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纹饰研究*

尹春洁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美术系， 广东 广州 510640)

1983 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 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 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古墓, 被称之为是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五大考古发现之一。该墓建造距今已有2100多年， 墓中出土1000多件珍贵的随葬品， 主要是玉器和青铜器， 其中有铜镜39枚。一座墓葬中发掘出如此多的铜镜， 这在墓葬发掘史上实属少见。关于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 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历史学、 民族学、 考古学的角度做过很多工作， 但很少有人就其纹饰本身的形式问题作详细研究。本文主要从南越王墓出土的39枚铜镜纹饰的造型切入， 就其特征进行详细分类， 通过不同时期的铜镜纹饰对比分析， 探寻南越王墓铜镜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因素。

一、 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纹饰造型

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依据纹饰的不同细分为9个类型， 从整体形式上可归纳为6个种类， 即是： 素镜、 几何纹镜、 山字镜、 抽象植物纹、 怪异的动物纹样和特殊工艺镜。

(一)清雅(朴素)庄重的素镜

I型： 1件。F42.三弦小钮， 素面， 平缘， 出土时破碎成若干块。有绢包裹， 绢上有刺绣残痕， 直径16.6厘米。[1]

素镜始于西周， 自西周以来此类素镜一直是最广泛、 最普遍被广大人民使用的镜种。它不仅数量多， 而且不乏精美之品。从战国的三弦纹素镜到汉代的连弧纹素镜， 再到唐宋的单凸棱素镜， 一直到明代的各式平顶印章素镜和清代的漳州素镜， 不论其外形和内纽如何变化， 都以其简洁的形制和朴素大方的式样赢得了使用者的青睐和喜爱。南越王墓出土的这枚素镜， 尽管出土时已破碎， 但从外表包裹精美的刺绣绢来分析， 可以看出主人爱镜的情形。

(二)以云雷纹为代表的几何纹镜

Ⅱ型： 1件。E58.素地连弧纹镜。三弦钮， 饰宽带弦纹三圈， 素地， 卷边， 直径18.6厘米。

Ⅶ型： 8件。E94.素地连弧纹镜。三弦钮， 圆钮座。座外有环带纹一周， 外绕内向连弧纹， 共11弧。边缘饰弦纹一周。素地， 宽缘， 高卷边。直径17.8厘米。E18云雷纹地连弧纹镜， 三弦钮， 凹面形圆钮座。以圆形涡纹和2个三角形雷纹组成的云雷纹作地， 其上配六弧凹面内向连弧纹。在座外及近边缘各有陶纹一周。宽素沿， 低卷边， 直径14.3厘米。F68、 F71素地连弧纹镜， 三弦钮， 凹面圆钮座， 主纹为凹面内向8连弧纹， 素地， 宽缘， 卷边较高， 镜体较重。F68直径17.1厘米、 F71直径17.2厘米。F71出土时已断成两块， 两镜纹饰、 大小完全一样。B13云雷纹地连弧纹镜， 出土时已残破， 钮已失， 双重圆钮座， 座外有1周宽带状纹， 以精致的云雷纹作地， 钮座和近边缘处各有陶纹1周， 宽素缘， 卷边较高， 直径约12.6厘米。 B9涡纹地连弧纹镜， 三弦钮， 圆钮座， 座外有1周浅凹面带纹， 主纹是8个内向连弧纹， 以涡纹为地纹， 直径20厘米。[1]

以云雷纹为代表的几何纹镜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盛行， 这个时期是我国铜镜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特别是到战国中晚期， 铜镜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镜类形制以圆形为主， 这一时期的铜镜纹饰， 除素镜外， 由云雷等地纹和主纹组合而成的几何弦纹镜出现较多。其特征为纹饰繁缛细腻， 种类多， 变化大。镜的缘部平或上卷， 一般为素缘， 宽窄不一， 其典型的代表为云雷地纹镜。这类镜型在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中有以上9件。

另外， 战国晚期的铜镜还有工艺特别的几何纹带托镜， 铜镜形制相同， 都是复合镜， 分铸， 有背托。目前在国内仅见3枚。其中， 一枚就出自南越王墓C23带托云雷纹镜， 一枚出自山东临淄商王庄汉墓， 另一枚出自江苏涟水三里墩汉墓。三面铜镜形制相同纹饰相似， 且都是复合镜， 分铸， 有背托。明显看出同一时代铜镜的形制和纹饰的特征。

(三)山字镜

Ⅲ型： 2件。F35四山纹镜， 三弦小钮， 双重方钮座， 钮座四角各伸出一组连贯式桃形花瓣， 主纹为4个山字， 浅浮雕羽状地纹， 窄素缘， 低卷边， 直径11.2厘米。F32六山纹镜， 三弦钮， 双重圆钮座。主纹为6个山字， 圆钮座的座周边有6枚花瓣， 各瓣尖连以线条构成6连叶， 叶尖又各出一花蕾， 窄素卷缘， 直径21厘米。此镜铸造极为精美， 镜体较大， 从已发掘的山字镜中数量级少。[1]

