙述方式不同于“零度叙述”毫无情感的介入,也不同于“自叙传小说”那样毫无保留的介入,而是在贴近中又拉开了微妙的距离,从而可以保持一种冷静的姿态。

小说的故事虽然并不完整,但仍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小说所叙述的是当代都市中孤独与尴尬的经验,这虽然是独属于“我”的,但又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小说中,我想融入某个活动而不可得,参加假面舞会而终被赶出,深夜与前妻聊女儿的事情,处处都显示了“我”的孤独,以及难耐孤独而产生的尴尬。在这些生活琐事的细致描述中,“尴尬”以不同的面目展现出来,并让我们看到了主人公的精神处境,他的漂泊无助,他的可怜可笑,他置身于一个不属于他的环境,难以融入周围的世界,但又不甘心被遗忘与抛弃,只能努力,只能挣扎。小说中“我”与周康去参加舞会的情节,最能显示“我”的尴尬。去参加舞会本是黄艳介绍的,但黄艳却并不在,他们只能置身于一个陌生人的环境,这是第一层尴尬;他们的身份与年龄,与周围的年轻人构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积极地想融入其中的氛围而不可得,这是第二层尴尬;到最后被视为“外人”而赶出,则是第三层尴尬,也是这一尴尬的高潮。如果联系到去参加这个活动,是“我”费尽心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则是第四层尴尬,而这种争取甚至需要联系以前看不上的黄艳,则是第五层尴尬。在被赶出后,“我”甚至无法找到归宿,只能与前妻“相濡以沫”,则是第六层尴尬;“我”与前妻并无情感上的联系,他们唯一感兴趣的话题或微弱的纽带,只是女儿,则是第七层尴尬。在这重重尴尬之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我”的现实与精神困境,而是都市生活的尴尬、错位与暧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从具体题材的限制中超越出来,成为了关于“尴尬”的一则现代寓言,它不再属于主人公、叙述者或作者,而属于置身都市中的每一个人,让人去反思都市生活,反思自身的精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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