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张仃

2010-04-07 11:01
名作欣赏·上旬刊 2010年3期
关键词:张仃策划中国画

邹 文

2010年2月初编辑部收到此文的时候,张仃先生依然健在;而此文发表在即,先生却因病于2月21日不幸逝世。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谨以此文缅怀张仃先生,以表深切哀恸!

张仃,1917年5月生于辽宁。

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们用胭脂去给馒头醮红点。这红色的一点使平凡的生活变得不平凡,使单调变得丰富,使常态变得离奇。张仃承认这“一点之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追求艺术的种子。

日本人侵入东三省后,张仃尝到了国破、家散的双重屈辱。他开始拿起笔,做激愤的漫画斗士,反抗侵略、反抗民族压迫,为此还进过“苏州少年反省院”。张仃在这种捍卫民族尊严的个人抗争中,加速了人格的成熟,形成逐渐显影的信仰。

新文化运动对张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崇拜鲁迅更使张仃很容易站在反对旧政权的革命者一边。1938年,张仃到延安,把摩登也带到了这个偏僻而落后的西北小镇。当时,延安有一个作家俱乐部,张仃是那里的常客,他不满于这个俱乐部环境的落后,利用延安的土特产做了很多装饰设计,如沙发、壁灯、折叠椅等等;张仃还为延安作家俱乐部设计过一个“部徽”,图案为一把钥匙上点燃着火炬,象征真理的天火被普罗米修斯们盗给人类,透着一种现代感。他把这个地方装饰成了别致的场所,环境十分独特,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很多领导人也爱常去那里参观和跳舞,同文艺工作者交流。八路军生产成果展览会,张仃担任总设计师,给延安的工业产品做包装设计;当时演出《抓壮丁》的话剧,舞台布景也是他设计的,甚至连延安秧歌队和一些文艺团体的服装也是他创意的。

1979年以后,被“解放”的张仃从隐居的香山复出,开始主持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工程,担任总设计。积蓄了多年的创作冲动,在这个时候喷发出来。他创作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并影响中国现代艺术复兴的首都机场《哪吒闹海》大型壁画,在不啻专制黑暗结束的背景上做了壮丽的开光。他让人们从中看到了愉悦,看到了和谐,看到了久违的美。

张仃更以“哪吒闹海”帮助人们跨越一段痛苦的当代史,从历史的传说中去领受正义战胜邪恶的信心,温习传统文化给人们的启示。因而首都机场壁画以装饰艺术的理想主义光芒照彻了中国现代封冻文化的深层,在中国现代史上构成了重要的篇章。

在这同时,张仃的艺术逐渐归回到焦墨的营造中,铺开了一个无限丰富壮美宏阔的焦墨世界。“文化大革命”,使人性的丑恶暴露无余,也使张仃产生了想批判和超越这种有弱点的、有缺陷的人性的坚定想法,他于是返回画中寻找纯净的空间、寻找无“人”之境,他的焦墨画,把这个理想国呈现在自己的脚边了,他只消举足便能轻易迈入。没有其他干扰。空山、野水、荒原,远古的风吹拂着老树,旷野里野草丛生,乱石横岗,置身这种无纷扰的世界,能感到精神的超然。那些庸俗、虚伪、丑恶等等不符合他的理想的现象和存在,都被焦墨过滤了,都被焦墨化解了。张仃从事焦墨,于是一劳永逸地找到了最后的安慰。

更深入地说,张仃从事焦墨山水,才能准确表达他的美学主张。他认为绘画应该追求一种永恒的精神和旨趣。他生就对柔润、对小品有排他的免疫,他的艺术因为带着极强的选择性,而有着鲜明的偏重,他把媚俗的都革除了。焦墨山水最能把苍劲的、宏阔的具有金属感的画面营造出来。他向来反感平庸、常态,所以他营造了一处胜境,这胜境先是用装饰画表达出来的,后来集中在焦墨中。这胜境有他私人的主观成分,但是却符合全世界共同的人文标准。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生态,他要求这个境界纯净、质朴,和全球的绿色思想是合拍的,是互动的,他在其中逐渐超拔、升腾,已经接近一种艺术成分居多的信仰和革命性的进步思想。

“焦墨”是张仃为延展中国画的审美功能和艺术生命而做的探索。几百年前就已发展成熟起来的文人画,在现代建筑环境中更显轻淡,“压”不住墙面。又由于它的成熟和完备,任何一种“创造”都可能重复古人,而扼制了当代中国画创作者的乐趣和成就感。张仃画焦墨,是要增强中国画的重色和体量;是要提示人们:中国画中的任何一点技法,其表现力都远远没有被开发殆尽。只要人们深入追求,择其一种技法都可以展现出一片新天地。在中国画的发展史上,焦墨山水是一项拓展中国画的工程。

张仃焦墨表现的大多为“山水”,原始而荒远,山石树木是其中主角。动物、人物、静物几乎都受到焦墨的冷遇。年近90岁的张仃,拥有人类最宝贵的财富——经历,容易产生归真意识和宗教化情感的心境,宽和睿智,舍多于取,能够顺利完成对世俗的超越和排斥。反映在题材上呈明显的倾向性——在众多题材的选择中直取“山水”,回归自然,他要寻找“人”与“天”的高度和谐。

天已降大任于斯人,张仃始终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艺术家,因而他很重视艺术作用的社会改造。不唯建设自我风格和发展自我。搞漫画,反映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搞装饰,体现了他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和从事艺术的天赋;不遗余力地鼓呼振兴民族、民间艺术,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胸怀;而人道主义与儒家文化理念混合的处世思想,则使他一贯重视教育、提携新人、力倡理论建设。他的从业领域很广,作品杂而多,影响呈辐射状。现在侧重的焦墨山水是以前創作的后续和延伸。

