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轨迹及启示

赵永春,刘焕明

(1.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哈尔滨 150025;2.江南大学法政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轨迹及启示

赵永春1,刘焕明2

(1.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哈尔滨 150025;2.江南大学法政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中,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历经曲折的探索实践,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和总结的东西。历史启示我们,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息息相关,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探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曲折发展的历史,从中总结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从中把握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根本原则,有助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发展的新阶段,谱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史轨迹;思想启示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样,存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始终。因此,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总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一

在马克思民主理论的总体设想中,主要有三个基本点:一种设想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建立“民主制”[1]281,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2]263。二是夺取政权后采取什么样的政权形式。马克思有两种设想:一种设想是国家全体成员都介入到国家的现实事务中。他说:“国家的全体成员同国家的关系就是他们自己同自己现实事务的关系”[1]391,“国家的事务就是一切人的事务,一切人都有权以自己的知识和意志去影响这些事务”[1]390。这实际上是马克思直接民主的思想。另一种设想是,针对黑格尔“一切人都应当单独参与一般国家事务的讨论和决定”[1]390的思想提出来的。马克思指出,在真正合理的国家,“不是一切人都应当单独参与一般国家事务的讨论和决定……而是单个的人作为一切人来参加”[1]390,“在这里或者是单个的人作为全体而行动,或者是单个的人作为少数人即作为非全体而行动”[1]391,“人民通过各等级开始参与国事”[1]327,“等级代表制”是管理国家事务“这种权利的实现”[1]390。这实际上是马克思间接民主的思想。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获得了明确的理论形式。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2]219前者可以理解为直接民主形式,后者可以理解为间接民主形式。三是民主的消亡。马克思把民主与国家的消亡联系起来理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1]282,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了与马克思大致相同的思想,他指出:“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3]320“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3]320社会是一个自由“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273。当然,马克思并不主张立即消灭国家,他认为国家的消亡是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马克思只作了原则性答复,阐述了民主制是真理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一切国家形式在民主制中都有自己的真理,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有几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几分不是真理。”[1]282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后人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大胆借鉴不同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起到了启迪思想、拓宽视野、解放思想的作用。

二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史应从巴黎公社写起,而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开始的。列宁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总的理论指导原则。他从以下几方面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即:保证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4]248,“吸收全体贫民”和“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4]525;保持苏维埃国家最高权力不落到“橡皮图章”的地步;“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全面管理国家的制度”,使“群众有效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5];苏维埃的职责是制定“自己的法令”[4]497,“把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了法规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固定下”[4]523,“把实际监督中央政府和地方机关的决议实际执行情况的工作放首位”[6],组织“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7]273,履行对国家各个机关领导人的任命和“罢免权”[8];苏维埃机关的组织活动原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9],“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10];民主的“形式愈多愈好”[4]525;苏维埃机关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是“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对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11];等等。列宁虽然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4]630,“应当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7]349的思想,但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只是供富人、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4]248的总体评价,列宁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实际采取的是谨慎的态度,加上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仅七年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解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许多具体问题。

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但是,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没有遵循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他虽然在理论上承认苏维埃“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12],可实际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搞“个人崇拜”,“在他的晚年,他用自己的名义去做每一件事”[13]。权力过分集中于党、过分集中于中央、过分集中于领袖个人,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使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犯了错误,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留下难题。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的继任者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试图解决斯大林留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的问题。大体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四个时期。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着手“在党内清除斯大林主义”[14]影响,并在理论上制定了一套“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总路线[15]6,试图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放开手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赫鲁晓夫原来的如意算盘是有一些没能实现”[15]2。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期间,“一改赫鲁晓夫的随心所欲和急功近利的作法,采取了稳妥和慎重的方针”[16]272,因此,他虽然推行了“新经济体制”,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他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虽然接受了赫鲁晓夫“全民国家”的思想,但是由于他政治上的保守性,只注重完善、稳定,不求革新,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没有实际上的进展。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努力克服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人民自治的思想”[16]275,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途径和方法上可以有差别,可以建立多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口号”[16]275-276,并在实践上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执政的时间短,改革未取得大的进展。但他们的改革为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政治体制改革准备了条件。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是大开放。在理论上提出“新思维”,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6]281;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推行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建立总统制,走三权分立的道路,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葬送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所以,苏共没有解决好斯大林留下的难题。

早在 50年代初,南斯拉夫提出建设自治社会主义改革纲领,率先冲破了原苏联政治经济的传统模式。南斯拉夫之后,东欧六国相继搞起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也没有解决好斯大林留下的难题,他们的改革失败了,给人们留下不尽的思考。