中国古代历史， 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 土地和国界永远是统治者的命脉。春秋战国时期， 齐、 楚、 燕、 韩、 赵、 魏、 秦七国争雄， 迎来了争夺土地和国界的战争时代， 它体现在战国时期的山字镜， 其特点是： 简洁大方， 突出“土地和国界”， 用意非常明显。山字——寓意： 山脉江河为国界， 以江河笔划“画”成“山” 形， 字体用毛笔“画”法带笔迹笔锋， 铸造“山”字形宽板凹陷笔划为江河横流。[2]

战国早期山字纹镜从几何纹镜演化而来， 除平板式的镜体外， 基本再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时期的山字镜一般直径比较小， “山”字笔划比较粗， “镜上山字比较少”， “山”字与“山”字的间距基本不相等， 此时的镜背纹饰及铸制比较粗糙。

战国中晚期社会安定， 科学技术得到发展。本时期山字镜一般直径比较大了， “母模”讲究定位设计， “山”字书“画”有了变化， 笔迹比较细了， 镜上的山字较多了， 地纹模的移植拼接技术显著提高， 但是统治者对“命脉”， 既对“土地和国界”的争夺、 掌控永远不会变， 要延续它的传统表现形式， 为体现地纹上“阡陌纹”， (土地及地纹兑缝)及“山”(国界)字的完美， 在地纹上尽可能减少或者不饰“叶”或“兽”的纹饰， 更有些战国镜在各种地纹上加各种几何网格为“阡陌纹”。

战国时期山字镜中分三山镜、 四山镜、 五山镜、 六山镜， 在这四种山字镜中有统一的“山”字纹， “土地纹”(羽状地纹)是不变的， “阡陌纹”(地纹兑缝)都很明显， “地纹为国土”， “阡陌纹”为疆域划分， “山为国界”。山字镜在这个时期的生产量根据其纹饰“山”字的数量有所不同， 三山镜稀： 战事纷争， 三国(楚、 魏、 秦)尔虞我诈， 磨刀嚯嚯为争夺国土国界， 铜料多用于兵器， 三山镜产量极低， 据查基本产于楚国， 极少量传于它国。四山镜多： 战国早中期， 七国争雄金戈铁马， 国土国界时有豪夺时有沦落， 四山镜在各地都过量生产， 总量较大， 品相优劣悬殊。五山镜少： 六国统一尚存一息， 此时五山镜的纹饰充分体现了大秦统治者夺得大部分国土国界时的喜悦。六山镜奇： (六国统一镜)秦统一六国后设县、 郡界国土国界越多版图越大， 统治者地位就越高。此时的六山镜直径大、 地纹模的移植拼接技术高、 兑缝密且干净， 书画“山”形之字变化多， 笔迹笔锋犀利大气。六山镜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夺得更多土地和国界的心态。[2]

(四)抽象的植物纹镜

Ⅳ型： 1件。F66菱花纹镜， 三弦小钮， 水仙花作钮座， 主纹系凹面对折菱形纹， 另有4朵开放水仙花饰于菱纹之间， 羽状纹、 云雷纹为地纹， 直径9.5厘米。[1]

植物纹镜既是在古镜背面的主题纹饰皆以各类花草的枝叶、 花瓣图案为主体， 辅之以常见的羽状纹、 云雷纹为地子作衬垫。这类铜镜花式繁多， 时有三叶、 四叶、 八叶及四花瓣、 八花瓣、 十二花瓣等有规律的组合纹饰， 还有一些花瓣草叶纹镜的图案是以枫树叶、 菊花叶、 水仙花瓣、 茶树叶等植物的枝叶花瓣所组成， 显得生机勃勃变化万千。植物纹镜大多是战国中期的产品， 流行到西汉早年还有少量翻铸。F66菱花纹镜明显是西汉早年翻铸品。

(五)怪异的动物纹饰

V型： 3件。E47“十”字形龙凤纹镜， 皆作三弦钮， 宽带纹钮座。内区四叶里对称分布4组纹饰， 为龙凤相间配列， 直径27.4厘米。E101“S”形禽兽纹镜， 直径27厘米。E35方连龙凤纹镜， 三弦钮， 圆钮座。座区外有5圈纹饰， 依次是云雷纹、 绹纹、 斜线纹、 凹面带状纹和突弦纹， 直径15.4厘米。

