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启示录
——许衡义利观的现代解读

葛荣晋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 7 2）

·文史哲·

“做人”启示录
——许衡义利观的现代解读

葛荣晋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 7 2）

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许衡一生恪守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义利观，立身行事主要从三方面恪守这一做人原则：在获取物质钱财上，坚持“见利思义”；在使用物质钱财上，坚持“乐善好施”；在对待权势的态度上，坚持“不仕不义”。我们通过对许衡义利观的现代诠释，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和人生境界。

许衡；义利观；现代解读

许衡(1 209-1 2 8 1年)字仲平，号鲁斋，学者称之为鲁斋先生。祖籍为怀州河內(今焦作市中站区)人。他是宋元之际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今天，我们通过对许衡义利观的现代诠释，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和人生境界，从而为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

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许衡一生恪守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义利观。“义以为上”是孔子为世人提出的立身行事的道德准则。什么是“义”呢？古人多以“宜”释义，如《礼记·中庸》篇云：“义者，宜也。”认为汉代贾谊云：“行充其宜谓之义”。（《新书·道术》）扬雄云：“事得其宜之谓义。”（《法言·重黎》）《白虎通·情性》篇亦云：“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皆认为事得其宜即为义，当人遇事时能够作出正确判断，采取适宜、恰当行为，就是“义”。什么是“利”呢？泛指物质利益，利又分为“公利”与“私利”。当义与利相对而言，义泛指道义，即人所需要的道德价值。义与利是用以标志道德价值与物质利益的一对哲学范畴。孔子所谓“义利之辨”，是指人在立身行事时，究竟是以道义为行为准则还是以私利为指导思想呢？在回答道德价值与物质利益关系上，孔子明确地指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质”即原质，犹本原，根本也。君子在立身行事中是以道义为根本的。又指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里的“上”即是崇高、尊重之义。“义以为上”是指在处理物质利益与道义价值时，必须坚持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应从道义出发，以道义为指导。不管是“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都是孔子为君子提出的“做人”的基本原则。

那么，许衡是如何恪守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呢？许衡一生立身行事主要是从三方面恪守这一“做人”原则的：

（一）在获取物质钱财上，他始终坚持孔子的“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或者“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道德原则。认为每个人对于社会财富的获取，应以“见利思义”或“见得思义”作为唯一的取舍标准。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处于富贵之位）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倘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通过“不义”手段获得的富与贵，就像空中的浮云一样，对于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孟子进一步阐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天下，弗愿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道也，非其义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如果在获取物质钱财上，不是按照“见利思义”行事，而是“以利求利”或者“见利忘义”，就势必会招致“放（依据）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使自己处于社会怨恨的恶劣人文环境之中，这是非常危险的。

许衡一生都是严格按照“见利思义”原则立身行事的。传诵近八百年的“不食无主之梨”的故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据《元史.许衡传》记载：金天兴二年(1 2 3 3年)，蒙古兵临新郑县(许衡出生地)，时兵荒马乱，而“（许）衡夜思昼诵，身体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尝暑中过河阳（今孟州市），渴甚，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在兵荒马乱中，许衡同众人一起逃难，从洛阳渡河经河阳返乡，時值盛夏，人们又饥又渴，发现路边有一梨园，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摘梨吃来解渴，唯独许衡一人独自静坐在树下，一动也不动，大家觉得很奇怪。有人问他为何不去摘梨吃，许衡答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有人劝他说：乱世梨园无主，摘几个梨吃有何妨。他又答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认为梨树纵然没有主人，难道我心中也没有主吗？许衡因“吾心有主”而“不摘梨”，能够在外界物欲的诱惑下仍坚持“见利思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信念。保持净化的道德心灵，是做人应有的道德品德和精神境界，理应受到后人的称颂。后人有诗赞曰：“许衡方渴时，不食道旁梨。一梨食细微，不义宁勿为。”

许衡的“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的义利观，不仅表现在“不食无主之梨”上，还表现为拒收不合道义的礼物。沁阳县有一位秀才，准备了一份礼物，登门去拜访他。许衡见到他送来礼物，心中甚为不悦，向他施礼后，婉言拒收，说：“我有何德何能，敢劳先生大驾？先生不嫌我愚昧，能光临寒舍，表示欢迎。但是，我不收受不合礼义的财物。这是我做人的志向。请别见怪！”这位秀才为他的高尚人品所感动，说道：“许兄果然品德高尚，为人严谨，今日初次见面，使我受益非浅。”