三

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一种尝试,早在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就出现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把工人、农民的民主要求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建立了罢工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协会。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初步尝试,体现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的民主特点,人民的民主热情空前高涨。由于当时“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17]16尚不成熟,民主组织纪律松散,民主缺乏程序,缺少政策法律的规范。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2]219的理论思想,以苏联民主为榜样,根据革命需要,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由于受当时战争环境的影响以及许多民主条件的不成熟,尽管我们党在民主建设上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所提出的民主制度设想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提出了“为民主即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17]252、“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17]253、“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17]249等抗日民主理念,并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级参议会。在参议会的职能作用下,无论是在参议员候选人的提名、选举,还是参议会的人员分配,参议会与同级政府的关系上,都充分发扬民主,体现了人民的抗日民主地位。毛泽东高度评价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18]。由于抗日根据地参议会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因此,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所取代。人民代表会议在各解放区的普遍实行,为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现了人民最大、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中国逐渐呈现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蓬勃发展的趋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是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根据中国的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更理性的要求。1950年毛泽东提出:“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19]我国各项民主制度的确立,切实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虽然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曾出现过“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20];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粗暴践踏和破坏,离开法制,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21]的所谓大民主等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损害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事情,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重新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七大,我们党在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这一理论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和程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基层群众自治、社会主义民主监督机制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建设的重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中国化,在理论上初步解决了斯大林留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难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四

探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发展轨迹,从中可以看到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作出的艰难探索,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曲折经历中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息息相通的关系。从中能够得到许多思想上的启示,总结出许多有益的东西。

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走出“全”“新”“大”“多”的理论误区。发生在 20世纪 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上的演进,曾先后出现过“全民国家”、“新思维”、“新工会完全自治”、“多党”“多元”和“四大”民主理论思潮。这些民主理论思潮的严重理论缺陷在于仅仅热衷于民主形式,不懂得民主的实质是反映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关键要看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要看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拥护,要看人民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发展的成果是否满意,要看人民对自己生活水平提高是否满意。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一种民主形式都要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党和国家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取向。历史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偏离了这一正确取向,片面追求民主的形式,模糊了是非界线,致使人们思想混乱,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失去了理论向心力,这是原有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之所以曲折失败的思想理论根源。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努力把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结合起来,一方面,把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落实在搞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上,维护好、实现好党和国家以及广大人民的利益,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2]28;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民主形式落实到“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22]28上,形成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强了这一理论的凝聚力,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走出自我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误区。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原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否定了自身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结果导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失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另一种态度,就是坚持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23]178。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2]27,这是党的十七大在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这一根本问题上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有其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走出不顾经济发展的误区。从前苏联及东欧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它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基础上进行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遇到经济危机。无论是在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中国,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尤其在苏联,当苏共中央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首位的时候,正是国内经济危机严重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首先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一条重要原因。相反,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作为硬道理,把“关键是发展经济”[23]375作为解决前进中各种问题的基础,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们也遇到了 1989年的政治风波,但是,人民仍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所在。

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走出跨越式发展的误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西方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相比较还是新生事物,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获得相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比较优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试图用十几年的制度建设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时间的制度建设,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发生在 20世纪 50年代,结束于 90年代初期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企图“一朝一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犯了改革上的急躁冒进病。这是必须汲取的教训。相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直采取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方针。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人员、机构本身的调整、重组,优化结构,职能转变,部门职能分工、理顺关系,民主监督机制的完善等方面,而且涉及社会对新体制的认同、绩效体系的构建与评价等多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断探索研究认识的过程,而且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出现,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完成的,不能够急躁冒进。因此,在处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上,也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23]78,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

5.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必须把民主作为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自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归结为建立民主制度以来,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领导人民为此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原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伤害民主的事。尽管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人作出极大的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企图医治这种伤害,可是由于受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加上一些执政党改革政策上的失误,没有处理好改革中遇到的各种关系问题,没有处理好改革中凸显出来的矛盾,致使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在中国的“文革”时期,也曾因缺少民主,险些断送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从痛苦的挫折中冷静下来,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向世界宣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22]27。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旗帜,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事业的必胜信心。

当然,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际来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注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统筹兼顾、整体协调等,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必须继续坚持的宝贵经验。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4]列宁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列宁全集:第 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53-154.

[6]列宁全集:第 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30.

[7]列宁全集:第 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8]列宁全集:第 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14.

[9]列宁全集:第 2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9-30.

[10]列宁全集:第 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15.

[11]列宁全集:第 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07.

[12]斯大林 .列宁主义问题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7.

[13]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35.

[14]赫鲁晓夫回忆录[M].张岱云,王长荣,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14.

[15]评莫斯科三月会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6]张泽,李振海,赵菊玲.国际共运的起伏发展[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7]毛泽东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18]毛泽东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699.

[19]毛泽东选集:第 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9.

[20]邓小平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

[21]高昌礼,刘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学习讲座[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4.

[22]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3]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赵延民]

D046.1

A

1008-8520(2010)06-0025-04

2010-09-26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KS028)

赵永春(1955-),男,黑龙江绥棱人,副教授;刘焕明 (1962-),男,黑龙江绥棱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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