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清海先生的思想创新
——以实践、类两大概念为契机

马新宇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论高清海先生的思想创新
——以实践、类两大概念为契机

马新宇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高清海先生通过对教科书哲学的批判，复苏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并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确定为自己进行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基础，高清海先生对整个哲学的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意识到了人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循环关系，这一思考的理论成果是类哲学理念的提出。此过程体现出了高清海先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努力，而其晚年“创造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呼吁，则将理论创新的努力推至极致。

实践; 类; 高清海; 思想创新

从中国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历史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部分。如同哲学史的发展是一幕前赴后继的场景一样，那个时代和属于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最终将不可避免的印入历史的卷轴，成为回忆和反思的一部分。但其中每一位哲学家的理论成果都蕴含着时代的意义，对中国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和建构都不可或缺。高清海先生正是这些哲学家中的一位，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对于我们在新世纪的前行具有重要意义。以上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哲学批判和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为契机，高清海先生重新确立了实践观点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并提出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看待哲学的发展，引起了哲学观的变革，人成为哲学的主题，因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后，高先生开始系统地关注人，并提出了类哲学的概念。因此，对高先生的思想进行探究，实践和类是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

一、复苏实践观点

实践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用劳动来说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61，这说明外化劳动包含着人同对象的关系，劳动过程就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对象化和外化。马克思在这里得出了劳动的概念，并认为人的本质通过劳动生成也即通过实践生成。

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成熟的理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中直接提出。《提纲》第一条明确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客体直观性，揭露了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两者都没有理解实践的革命性意义。在《形态》中，马克思又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进一步地深入和批判。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作用，这方面以黑格尔为代表。黑格尔把实践称为“善”，“善”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概念，是其体系中“认识”的理念的一个环节，另外一个环节是“真”，“真”和“善”分别与认识和意志(行动)、理论和实践相对应。

概念经过认识和行动，各自扬弃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片面性，达到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完全统一，这就是绝对理念，即绝对真理。这个过程需要抽象的精神劳作。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的批判正是针对这层意义上的劳动。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马克思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尤以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最为典型。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只把理论看作真正的人活动，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不了解实践的革命性意义。因为他不懂得实践，所以他对感性世界的理解只能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仅仅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2］48，“直观和感觉”到的东西仅停留在表象阶层，这不可避免地与意识中的东西相矛盾，但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这是实践两重化世界的结果，便只能假想一个高于表象的本质性的东西，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历史观上背离唯物主义;再者，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是生物学上的人、抽象的人，这样的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没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则把实践理解为主体依据一定的目的变革客体的感性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的主体不是虚幻的、高高在上的绝对精神，而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区别于黑格尔)。实践也不是动物的本能性活动，不是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而是人的本质对象化、人的目的现实化、现实世界理想化的过程(区别于费尔巴哈)。实践不是纯粹的观念活动，它以客观现实为基础;实践不是动物的本能活动，它体现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践不是主体臆想的产物，它具有社会历史性。

马克思的实践观点长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更没有在哲学教科书哲学中体现出来。高先生认为，其原因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不够深入。马克思哲学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变革，这种变革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息息相关。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黑格尔认为，思维和存在自在同一，思维和存在统一的过程是辩证的，人的意识能够把握这种辩证关系，当人的意识把握到这种辩证关系时，思维和存在便达到自为的统一，这就是思维和存在自在自为的统一。黑格尔思维和存在统一的基础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不断发展，趋于完满、丰富的过程就是思维和存在分化、对立、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从绝对精神的性质来看，它既是实体又是主体，所以具有本体的意义;从它所表现出来的观念来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从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说具有逻辑的意义;从绝对精神的本质规定、从它发展的过程来看具有辩证法的意义。所以黑格尔的哲学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逻辑三者的统一。马克思继承了这一观点，但转换了三者统一的基础。在黑格尔那里，统一的基础是绝对精神。马克思统一的基础是实践，思维和存在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分化、对立、统一。

在高先生看来，教科书哲学恰恰忽略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特点，仍然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方式架构体系，必然会将本体论、认识论、逻辑三者分离，所以在教科书哲学中，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分别放在不同的章节进行讲述。既然三者已然有事实上的分离，自然会不会强调三者统一的基础，即实践观点。这就导致了实践观点在教科书哲学中的遮蔽。如果说，对教科书哲学的批判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实践观点，那么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则让这一观点发扬光大。

