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对中国的影响

高 凯

(潍坊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山东潍坊261053)

一、文明奥运

文明这个概念在科学著作和日常用语中都以各种不同的含义来使用。“文明”二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中,具有文采光明和文德辉耀的意思。17世纪中后期,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过:“辟草昧而致文明。”这里的“文明”是把它与“野蛮”相对立,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对文明的论述很多,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成果,它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这里的“成果”不是终结物,而是个有机体,是过去的发展所达到的和今后的发展所借以起步的一个完整、不间断的过程。“文明”还可专指文明行为,如遵守公共秩序,遵守各种纪律,讲究礼貌,讲究卫生等,是精神文明的表现,我们通常所提起的“文明奥运”更多时候是指上述意义上的文明判断。[1]27-28我们认为,除去我们通常所讲的意义上的“文明奥运”,即维护奥运会的平稳举办、文明观看比赛、争做优秀的东道主等等之外,北京奥运会所倡导的“文明”,对于当前中国还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一)促进我国社会文化转型

文化转型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模式,即内源性文化转型和外源性文化转型。

外源性文化转型。外源性文化转型从深层原因来看也是基于文化内在的超越性和自在性的矛盾冲突所产生的文化失范而引起的文化转型。同内源性文化危机不同的是,在外源性文化转型发生的民族和社会那里,原有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往往具有一种超稳定性结构,它即使已经失去了合理性,也还是成功地抑制内在的批判性和怀疑性的新文化因素产生或生长,它最终是靠一种外来的新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冲击才能进入文化的怀疑和批判时期,进入非常规期和裂变期,从而导致文化转型。[2]

北京奥运会最有可能的就是促使中国进行外源性文化转型,毕竟奥运会作为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文化聚会,带给中国的将是一次与国际社会“零距离”式的接触,诚然,奥林匹克文化在现阶段代表的更多的是西方世界的文化认同观,是一种带有浓郁理性主义色彩的“理性文化”(当然这种文化在现阶段也在饱受非议),但是,对于作为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这种文化,对于未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里,占有社会绝对统制地位的农耕型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车同辙,书同文”的“大一统”型社会,在事业发展的初期,可以在短时期内提高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但是,当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期待的已经不是“全国一盘棋”,面对人性的解放以及个体的差异,传统的文化模式无法适应这种多元体系的价值需求,而就传统文化而言,本身没有能力同时更没有勇气来打破这种失去“合理性的超稳定性结构”。[3]因此,借助奥运会的举办,吸收和借鉴更多的文化成分,使自身社会文化的价值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来加速中国社会的改革。这对于急需改革的我国社会而言或许真的是一次难遇的契机。

内源性文化转型。内源性文化转型是指在没有或基本没有外来的异类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介入和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文化模式内在的超越性与自在性矛盾的冲突和文化内在的自我完善的合理性要求而导致的文化失范,从而引起的文化转型。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转型往往表现为生活在这一主导性文化模式之下的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从自己内部产生出质疑、怀疑、批判原有文化模式的新文化要素,表现为新的自觉的或自为的文化层面与原有的自在的和自发的文化模式的冲突之间的转型。[4]65-66近几年来,对于我国社会谈论最多的就是“改革”、“转型”,中国发展到今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现行的很多体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全速发展的羁绊。由于奥运会的举办,很多西方的价值体系已经完全展现、融入到我国社会价值体系中,从而引发了社会对于价值观的思索。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一直主导“社会价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是,伴随着“和谐社会”的进程,我们不再回避“个人利益”,而是寻求一种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共同发展。[5]这种重要的文化转型将社会固有模式的平衡进一步破坏,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加速了它的不平衡状态,因此,它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价值观判断的再思索,从而引发了内源性文化转型。

(二)有利于我国体育文化建设

北京奥运会对于我国体育文化的影响意义重大,但是其表现形式却显得苍白乏力。众所周知,文化的变革是社会最深层次的变革,其影响力将比任何一种形式的变革都要持久、广泛。改革开放,我国走过了一条先经济后文化的发展道路,文化的发展要明显滞后于经济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也就导致了当今我国社会所出现的“文化断层”现象,体育也不例外。

