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瑀诗歌中的感伤色彩

赵修红

【摘要】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虽然留下来的作品不多,但是其诗歌非常有特色,也很值得研究。他的诗既有处于当时那种大动乱社会环境下,文人共有的对大生命消亡的感伤。同时,由于他本身的志向、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因素,他还有一些哀怨自身的作品,其中既有对军旅行役的不满,又有对自身命运的哀叹。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有对生命价值的高度体认,因而他的生命意识要比同时代的文人深广得多。

【关键词】阮瑀;感伤;生命意识

阮瑀存诗虽然很少,只有十四首,但是其诗的涉及面非常广,从相伴君主酬唱的公讌诗,到哀叹民生之艰的民生诗,再到借咏史以抒怀的咏史诗,乃至哀叹自身命运感慨生命易逝的哀怨诗,几乎无所不包。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阮瑀诗中无论是哪种题材的作品,他的诗歌中都带有或轻或重的感伤色彩,让人有一种“读其诸诗每使人愁”1的感觉。

一

阮瑀诗歌中的感伤色彩,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相关,汉末社会动乱,战争频起,疾疫横行,人民的生命悬于一线,随时都有崩断的可能,“大死丧加重了当时人们对生命的悲剧体验,也加深了他们对生命内涵的理解。”2因而,哀叹民生的不易与自身生命的易逝,成了当时诗歌的主旋律。

处于这种时代背景下的阮瑀,关注由社会动乱所造成的万姓的死亡、生命的脆弱也是必然的。因而,诗人笔下也有着那种对大生命消亡的悲愤与感慨:“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猶獲婴凶祸,流离恒苦辛。”3这首诗充满着一股强烈的悲惨之情,倾吐了当时社会中人民所普遍具有的感受,道出了社会最底层的千千万万人民的怨声。及至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亦是感人至深,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二

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之外,阮瑀诗歌中的感伤色彩更重要的是和诗人自身的志向、性格、气质相关。关于阮瑀家世生平的资料很少,因而对阮瑀的了解,我们只能从一些历史著作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的注言“鱼氏《典略》、挚虞《文章志》并云,瑀建安初辞疾避疫,不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4以及《太平御览》卷二四九引《典略》的资料记“阮瑀字元瑜,陈留人,以才自护。曹洪闻其有才,欲使报答书记,瑀不肯。棒笞瑀,瑀终不屈。洪以语曹公,公知其无病,使人呼阮瑀,阮瑀惶怖诣门。公见之,谓曰:‘卿不肯为洪,且为我作之。曰:‘诺。遂为记室。”5由上可知,阮瑀是一位不愿涉足官场的才士,为了在政治的漩涡中保护自己,刚开始是“辞疾避疫”的,后来不得以才跟从了曹操。

阮瑀的一些作品也为我们了解其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他的《筝赋·筝声》一节,寓意深刻,文中言其为“平调定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砾盘纡,壮士之节也。”6看似是在赞筝,实则是在赞美它所代表的那种高尚的品质。在其《文质论》中,谈到人之质文时,他比较了通士与质士的区别后得出:“质士以四短违人,必有四安之报。”他对质朴品格的赞美,对重内在修养不重外在物质的追求,在这一篇短短的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故王鹏廷认为他“其尚质轻文反映了他信奉道家‘无为的人生态度和政治主张。”7

同时,他的乐于归隐,安于贫苦,从他两次写诗文赞美夷齐也可见一斑。在其《隐士诗》中写到夷齐时,言其为“天下归其仁”,并心有所感地认为“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可见,阮瑀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与真诚,而不是物质的富裕与满足。他在《吊夷齐文》中,更是称赞夷齐是“求仁得仁,报之仲尼。没而不朽,身沈名飞。”这与王粲认为夷齐是“不同于大道”(《吊夷齐文》)的观点完全不同,从中也可以看出阮瑀与王粲的不同。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篇中言阮瑀的《吊夷齐文》“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间,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8可谓中肯之论。王粲热心功名,故并不十分赞同夷齐的做法;而阮瑀志在守真,故对夷齐的做法礼赞有加。

因为不热衷去追逐功名,他的诗中有着对军旅行役的不满与感伤。其《杂诗》《苦雨诗》中不见作者踌躇满志出征的壮志与豪情,反而是诗人的惆怅与伤感。再如《七哀诗》其二中的“客子易为戚,感此用哀伤。”“还坐长叹息,忧忧难可忘。”《杂诗》中的“念当复离别,涉路险且夷。思虑益惆怅,泪下沾裳衣。”等等。诗人总是这样惨惨戚戚,泣涕涟涟,诗人的多愁善感,易流于感伤由此可见一斑。

在生命的长度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努力提高自己生命的质量是时人的普遍选择,他们或是极力追求物质的享受,或是努力建功立业以使自己的一生没有遗憾。其中,建功立业之路,到了建安时代,被建安文人继承并大大地强化了。遗憾的是,这两条可以充实自己短暂人生之路,对阮瑀却毫无意义。如前文所述,阮瑀是一个立志归隐,并安于贫苦的人,他对所谓的物质享受并不感兴趣。而且,由于阮瑀对功名也毫不热衷,始终对其保持着一种疏离的姿态。因而在别的建安文人通过追求享受,追求功名来消解对死亡恐惧的时候,他却只能不断的忧伤哀叹。无论是《七哀诗》还是《失题诗》,无不如此,随处可见诗人的生命感伤意识。

三

阮瑀的感伤意识如此强烈,除了上述两方面以外,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阮瑀对生命价值的高度体认。

关于《咏史诗》王粲和阮瑀都有同题之作,但与王粲注重君臣恩义所不同的是,他关注的却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比较来看,虽然王粲在诗中也写到三良临死时,家人的不舍与悲戚,但是王粲所重视的依然是三良的忠诚和义气,诗中强调的是他们“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随。”的为恩而死的理所当然。而阮瑀《咏史诗》的旨意则与王粲截然不同,阮瑀在诗中关注的是三良、荆轲这些因义赴死之士自身生命的价值,他更看重的是一个生命的逝去。故《咏史诗》其一开篇就言“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点明秦穆公的自私、残忍与昏庸。而通过“低头窥圹户,仰视明月光”这两个动作细节,形象地刻画了三良对生的不舍与留恋,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明知道此处不可去,但是为了恩义却不得不这样做。在这里,恩义反而成了让他们丧命的罪魁祸首。篇末更是通过写路人的流涕,甚至是黄鸟的哀鸣,来烘托三良舍身赴义的悲惨,来表达作者对他们生命消逝的哀叹与痛惜。

《咏史诗》其二写的是荆轲去刺杀秦王之事,作者并没有像别人那样突出荆轲赴秦时的豪情,而是让人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本是一次定会送命的任务,但是也只能慷慨就义,谁让自己是燕丹所养之士呢?怎么能不去?诗中更是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荆轲赴秦时的场面,素车、白马就这样送走了一个生命,而送行之人的筑声、悲啼及叹息更是为此诗营造了一种感伤的气氛。而阮瑀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体认也可见一斑。

总之,阮瑀诗歌中的感伤色彩,不仅仅局限在对人民所遭遇的苦难的悲愤伤感,对自己无法把握生命的无奈与惆怅,而更多的则是在于,因对生命本身没有受到重视而产生的一种深广的忧愤。

【参考文献】

[1][明]张溥辑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第759页

[2]钱志熙 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第205页

[3]俞绍初辑校 建安七子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第162页

[4]晋陈寿撰 裴松之注 三国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第5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