Ⅵ型： 8件。缠绕式龙纹镜， E121为三弦钮， 钮座有带状纹和斜线纹等多种纹饰， 主纹四龙缠绕， 云雷纹地， 直径15.3厘米。E24为半环钮， 钮座有一周龙纹带， 共有四龙， 浅浮雕， 作腾飞状， 直径23.2厘米。E126出土时已残， 主纹四龙， 仅存两龙， 云雷纹地， 直径12.5厘米。E98方连四龙纹镜， 主纹四龙相绕， 尾部方连， 直径14.2厘米。E34三龙纹镜， 三弦钮。主纹是3组单体龙纹， 作浅浮雕， 直径15.6厘米。C170方连龙纹镜， 兽面形钮， 圆钮座， 纹饰分内外两区， 内区为一圈浅浮雕龙纹， 外区是方连4龙纹， 直径23.3厘米。B68三弦钮， 圆钮座， 钮区由里到外依次是云类纹、 绹纹、 宽带纹和斜线纹。主纹是3个龙缠纹， 直径18.2厘米。F29三弦钮， 双重圆钮座， 主龙纹， 地纹看不清楚， 窄素缘， 低卷边， 直径15.8厘米。

Ⅶ型： 8件。C234连弧龙纹镜， 三弦钮， 圆钮座， 主纹8条龙在云雷纹地上突起， 作盘桓缠绕状， 直径27.8厘米。D12龙纹连弧纹镜， 三弦钮， 圆钮座， 主纹是8道内向连弧纹将龙纹分成内外两区， 各有4龙， 直径18厘米。E94三弦钮， 圆钮座， 座外有环带龙纹一周， 外绕内向连弧纹， 直径17.8厘米。E18云雷纹地连弧纹镜2件。三弦钮， 凹面形圆钮座， 以圆形涡纹和两个三角形雷纹组成的云雷纹作地， 其上配六弧凹面内向连弧龙纹， 直径14.3厘米。B12龙纹连弧纹镜， 三弦钮， 圆钮座， 座外钮区饰4圈纹饰， 自内而外依次是云雷纹、 宽带纹、 斜线纹和绹纹， 直径18厘米。F68、 F71出土时已断成两块， 墓室放置相距22厘米， 以绢包裹， 应该是破镜随葬。两镜纹饰、 大小完全一样， 且同出于殉人牙齿附近， 可能为1对。[1]

战国末期至秦代， 秦灭六国， 统一天下， 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但秦代短暂， 只有十五年的历史， 在制作铜镜的工艺上没有明显的创新， 基本上秉承了战国晚期铜镜的纹饰风格。田野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一些秦代墓葬， 从已出土的铜镜看， 是以动物作为主体的龙纹镜和龙凤纹镜最多。龙纹镜又称之为“蟠螭纹镜”， 这类镜是战国晚期楚地盛行的镜类。秦代以后， 其他种类的楚镜不断衰落， 龙纹镜被秦汉所继承， 一直延续使用至西汉早期， 并成为汉初铜镜的主要镜类之一， 南越王墓出土的此类镜式数量多达19件。

秦汉时期， 龙的形象基本定型， 即长角、 尖耳、 兽足， 蛇躯。由于自秦汉开始， 皇帝被说成是真龙天子， 所以龙就有了三重的含义： 一是通天的神兽， 二是君主的化身， 三是吉祥瑞兽。南越王墓发掘的39件铜镜中有半数为龙纹镜， 正如该墓出土的“万岁”字样瓦当图案、 文王行玺以及位于南越王宫一侧御花园里的一条曲流“几”字形石渠， 不管是发掘遗迹， 还是复原展示， 这部分都足以见到“皇家霸气”的端倪。它也许是暗示了赵佗于秦末在岭南称“南越王”后企图“真龙”的野心。[1]

(六)特殊工艺镜式

Ⅸ型： 1件。C231带托镜， 由镜面和背托两部分组合而成， 面与托分铸制成， 又称复合镜。内区有5枚乳钉， 纹样的构图是以乳钉纹为基点而设计。整镜嵌错精细， 绚丽多彩， 极为美观。镜面直径28.5厘米、 厚0.3厘米， 镜背托直径29.8厘米、 边厚0.7厘米、 盘深0.3厘米。

Ⅷ型： 4件。C144绘画镜， 因铜锈与绘画锈蚀一起， 未能剔出， 所绘图纹未能全部看清。C145三弦钮、 无钮座、 平缘， 缘内为15个内向连弧纹绕成一周。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圆镜， 其绘画风格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帛画相似， 直径41、 缘厚0.5、 钮长2厘米。C213大钮镜。大钮如半球形， 上饰三细弦线， 与一般的轮形三弦钮不同， 圆钮座， 镜背中部有1凹面宽带纹将之分成两区， 纹饰是用颜料彩绘， 外区绘有4枚花蕾， 作为主纹的间隔， 花蕊为圆形， 外围点细粒珠纹圈， 有四叶卷云纹式花瓣， 直径28厘米。C171三弦钮彩绘镜， 圆钮座， 座外有凹面宽带纹， 镜背有以一周宽带纹成两区， 仅可见到一些彩绘痕迹， 边缘为16个内向连弧的平缘， 直径34.8、 厚0.4厘米。[1]