在这场讨论中，高先生首先总结了人类认识史中的几种思维方式，即自然观点、存在观点、意识观点、人本学观点和实践观点，并指出，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发展之中，影响最大的两种思维方式是存在观点的思维方式和意识观点的思维方式。然后详细论证了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哲学史上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性和片面性。存在观点的思维方式用存在说明人的一切特性，强调自然对人的本原作用，这自然可以突出自然在产生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却无法解释人的自觉能动性;意识观点的思维方式从人出发去说明一切问题，这充分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却脱离了自然的基础，实质上夸大了人的主体性。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其实质都是从两极对立中寻求统一性的本体论思维方式。

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对绝对价值、绝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其所言说的本体超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远在彼岸，这便将世界一分为二。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上帝与自然，天国与尘世，肉体与灵魂等等都是世界一分为二的体现。这正是现实世界两重化在理论上的反映。现实世界的两重化是指现实世界既具有自然界的本质又具有属人的特性。以往的哲学家们或者将属人的特性归结为自然，形成抽象的存在观点，或者将自然的特性归结于人，形成抽象的意识观点，无法将两者统一。这种两重化的原因在于人的实践，实践从事的是一种分化世界的活动，也是统一世界的活动，这就引出了实践观点。

高先生在批判存在观点的思维方式和意识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重现了马克思哲学中一直保有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更从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上论证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和逻辑必然性。存在、意识、实践正是一个标准的“正反和”命题，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高先生从西方哲学发展的全局出发，对其进行了系统地发掘，在其繁杂表面的掩盖下，发现了蕴藏在其深层的逻辑走向。

二、启用“类”概念

“类”这一概念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使用过，黑格尔强调在生命的类普遍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中理解人。部分或者多样性即人的个体性及其丰富性，只有在全体或统一性中即类的普遍性中达到自明。生命的过程就是类普遍性基础上人的个体性活生生展开的过程。“类”也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核心概念。但他对类的理解仍停留在种的意义上，他从人的类本性中看到的差别也仅仅是男与女的差别，甚至认为类是种的集合，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人的类本性的丰富性。他虽然使用了类的概念，但这种理解仍然没有摆脱种的阴影，依旧停留在抽象阶段。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动物的生存与生命活动同一，它的生命活动就是它本身，或者说它本身仅仅体现为一种生命活动。人活动的性质与动物不同，人是有意识的存在，能够支配、主宰生命，人虽然从自然中走出，但是他立刻将自然变为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的无机身体。人的生命活动体现出的是意志，是意识的对象，在人这里，人同人的生命活动不再同一，人的生命因而是一种“类生命”，对人的这种理解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质。

由此可见，“类”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同样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一概念之所以能为学界周知，部分在于马克思文本中对这一概念的强调，也在于高先生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发掘。这一概念也构成了高先生晚期的核心概念。他在对类概念进行了详细地梳理之后，便自觉地以其为理论基点，进行哲学研究和思考，研究和思考的理论成果就是类哲学的提出，类哲学是思想创新的理论成果，这种创新性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理解。

第一，类哲学是人的类本性在理论上的表征，在高先生看来，人性具有这样两种特点，一是人具有双重生命本性，一是人具有“人天一体”的本性。

“人的‘第一生命’就是自然赋予的人的‘自在生命’，属于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生命，本能生命、肉体生命……所谓‘第二生命’，是指在生物生命的基础上通过本能生命活动、由人自己创生的‘自为生命’”［3］6。两种生命的区分实质上是指种生命和类生命的区分，这种两重化的特点体现在各个方面，人的存在、人的本性、人的生活、人的世界统统都打上了两重化的烙印。人的生命的自在性与自为性之间具有矛盾性，矛盾不断的产生和消解促进了人的发展，其间的对立和统一造就了生命的多重维度，这些维度彰显了人的生命的多义性、丰富性、多元性、多样性。类哲学正是在哲学意义上对人的这种本性的反思和表征。