（二）许衡的义利观，不只限于取利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如何使用钱财上。孔子提倡“见利思义”或“见得思义”的价值观，把义与利界定为“公利”与“私利”。当人取得丰厚财富之后，应如何正确使用这些财富呢？是花天酒地满足自己及其家人的私欲，还是将它回馈社会、造福全人类呢？孔子在《论语》中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要求君子应广泛地仁爱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要求对民众广泛地乐善好施，使民众都能得到恩惠。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聘他的学生原宪做管家，给他禄米九百斗。原宪推辞不肯收。于是孔子根据“君子周急（急难）不继富”的原则，告诉他说：“如果你用不着，就把它拿出去送给你急需的邻舍或同乡的人吧！”（《论语·雍也》）孔子有个朋友，病死后，无人料理丧事，他就说：“由我来料理丧葬吧。”（《论语·乡党》）《礼记·檀弓下》篇记载：孔子有个老朋友名叫原壤，他的母亲去世后，因家贫，孔子便资助他一副棺材，使其母入土为安。这说明，孔子不但提倡“乐善好施”，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许衡根据孔子的“乐善好施”的思想，始终坚持“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做人原则。在大雪天的日子里，有一位学生冒着大风雪前来求教。许衡见他冻得发抖，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给他穿，关切地问道：“为何只穿单衣出门？”对曰：“母亲患重病，我把棉衣当掉，换药了。”许衡立即取出两贯铜钱，送给他以赎回棉衣。学生知道他并不富足，推辞不要。许衡说：“我助你克服眼前困难，并不影响到我的生计。况且古人讲得好：‘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我历来认为：收入能满足基本生活即可，多余财钱应济困助人。这比留下钱来自己享受，更有意义。”他把钱硬塞给了那位贫寒的学生。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三）许衡的义利观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上，同时也表现在对权势的态度上。孔子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他在《论语·泰伯》篇中，又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矣，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矣，耻也。”即认为在世道清明、天下大治时，理应当出仕，行我之道，并在出仕中既富且贵；反之，在“邦有道”的情况下，依然贫贱，那是一种耻辱。如果在“邦无道”的社会里，仍要出仕，攀援权贵，钻营豪门，盘剥百姓，以求富贵，这是一种耻辱。

许衡在元朝做官，始终坚持孔子的“不仕不义”的原则。在2 7年的仕途中，他刚直不阿，不附权势，“不为利回”，“不为权屈”，被时人誉为元代“魏征”。他多次应诏入朝作官，又多次因“不义”而辞归故里，躬耕桑农。如至元七年(1 2 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归，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忽辛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满朝文武哑然不语，“多阿之”，唯有许衡执意反对。《考岁略》记载曰：阿合马欲以其子典兵柄,先生以为“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父位尚书省,典民与财,而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虑阿合马反侧耶？”先生曰：“此反侧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如此者。”上以此语语西相阿合马,相话先生曰“公何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相复之曰：“公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利爵禄声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无所辞。”很显然，许衡是为元王朝长治久安着想,而忽必烈却仅仅将其意见转递给不在场的阿合马。不但没有让阿合马收敛,反而在客观上加剧了二人之间的矛盾。当许衡“从幸上京,乃论阿合马专权阁上,蠢政害民若干事”,也依然没有下文（《元史·许衡传》）。忽必烈的暖昧态度,实际上起着纵容阿合马的作用。由于阿合马擅权而他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许衡只好“谢病请解机务”,而忽必烈也毫无挽留之意，只好辞官。元世祖开太學，召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主持国子监。世祖亲自选择蒙古族子弟到国子监深造。但是，权臣阿合马并未罢休，屡毀汉法，连国子监按制度所必须供给的口粮都成了问题,学生不得已而慢慢地散去，他企图用经济手段将许衡排挤出朝。许衡从教受阻，再次以辞职相抗。他在归乡途中，写了一首《有感》诗,明白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态：“何如早还归,山阳坟垅在。平生所愿心,辗转不得遂。……所贵还故乡,微骸近先祖。他事足伤嗟,西风动寰宇。”（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

许衡一生做官从不收礼。据《国学事迹》载：他在任国子监祭酒、主持太学时，“岁时诸伴读以酒礼至先生家，先生辞曰：‘所以奏取诸生者，盖为国家、为吾道、为学校、为后进，非为供备我也。官守所当得者，俸禄也。俸禄之外，复于诸生有取焉，欲师严道尊，难矣！’”可谓一身清廉。