首先,它将促进我国体育文化的建设。自现代体育传入我国以来,什么文化符号能够真正代表我国体育文化一直困扰着整个中国体育界。“天人合一”,“重义轻利”,这些作为汉民族的体育文化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体育文化的表征,然而,奥林匹克文化是讲究多元性的融合的,“参与”也许是对于奥林匹克文化最好的诠释,奥林匹克找到了很多可以涵盖全人类体育文化精神的表征,“和平、友谊、进步”、“更高、更快、更强”以及“重在参与”,这些成为人们对于体育运动坚持不懈追求的“原动力”。那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够代表拥有56个民族的中国体育文化,成为中国体育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这种文化一定是建立在多元、融合、开放、平等基础之上的,带有强烈中国特色的本土文化,它理应在奥林匹克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次,对于体育价值判定的转变。我们进行体育事业究竟是为了什么?体育的本质功能是什么?注重“人权”的奥林匹克文化与当前我国“以人为本”的社会化进程之间倒也存在着某些契合之处。人是社会运动的主体,人类历史就是人的生存活动不断展开的过程,因此,人终将是我国体育改革所环绕的价值核心,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我国体育改革的核心内涵。人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我国体育改革中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也同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进步与发展一样,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如对于“人性”的再认识,从征服自然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性回归”以及从单纯追求竞技成绩、经济效益到更多地担负起对世界、对人类社会的责任等等的转变。人从本质上成为我国体育改革活动的主体,其最大的发展和完善往往体现在他在体育改革中最基本的状态或行为模式的转变,这也就是体育改革的文化转型。[6]15-17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最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可以看出,马克思所描述的第一种社会形态,是人通过对自然的依赖和人身依附而组成社会关联的传统农业文明时期。这个阶段的我国体育事业,主要是指从上个世纪初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将近五十年的时间,体育的发展在大部分的时间中处于无序的“自组织”状态,因此,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我们对于体育的淡漠,没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体育文化。第二种社会形态是指工业文明。这一时期人的主体性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此时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因此,人的存在呈现出物化或异化的特征。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特别而又特殊的时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社会整体远远没有步入到工业社会中,理应无法充分感受“理性主义”的困扰,但是在这个时期,“竞技体育的超常规发展”带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工具主义”至上,整整困扰了我国体育几十年,所以才导致了“举国体制”的盛行。正如这个阶段社会所整体表现出来的“物化”一样,体育也正在经历着对“物”的高度依赖,奥运金牌、世界冠军成为衡量体育事业发展的唯一标志。但是,我们的体育改革在这个时期,也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即对于体育的理解从单纯的对“竞技体育”的关注,转向对体育中“人”的关注,“以人为中心”逐渐成为体育改革的核心,这种超越,恰恰是我国体育改革对于自身文化模式的深刻转型。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关于未来人的生存状态的设想,到那时,摆脱了对物的依赖,扬弃了异化的人将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真正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建立起体现主体创造性的文化模式。

二、和谐奥运

(一)民主体现着和谐

北京奥运会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奥运会并不是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他们与藏独、台独分子等企图分裂国家的不法分子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肯定会涉及(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是任何一届奥运会都无法避免的,北京也同样不例外。那么对于这一部分少数群体,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首先我们要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来接纳他们。我们需要明确他们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当然少数图谋不轨者除外),他们也跟我们所有支持北京奥运会的人一样,是一名共和国的公民,他们也有对于一件事物的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一样,只不过我们支持,而他们处于对于各自利益考虑角度的不同表示了反对——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他们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这本身是符合奥林匹克文化精神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而对于强权,奥林匹克是坚决反对的,民主才是它的一贯追求。当然,这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是有一些出入的,“社会本位”(这与奥林匹克文化所推崇的“个人本位”是有区别的)一直是贯穿我国整个社会体系的价值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一直是我们推崇的公民素养,但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我们能不能以一种宽容的姿态来包容这种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呢?其次,要让他们也具有话语权。当我们通过各种媒体途径在尽情表达对于北京奥运会的期盼之情时,能否也让这一少数群体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中国人是讲究“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通过正常的途径,让不同的利益群体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既有利于上方的沟通又有利于解决问题。同样支持与反对才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丰富的奥林匹克。对话总比对抗好,自愿总要胜于强制,这既是奥林匹克精神所在也同样是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当然这是需要勇气的。[7]89-90相信这种对于生命个体的尊重,同样是对奥林匹克的尊重,也同样会赢得世人的尊重。

