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元关系”解析语言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周 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1 引言: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外语学界成立了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旨在“从语言哲学这营养中，发掘出全新的研究方向……用新的方向和新的解答方式来引领新的语言研究和发展”(钱冠连2009:8)。关于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关系，钱冠连先生提出“营养钵说”或“摇篮说”:“(西方)语言哲学与语言研究的关系，就像营养钵对钵中的小苗的关系，也像摇篮对摇篮中的婴儿的关系。(钱冠连2009:8)”王寅则提出“合流说”和“新增长点论”(王寅2008)。

依照钱先生的观点，很多语言学理论都与语言哲学存在渊源关系。然而，是否语言哲学就是产生语言学理论的活水源头或蕴藏着语言学理论的宝藏，等待我们去挖掘呢?如果是这样，为何西方哲学家，比如Quine，Carnap，Katz和Fodor等，却反其道而行之，要从语言科学中寻找解决哲学问题的手段呢?为何哲学家们还专门探讨“为何语言对哲学重要”(Hacking 1975)，“语言学对哲学有益处吗”(Vendler 2003)等问题呢?究竟语言学与(语言)哲学是谁被谁所用?它们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为何要实现二者合流?其背后的学理何在?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澄清。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2 语言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现状

基于对国内相关文献的初步梳理，相关研究路径大致可以分为5类:(1)追溯语言学理论与哲学的历史渊源(陈保亚1997;徐海铭 程金生1998);(2)阐述和厘清二者的相互影响(潘文国 2004，2008;杨生平 2007;倪梁康2007;周建设2002;蔡曙山2001，2006;江怡 2007;陈嘉映2003等);(3)论证哲学对语言研究的启示和利用价值(钱冠连2008，2009);(4)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问题(王寅2008，王爱华2008，梁瑞清2007);(5)通过语言分析探讨哲学问题(李洪儒 2005，2007，2009;刘利民 2007;杜世洪2007)。

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依侧重点的不同，语言学与哲学的结合其实分为(4)与(5)两种路径。潘文国将之区分为语言哲学和哲学语言学，“前者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哲学，关心的是哲学，要解决的是西方哲学的本体问题，语言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后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要解决的是语言学的问题，语言在其中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潘文国2006:111)。吴刚指出，“专业哲学家研究语言的目的主要是研究有关哲学问题;语言学家探讨有关语言的哲学问题主要是为语言学研究寻找某种哲学方面的基础，同时也想通过语言学的研究为哲学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吴刚2005:53)。但他又认为哲学和语言学之间相互影响，甚至难分彼此。不过，我认为哲学家与语言学家的工作并不是不分彼此的，因为无论是哲学家研究哲学还是语言学家研究哲学，都是在研究哲学而不是语言学。但具备哲学素养的语言学家，比如Chomsky，Lakoff＆Johnson(简称L＆J)等在研究语言问题时，往往具有更好的直觉，能找到更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Vendler专门探讨语言学究竟能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哲学探索的问题。他认为，通常所说的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应该区分为三个不同概念:(1)语言学哲学(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是对意义、同义词、释义、句法、翻译等语言共相进行哲学思考，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和验证方法进行研究，因此语言学哲学是科学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与物理学哲学、心理学哲学并列;(2)语言概念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包括基于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任何一种概念研究。比如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being)的哲学思考，罗素的限定摹状词理论，赖尔关于心智概念的著作，都属这类研究;(3)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是除上述之外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等包含哲学性质的论著，如Whorf的《语言、思维和实在》，或许还有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应属此范畴(Vendler 2003:8—10)。Vendler认为他的研究属于第(2)类。