张仃作为一个极富研究价值的个案,终会成为现代史、艺术史或社会学的热议对象。

张仃的美术,是当代中国美术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张仃的美术行为,大致有如下特征:

一、涉及面极为宽泛。从业时间持久,跨度大。大美术的应用针对性强,与现实紧密结合。起点高、与国运同步,意义与影响深重。矛盾统一,理性折中,是张仃策划思想的一大要旨。

他力荐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面对庸俗他呼唤精神的崇高;面对虚华他提倡应用与普及。在山水画创作中,他智慧地处理了“出世”和“入世”的关系……他的策划具有解决艺术矛盾的功能,成为中国主流艺术在拨乱反正中调整方向的一种参考。

二、张仃亲历亲为于艺术设计和策划,为中国传统美术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做了前锋性的引导。张仃身体力行的艺术设计,曾软着陆在生活本身。可观可赏,也可游可用,将韩非子等人主张的“实用为要”的观念,做了生活化的诠释。将精英特许欣赏的传统美术,降落到民众之中,使艺术再度重返生活。张仃通过艺术设计与策划,有效地完成了中国绘画从古代历史向当代历史的转型,激活了传统,充实了当代。使当代美术厚德载物,成为时代名片。

三、标徽设计。这是张仃断续从事的一种艺术设计。代表作有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为“作家俱乐部”完成的标徽;上世纪50年代的人民生活标徽(以衣、食、住、行四种象征形象表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校徽设计;上世纪90年代的天坛医院院徽设计;山东临沂银雀山竹简博物馆馆徽设计。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设计——国徽设计,首先出自张仃的原创构思。政协会徽也是张仃的手笔。其它诸如邮品设计、宣传出版物设计、电影动画形象设计、展会活动设计、环境景观设计等项,张仃都有丰硕的成果。

四、服务抗敌救亡之国家大计的艺术策划、重大项目策划、学术策划、教育策划。推崇齐、黄、毕、张。张仃通过大量颇有技巧的策划,一以贯之,推荐齐白石、黄宾虹、毕加索、张光宇。利用教学、研讨、宣传出版、撰文著书,力挺四位大师及其所代表的集群和精神。张仃推崇齐白石是要弘扬在传统根脉上发展的新中国画;热情肯定了毕加索超凡的创造精神。而推崇黄宾虹及张光宇,不仅体现了张仃一贯的行侠仗义,更在于他要借这两面旗帜,减轻那些太过庸俗、功利、浮华艺术的风靡程度。上述四位艺术家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获得的地位,直接与张仃的策划有关。

五、高举民间艺术大旗。张仃认为启蒙自己的民间艺术,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充满艺术的生机,是几千年来人们自觉争取的文化普惠方式。创建中央工艺美院时,张仃策划了一场民间艺术抢救工程,为学院收藏了一批濒危民艺珍品。他还策划实施了请民间艺人上讲台的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他亲自编写了大量民间艺术出版物,发表多篇相关文章,参加策划了各种民间艺术学术研讨。张仃不啻为一场静悄悄的民艺运动的总指挥,从一个侧面贯彻了自己的艺术人民性主张,缔造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灵魂性的学风。

六、发动“笔墨”保卫战。这是张仃晚年最响亮的一场文化策划。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唱衰中国画的时尚,更有一些观点,釜底抽薪地认为“笔墨”可以取消。张仃认为,“笔墨”作为中国绘画的细胞、灵魂,是支撑中国画的构件元素。笔墨也是一种专属的文化结晶。一如语音、声调、文字之于语言那么重要。1998年,张仃提出笔墨为底线的主张,策划发起了一场有学术轰动效应的“笔墨保卫战”,亲自上场,与他的异见朋友坦诚相见,针对每一个“笔墨等于零”的注解、论据、逻辑,展开进攻性防守,扭转了中国画理论面临崩塌的颓势。

七、策划创建了装饰学派。这是张仃、张光宇联袂在当代美术史上完成的一大功业。二人的艺术思想,归根结底是理想主义至上的思想,他们用理想去要求生活,丈量社会,把艺术理想升级为时代前进的动力和境界目标。张仃从装饰出发,把美的理想到处撒播,为新中国、新生活做着因陋就简的现实描绘。即使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他也会把作为否定对象的审美、装饰,扶正、举起。“文化大革命”中,谈美色变,他勇敢地站在美与善的立场,为心中的和谐辩护与抗争;他以装饰,替战争、革命纠偏,在灰暗的时空秉持一炷烛光。张仃和张光宇以中央工藝美术学院为根据地,使装饰学派生机盎然。

八、发起中国画写生。上世纪50年代,时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系主任的张仃,与李可染一道,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中国画写生变革,以图为逐渐脱离生活、疏远客观的中国画添加大自然的营养,矫治极端主观闭门造车的创作通病。从行为角度看,中国画写生,实为张仃策划的又一场学术运动。

张仃先生的一生,被创作的激情牵引,画出心源,言为心声,内心的创作冲动,乃为艺术的驱策力。他不世故,不功利,甚至不精于艺术的“算计”,但时代的机遇和他所处的位置,使他的许多个人行为都具有社会化的性质;使他的许多私人的设计思想、意志成为了某种重大后果的起因。他不能不被归类于现代策划学的案例。也许,张仃先生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设计与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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