(二)国家诚信体现着和谐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妨先看一个故事。相传赵州城的赵王特地拜访赵州禅师,这时赵州禅师正在床上休息,他躺着对来访者说道:“大王!我现在已老迈,虽然你专程来看我,但我实在无力下床接待你,请别见怪。”赵王非但不怪,反而对赵州更加尊重。第二天赵王派遣一位将军送礼给他,赵州一听却马上下床到门外相迎。事后弟子们不解,就问赵州禅师道:“前天赵王来时,你在床上,这次赵王的部下来时,你为什么反而下床到门外相迎呢?”赵州禅师解释道:“你们有所不知,我的待客之道有上中下三等分别,第一的上等人来时,我在床上用本来面目接待他;第二等的中等人来时,我下床到客堂里用礼貌接待他;第三等人来时,我用世俗的应酬到前门去迎接他。”这或许给北京奥运会做好接待尊贵的远方来宾的工作,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启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间,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由于基础薄弱,我们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8]这是客观的事实,是我们在短时期内无法更改的。因此,北京奥运会,当大批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国,中国面对一个近距离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时刻,我们拿什么展示给世界?答案或许只有两个字:“自我。”中国必须以一个正式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无关乎“面子”的问题(尽管国人喜好“面子”),这更重要的涉及到“国家诚信”。诚实的中国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尽管她的国民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尽管她还存在着经济欠发达地区、尽管她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就是中国!同样这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发展的艰难,了解中国政府需要(已经)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才换来了今天的中国!当一个诚信的中国以真实的场景展示给世界时,才能表明她的勇气,才能表明她发展的动力源泉!况且在信息资源获取无比便捷的今天,我们又有什么秘密可言?舍弃一些不必要的面子,增加一些诚信的勇气,或许会让世界对于中国平添一份尊重,同时也让自己获得一份轻松。毕竟,奥林匹克既然选择了中国、选择了北京就已经付出了一种信任,真实的中国一定会比做秀的中国更可爱也更有竞争力。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对于国家诚信,中国已经做出了令人满意的诠释:严格按照承办协议,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奥运会期间的相关事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如外国游客被袭事件等)……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守信用、重诚信的政府。

(三)国际化和本土化体现着和谐

奥林匹克文化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从本质上讲还是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文化价值体系(尽管近些年来已经有所改变)。北京承办奥运会必定要与国际接轨,这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按照国际惯例(与规范),彼此之间展开合作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交往的原则。[9]因此,这也就需要中国的一些与国际尚未接轨的领域迫切的需要国际化。但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并不是一味的迎合、顺应奥林匹克文化——毕竟它本身与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不同的价值领域范畴的,我们还必须要做到“以我为主”,比如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就是这种“国际化”的体现,“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图腾之一,并没有被列为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就是因为龙在英文中“dragon”具有“邪恶”的意思,因此,北京奥组委也就没有采用“龙”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同时,奥林匹克文化作为外来文化来到中国,如何迅速融入中国,在中国传播推广,这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本土化并不是割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它所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及社会条件下的更新、变迁,这种更新、变迁恰恰是由外来文化的冲击造成的。[10]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融汇了本来价值取向与之有较大差别的外来文化,迫使双方都发生一些转变。一方面传统文化改变了自己的固有形态,揉和进了外来文化中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外来文化改变了自己的表现形式,以适应传统文化的要求。两者之间的双向流动、更迭才使得彼此都有生存发展的契机。因此,“本土化”是外来文化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互沟通、融合的过程;是外来文化及传统文化改变自己的初始形态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要求的过程;也是两种文化发生碰撞必然要出现的一个过程。

北京奥运会尽管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华民族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终于打上了属于自己的烙印,这对于奥林匹克运动、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同时,北京奥运会所留给我们宝贵的物质精神财富将永远属于中国,伴随着中国一起发展进步。

[1] 谢亚龙.奥林匹克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

[2] 曲毅.体育运动的全球化[J].体育学刊,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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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大卫·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郭洋生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7] [美]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 隋岩.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流[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5).

[9] 于涛.历史必然性与中西体育的分殊与融合[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7,(9).

[10] 程志理.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危机”及消除途径探讨[J].体育与科学,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