由上可知，在人际交往中，“人间富贵不足道也”，“一芥取予，必揆于义”（欧阳玄《神道碑》），都是以实现儒家的“道义”为最高行为准则的。许衡一生做官不是为了追求“富贵”二字，而是为了实现“道义”理想。他的出处之道，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许衡文集》卷七《时务五事》）、是“不以荣贵为心”的。他一生“进退出处之际，勇于就义，凛然不可以势利诱而威武屈也。”（《考岁略》）

二

许衡的义利观，充满着崇高人格和道德境界的人文精神，在今天道德严重缺失、人生价值迷惘的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处在“五鬼”的诱惑之中。何谓“五鬼”呢？所谓“五鬼”，是指金钱、权势、虚名、女色和美言。如何正确对待“五鬼”的诱惑呢？除了外在的法律制裁外，构建“我心有主”的精神家园，在心中牢牢树立内在的道德防线，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所谓“主”，一不是“主人”，二不是“主观主义”，这些都是望文生义的“戏言”。“我心有主”的“主”，主要是指每个人心中的“义以为上”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信念。

在“五鬼”的诱惑下，人如何构筑一个内在的道德防线呢？许衡从人性论高度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说：“生民有欲，无主乃乱。”（《许衡集》卷七《时务五事》）所谓“生民有欲”，就是肯定每个人生而具有“七情”、“六欲”。“情欲”是指人的天赋自然情感和心理状态。儒家所谓“七情”，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佛教认为“七情”是喜、怒、忧、惧、爱、憎、欲。儒家所谓“六欲”，是指生、死、耳、目、口、鼻之欲；佛教认“五欲”是色、香、声、味、能或者是财、色、名、食、睡。人非圣贤，谁无情欲。正如陈毅诗云：“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人的“七情”与“六欲”呢？这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探讨的永恒课题。在情欲上，儒家按照“中庸”之道，既反对禁欲主义（如中国古代佛教），因为“情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肯定情欲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儒家也反对纵欲主义，因为贪得无厌的“私欲”是导致社会无序的重要根源。所以，儒家主张“欲而不贪”，提倡“节欲”或者“导欲”。每个人生而具有追求金钱、权势、虚名、女色和美言的欲望，不管是喜欢它还是厌恶它，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能以道德和法律将它们引导或者节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贪得无厌的“私欲”无视道德和法律的权威，越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会成为社会万恶之源。这就是许衡所说的“生民有欲，无主乃乱”的真实含义。

人需要追求金钱，但追求金钱不是按照“见利思义”而是依据“见利思利”原则行事，必然出现违法、缺德的丑羞现象，导致市场经济混乱无序；有了丰厚的钱财之后，不知回馈社会，不知“乐善好施”，只知无穷无尽地满足自己的花天酒地的私欲，他所面临的，不是进地狱就是进监狱。

人在物质生活充分满足之后，按照“不仕不义”原则，追求权力也是合乎人情的。但是，如果做官只是为了自己的“富贵”二字，不择手段地贪污腐败，就会成为人民的罪人。追求美名、厌恶恶名，也是人性的内在要求。但是，通过种种羞恶的手法，骗取虚名，则是一种可卑的行径。许衡临终时，对他人说：“我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谥，立碑必不可也，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足矣。”（《考岁略》）同许衡“戒虚名”的遗嘱相比，现今社会的“作秀”之凤，令人厌恶。为官要做实事不要“作秀”。但是，有些为官者为了给自已树政绩，捞“虚名”，大搞所谓“形象工程”。在城市里，大搞什么“大广场”、“大高楼”、“大马路”；在公路旁，大搞什么“农民别墅群”、“现代农业示范园”、“现代养牛场”等，都是专供上级领导和参观者看的。除此，还有什么主观编造的“数字秀”，不切实际的“口号秀”，夸大其辞的“报告秀”和虚假夸大的“政绩秀”等等。这些“作秀”之风，不但劳民伤财，而且败坏党的“求真务实”形象。其实，除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蒙骗糊涂领导外，百姓心中都有一杆公正的秤，是“做秀”还是“做事”一清二楚。奉劝这些“做秀”者：还是要正确树立权力观，“戒虚名”，干实事，真正做到“我心有主”，恪守道德情操，排除一切外来诱惑，真正成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好干部。