古镜背面主题纹饰的制作加工， 所用手段区别于常规铸镜工艺， 往往是一种别出心裁的高难度工艺产品。如C231嵌错镜， 它是将金丝与银丝按预先设计好的图形， 仔细地嵌入铜镜的背面， 组成各种不同的主题图案。遗憾的是纹样的构图是以乳钉为基点的纹饰腐朽看不清。这种错金银工艺精工细作难度极大， 所制成品堪称我国古镜中极至精品。秦汉之际至汉武帝前后， 这一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强盛阶段， 经济空前繁荣， 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水平都有了很大发展。此时的铜镜形制基本上以圆形为主， 镜钮除了方、 圆钮座外， 还出现了柿蒂纹和连珠纹钮座。纹饰以神兽、 花草、 禽兽为主， 缘部逐渐以卷缘演变为宽厚的平缘， 并出现大量的连弧纹缘。这一时期最流行的镜式除龙纹镜和连弧纹镜外， 尤其是彩绘镜这一时期工艺趋于成熟， 在南越王墓葬中一次性出土3件， 制作之精美， 直径之宽大， 在已发掘的墓葬中非常少见。

二、 南越铜镜纹饰的文化因素

通过对南越王墓出土铜镜的纹饰进行归纳分析， 可以看出这六种镜出现在战国、 秦和西汉三个不同的时期， 当然这三个时期并非是一刀切、 断然可判的， 而是上下承启。依次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 战国末期至秦代和秦汉之际至汉武帝前后时期。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 综合墓葬形制、 丧葬习俗、 随葬品等分析， 结合南越国自身的历史， 可知该墓出土铜镜大部分是战国中晚期—汉代的流行镜式。

南越王墓是座殉人大墓， 其出土的铜镜种类之多， 数量之众在全国极其罕见。而发掘在同一时期的广东汉墓56座中总共有59枚。[3]这些墓室出土的铜镜形制和纹饰特征和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十分相似， 说明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是这一时期铜镜文化的代表。

南越国出现铜镜是从秦始皇“略定杨越， 置桂林、 南海、 象郡， 以谪徙民， 与越杂处”开始的。南越国建立以后， 为了巩固政权， 在政治上推行“和集百越”的民族融合政策。汉人大量移入南越， “与越杂处”， 改变了岭南的人口结构。大量汉人的移入，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 生产方式和新型的社会组织架构， 对南越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秦统一岭南后， 这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很快， 南越文化开始发生变异， 北方移入的文化成为主导文化， 而原先该地的本土文化则演变成了从属的地位。经过“汉化”的三个阶段， 一是移入的强势的汉文化完全主导南越社会； 二是本土文化在汉文化移入后产生应激反应； 三是新型的南越文化的形成。这个新型的文化， 是以汉文化为主导， 而含有原南越本土文化的因素。原南越文化融入汉文化中， 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因子。南越文化变迁的过程， 在广州南越王墓所见的铜镜文化遗存中， 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三、 结语

据考证， 广东、 广西出土的南越国铜镜共计120余枚，[3]大多数制作精美， 纹饰、 形制均与中原内的铜镜相似， 基本从外观方面看不出什么差别。镜式和纹饰造型分别属于战国末期—汉代的铜镜类型。有专家对南越王墓和广汉墓的出土部分铜镜的资料通过科学的对比和分析鉴定， 认为南越国“铜镜的合金配比与中原、 湖北、 湖南等的出土的铜镜相同， 金相组织也相同”。[4]它们在生产工艺、 器物形制、 纹饰等艺术风格方面一脉相承， 这是南越国在西汉早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必然结果。

南越国在汉代强盛时期铜镜数量较多， 品种较齐， 绝大多数是由内地输人而非本地铸造的， 是汉人南徙文化同化的结果， 这个时期的铜镜为研究秦平南越之后， 岭南进人崭新的发展阶段所引起的南越文化变迁及汉越文化融合提供了参照。南越时期的铜镜展示了我国铜镜区域性的发展史， 反映出铜镜史的发展轨迹。这些对我国铜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铜镜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广州市文管会. 西汉南越王墓(上、 下)[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2] 胡源. 中国美术家论战国早期山字镜及“山”字解 [EB/OL]. (2007-11-20) [2009-03-11]http: //www.artist.org.cn.

[3] 张荣芳. 南越国史[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4] 全洪. 南越国铜镜论述 [J]. 考古学报， 1998(3): 5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