语言学是如何影响哲学的?语言为何对哲学研究重要?Hacking说，“语言之所以对哲学远比对动物学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哲学家考虑我们普通的思维和论证方式往往不是产生清晰的和令人满意的技术语言，却常导致歧义、模糊、矛盾和悖论”(Hacking 1975:5)。他认为，一些语言哲学家沉迷于意义理论，一方面为了给词义划清界限，消除混乱和歧义;另一方面将母语中隐含的概念明晰化，以避免概念陷阱。但这些工作只是语言学对于哲学探索作出的次要贡献(Hacking 1975:7)。基于案例分析，他认为语言研究对哲学的影响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观念时期(the heyday of ideas)，(2)意义时期(the heyday of meaning)，(3)语句时期(the heyday of sentences)。语言对哲学研究至关重要的主要原因，在于语言在知识产生或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来说，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知识的性质也在发生改变，当今哲学是知识概念演变的结果。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知识就是对第一原理的证明，关于事物原因的知识来自对事物本质的发现。观念时期，知识则被视为个人(或通过经验作用于笛卡尔的“自我”［ego］)在头脑中形成的对实在的观念，这种观念又反作用于经验，如此循环往复。观念的呈现方式是心理语篇(mental discourse)。意义时期，Frege提出的意义(Sinn)具有客观性或公共性，指人类代代相传的共同知识。他认为意义才是信念和知识的承载，意义使得公共语篇(public discourse)成为可能。现代知识具有语句性质，因为现代的知识主要表现为理论。所谓理论，是“解释一组事实或现象的观念或陈述的图式或系统”(Hacking 1975:160)，因而理论其实是一组系统的陈述或语句。以语句方式呈现的理论知识不属于个人，而是以期刊、图书、电子文本等方式发表而成为公共的、客观的知识，属于Popper所谓的“第三世界”自治的领域。总之，Hacking认为，当今语言对哲学的重要性就如同观念对17世纪的哲学的重要性一样，那时的观念与今天的语句都作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中介。而当Popper把知识看成独立于认识主体的自治语篇时，认识主体被消解，知识就完全成为公共的、客观的、语句性的，因而语言对哲学就显得愈发重要了。

关于语言学对哲学的影响和促进，Katz认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语言转向的主要特点，是哲学家开始应用现代科学语言学理论解决哲学问题。Quine是第一个将语言科学用于解决哲学中的语言问题的英美哲学家，为后来的哲学家树立了榜样。在《语言学中的意义问题》和《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等论著中，他审察当时的语言学，并在评论分析性和同义性的问题时，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替换原则。Carnap和其他逻辑经验主义者试图建立形式句法和语义系统，但由于这些理论对自然语言无能为力，只有依靠当时的句法学理论，进而解决自然语言的语法问题。Fodor和Katz都认为，哲学家区分有无意义以及揭示自然语言逻辑结构时遇到的困难，只有用语言学的精密理论才能完成。在自然语言的语义理论方面，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区分和解释语义概念的研究进路: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它们分别对应于哲学和逻辑学中的语义概念，都得益于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意义理论有两种建构语义概念的理论定义方法(直接依据句法和音系概念定义，利用句法和音系建构语义概念的理论定义)，从而为自然语言表达式提供表征手段。不过，这是用Carnap的意义公设来陈述语义事实。在指称理论方面，主要可以基于Montague的理论，用模型理论方法解释自然语言的外延结构。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Chomsky的理论对哲学问题的解释。转换生成语法和语言学习天赋论是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学理论复活天赋知识的理性主义立场(Katz 1985a)。可见，语言科学的发展推动和促进了哲学问题的解决与深化。

相反，哲学也深刻地影响着语言学的发展。L＆J指出，“当今的语言学是一门饱含哲学的学科。许多语言学理论的创立者和最著名的实践家们都在日常语言哲学、形式主义哲学、形式逻辑或这些哲学的各种结合中受过训练。很多其他语言学家通过自己的大学训练，吸收不同研究传统中重要的哲学假定”(L＆J 1999:469)。

3 语言学与哲学: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关于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们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区别在于:哲学是一种系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中的一般规律(杨生平2007);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用经验科学方法研究人类语言的本质和普遍规律。联系在于:哲学为语言学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语言学反作用于哲学，影响或改变哲学。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是经验科学，其结论是经验概括，表述偶然事实。哲学活动在先天真理领域，哲学命题不是经验性概括，也不能由经验性概括支持;即便基于某一特定自然语言得出的经验证据，也无法达到普遍性的哲学结论。杨生平持前一种观点:“哲学相信具体科学但又超越具体科学，它不满足于具体科学对世界部分问题的思考，但又相信并依赖于具体科学，一旦具体科学发现证伪了某种哲学理论，哲学又会在事实与理性推理的基础之上重新寻求世界的规律。”“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的特点使它成为具体科学研究的基础，具体科学若用哲学的方式去思考，必能深化其研究。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也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哲学对它的研究也有指导意义。”(杨生平2007:11)

Vendler驳斥第二种观点。他的辩护是将语言类比为象棋，因为语言和象棋都是规则性活动或者规范性活动。他认为，语言学家就好比通过观棋来总结象棋游戏规则的人。语言学虽然是经验性描述，但对规范性活动的经验研究有别于对纯自然活动的观察和概括。语言学家所关注的不仅是对弈者在做什么，而且是他们对这门游戏都知道什么。与象棋相比，语言中的先天真理有很多更难掌握，因为很多规则还未被陈述，有些先天真理又离这些规则很遥远。语言结构包含的某些先天真理对于讲母语的人仍然隐而不彰，只有语言学家才能发现关于语言的某些真理。语言学家是专门为语言编码的人，哲学家应该欢迎语言学家为他提供帮助。哲学家使用语言学家的成果，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哲学结论，而非语言学结论。