许衡在著名的《时务五事》一文中，提出的“不惑浮言（美言）”之说，对于今天做官者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谓“不惑浮言（美言）”，即领导在官场行事应力求做到不为“浮言（美言）”所迷惑，以防被奸邪之人所欺和失去民心。“不惑浮言（美言）”主要有两层涵义：（一）严防奸邪小人“以柔言卑辞”欺君。许衡指出：“为人上者，多乐舒肆；为人臣者，多事容悦。容悦本为私也，私心惑则不畏人矣。舒肆本为欲也，欲心炽则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与不畏人之心，感合无间，则其所务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则口欲言而言，身欲动而动。”又指出：“人君处位崇高，日受容悦，大抵乐闻人之过，而不乐闻己之过；务快己之心，而不务快人之心。”面对“为人君者不喜闻过”、只“乐闻人之过”的心理状态，贤能之臣“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往往“欲匡而正，扶而安之”，故君臣之间“其势难合。”相反，“奸邪之人，其为心险，其用术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辞，诱人入于过失，然后发之之类）；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如势在近习，则谄近习者；势在宫闱，则谄宫闱之类）。人君不察，以谀为恭，以讦为公，以欺为可信，以佞为可近。喜怒爱恶，人主固不能无，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于迎合，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欲以结主之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谓城狐也，所谓社鼠也。”所以，防君见欺，既要“不惑浮言”，即不为身边奸邪之人的惑言、谗言和恶言所惑；也要“去邪任贤”，善纳诤言，做到闻过则喜。（二）欲得民心，少发“美言”。许衡认为，“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既然言易行难，而轻言往往造成失言，故人君应“慎言”，做到“一事之来，一言之发，必求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不牵于爱，不蔽于憎，不偏于喜，不激于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审处之”，方可无私公正。如果违背孔子的“慎言”之教，“人君即位之始，多发美言，诏告天下，天下悦之，冀有其实。既而实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类同等，无大相远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独厚一人，则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岂得不怒于心耶？”如果因“多发美言”而为“失望不平”所累，“以求天下之心，则其难得也。”在这里，一定要牢记老子的两句至理名言：一是“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二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意谓诚信之言，出于真心，多尚质朴，故不美；华美之言多尚伪饰，以悦世，故不信。信言因朴真而少言，美言因伪饰而多言。漂亮话说的越多，又无法一一兑现，使自己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伪君子，陷入“美言不信”的怪圈。总之，只有不为“浮言”所惑，方可得天下之心，“致治之功，庶几可成也”。

总上所述，许衡所谓“我心有主”，就是要求在“五鬼”的诱惑面前，心中要有道德和法律的“主心骨”。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美味等形形色色的诱惑,都能做到严以自律,“绝非分之想,拒非分之物”,坚持做到功名利禄心不动,酒绿灯红眼不迷,不义之财手不伸,邪风浊流身不歪,表现出“吾心有主”、“心有长城”的一身凛然正气。

首先，“我心有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坚定性。不管“五鬼”采取硬的手法还是软的伎俩，不管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是独处静室之中，都能坚持做人的道德准则，始终如一，毫不动摇。正如郑板桥所云：“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如果身如野渡孤舟随波逐流，心似三秋枯叶随风飘荡，“人家拿我也拿”、“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过把隐就死”，整日“跟着感觉走”，其结果贪欲必将他葬送于深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别人怎么捞，眼不红，心不动，手不伸，努力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其次，勿以恶小而为之。清代理学家张伯行指出：“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分一文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贪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腐化坠落分子都是从小贪小占逐步积累的结果。反腐倡廉一定要从小节自律开始，于细微处把好人生关。

最后，“我心有主”是一种道德修养，是一种人生境界。只有以“修身”为本，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心底无私天地宽，使自己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古人云：“心有长城，能挡狂澜万丈”。正如树木一样，只要不内朽、不生虫，任何风浪都吹不倒它的。“胜己者胜天下”，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

只有真正做到“我心有主”，人生才有快乐可言。快乐，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心态。放下一切，就是快乐。古时侯，有一位富翁，背着许多金银财宝，去各地寻找快乐，也未能找到真正快乐。有一天，他看見一位农夫，就说：“我是—位令人羡慕的富翁，家有数不尽的财宝，有吃不完的山珍海味。但是，我却找不到真正的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农夫对他说：“快乐也很简单，放下就是快乐。”富翁顿时悟道，认识到：自己整日背负金银财宝，又怕人抢，又怕人暗害，忧心忡忡，哪有快乐可言？于是富翁将这些金银财宝救济穷人，大行善事。在“乐善好施”中尝到了真正的人生快乐。在人生道路上，只有善于适时地放下财富、权势、功名、美色和美言，放下工作压力和挑战，放下执着与偏见，放下痛苦与恩怨，放下惊喜和恐惧，放下自己永远不能实现的盲目人生追求，才能在微笑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责任编辑：肖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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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3160（2010）03-0090-05

2010-03-14

葛荣晋，男，河南济源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香港道教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