人的生命本性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人天一体”性。人的自在的生命的延续依靠从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料，凸现出了自然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体现出了自然对人的基础作用。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人的自为生命要求改变自然，使人的理想现实化、本质对象化、对象本质化，从而体现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这两方面看来，自然的基础作用和人的主体作用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之中。类哲学是对人的人“人天一体”本性形成过程的理论总结。

第二，类哲学是哲学的人性理解的产物。高先生认为，哲学的首要特点是无定性，在历史上什么都是过，又什么都不是过;其次，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与众不同;再者，哲学的发展过程也与别的学科迥然相异。在高先生看来哲学的这些特点只有从人的角度才能进行理解，即必须对哲学进行人性分析，类哲学正是对哲学进行人性理解的产物。

首先，哲学的无定性恰恰是人的无定性的体现。对人的理解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固定过，我们也经常说到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人在一个极端便是神，具有创造性的能力，在另外一个极端便是动物，因为他和动物一样，具有种生命的特点;其次，哲学思考方式的独特性与人的存在方式的独特性具有一致性。哲学不断分化世界、统一世界的行动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深刻映照。人要生存必须实践，而实践的过程便是分化世界又统一世界的过程;最后，哲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发展过程也与人的生存本性之间具有一致性。如高先生所说:“哲学不同理论流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冲突、矛盾乃至‘二律背反’，在根本上就是因为，人在本性上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特殊存在，具有‘二律背反’的存在性质。”［4］29哲学的演化特征只是人的生存本性的理论表征，因为人的存在总是种本性与类本性相互交织，不断纠缠又互为存在的条件，两者之间不可能截然分开。

哲学的特点与人的特点相一致，哲学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从西方哲学发展的总体来看，哲学的发展伴随着人的发展，哲学与人之间具有深层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是自在的，处于潜在的阶段。类哲学正是哲学与人之间这种关系的自觉阶段，即自为阶段。类哲学自觉的以人为哲学的主题，是对哲学进行人性理解的结果。对人性进行哲学分析与对哲学进行人性理解形成的都是类哲学，表明类哲学是人的类本性的理论自觉，也是哲学的人性理解的产物。这两个方面同时构成了哲学与人之间的内在循环关系，缺一不可。通过对类哲学形成过程的这一详细分析，我们便可意识到其中体现出的高先生的思想创新过程。

三、提出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

在回顾高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时会发现，他的一生是不断尝试理论创新的一生。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便提出对哲学的不同于教科书的理解，并撰文详细论述，后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思想被搁置起来;在经历了岁月的历练和思想的沉积之后，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自由使其在短时期内写出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奠定了其在哲学界的地位。他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立足文本，却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进入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急剧变化，而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却没有及时地反思和表征这一现状。在这种状况下，高先生自觉地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武器，深入研究人，将人确立为哲学的主题。到90年代末期，他在对人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复苏了类这个概念，类哲学的理论雏形也得以显现;进入21世纪，以类哲学为基础，高先生开始思考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提出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由此可见，高先生从未停止哲学的创新。对他来说，创新的过程是思想自我的确证过程，思想自我的形成也通过创新来实现。“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的提出无疑是将创新的意图推之极致，同时表达了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忧患意识。

当下的中国，如黑格尔所说:“现实潮流的重负已经减轻……时间已经到来，在国家内，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5］31。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应该寻求对时代的反映。作为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应该思考关于中华民族哲学的未来发展问题。我们应该记住高先生的这段话:

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伤痛、希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一意义上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上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6］238。

从复苏实践观点到启用“类”概念，再到提出“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高先生孜孜不倦，以求思想创新，学术繁荣。他的学术生涯从不迷信权威，对任何事情都要追究到底，以求“面向事情本身”。这种锲而不舍的学术研究精神对我国当下的高等教育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书本只是一个平台，而不是全部真理的范本，思想永远在途中。途中的思想者可以通过书本表达不同观点，互相沟通，以至真理，而不是拘泥于书本，让书本束缚教师的人格魅力，束缚学者的思想深度，束缚学生的想象力。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高清海．哲学的奥秘［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4］ 高清海．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5］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 高清海．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B 27

A

1672－6219(2010)增刊－0001－03

2010－06－18

马新宇(1982－)，男，宁夏人，回族，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辩证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