我也赞同第一种观点。一方面，哲学家须要利用语言学的经验性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或证伪他人的论点;另一方面，语言学家的工作如同用显微镜对语言进行系统、仔细地分析。具备哲学素养的语言学家能更好地把握方向，在纷繁的语言现象中不至迷失在琐碎的问题中，而是能找到有重大价值的研究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应当内化为语言学家的宏观思维素质，使他们在选择研究方向、解决具体问题时，具有更高远的眼光、更深刻的洞察力和更敏锐的直觉。

然而，不同于其他学科，语言学与哲学，尤其与认识论之间有着更加特殊的关系。原因有二:一是语言与思维或人的认识能力密不可分;二是语义学旨在研究语言符号与外部现实的关系，而语义问题离不开人对意义的理解，这必然涉及语言与思维或心智的关系。因此，语言学与认识论交织、渗透的原因在于，无论是研究语义问题还是认识论，都绕不开三元关系。下面，我们将在三元关系框架内解析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

4 语言学与认识论:三元关系中的相互影响

4.1 语言本体论与语言学理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关本体论的理论有唯名论、概念论和实在论。语言本体论的唯名论、概念论和实在论分别把语言的本质看成物理实在、心理实在和抽象客体。

Bloomfield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属于唯名论。他认为语言实在体现在话语的物理声音中。为了反对19世纪语言学中的心理主义，使语言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他接受当时的新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反对观念论者把语法看成心理实在的理论。主张唯名论的语言学家还有Harris和Quine等。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言语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在分析语料的基础上概括、归纳语法规则。然而，由于这种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外在于心智和大脑的机制，无法正确解释人类语言的习得过程，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转向内在，把语言看成一种心理实在，主张概念论。

洪堡特、Sapir，Whorf和Jakobson等属于早期概念论或观念论的语言学家，Fodor，Chomsky和L＆J等属于现代观念论者。洪堡特说，“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即使将语言记录成文字，也只能使它不完善地、木乃伊式地保存下来，而这种文字作品以后仍需要人们重新具体化为生动的言语。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语言实际上是精神不断重复的活动，它使分节音得以成为思想的表达”(洪堡特2002:56)。Sapir认为，“语言中的音位不仅仅是像有些语言学家所感觉的那样，是从事抽象的语言学讨论的相当有用的概念，而确实是一种心理实在”(Sapir 1985:55—56)。赞同这一主张的还有布拉格学派的Jakobson等人。Chomsky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出发，认为语言知识的本质在于人类的心智/大脑中存在一套语言认知系统，表现为某种数量有限的原则体系。一旦拥有这一系统，人们就能产生和理解数量无限的新的语言表达式。他认为语言学属于认知心理学，最终属于人类生理学。(Chomsky 1985)L＆J认为，认知语言学的产生得益于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的发展，可以通过研究心智的概念结构和认知机制揭示语言的本质(L＆J 1999)。

Katz主张实在论语言观:“语句既不是存在于物理空间中的声波或墨迹，也不是此一时彼一时出现的或以心理事件和状态呈现的主观性的东西。语句是抽象和客观的实体，只有通过直觉和理性而不是感觉和归纳发现其结构”(Katz 1985b:173—174)。

然而，确定特定语言学理论的本体论只能界定其学科性质，而无法说明语言学与哲学互相影响的原因。在三元关系框架内解释二者的特殊关系，才能更好界定特定语言理论的学科性质和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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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三元关系中的语义理论与认识论

对于三元关系，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一直见仁见智。我们认为，对三元关系的假定是建构语义理论和认识论的基石。以建构主义和体验主义的语义观和认识论为例，语义学和认识论中的三元关系呈现为:语义学研究语言与实在的关系，认识论研究心智与实在的关系，它们通过建构主义的语义观发生关联。Sapir-Whorf的语言相对论和Halliday的建构论语义观都强调语言结构或语法对思维或心智的塑造作用，认为语言结构决定或建构思维结构，从而产生不同的意义和知识。

相反，体验哲学认为心智结构决定语言结构。心智本质是体验的，因而语言也是体验的。心智能认识的实在也是体验的实在(embodied reality)。

4.21 理想语言学派与真值语义学中的三元关系假定

真值语义学的认识论基础是理想语言学派的意义理论。该语义学主要关注语言符号，即词和句与实在的关系，却不理会或试图排除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因素。这是因为理想语言学派认为个人的感知心理不可靠，将认识论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试图通过语言逻辑分析揭示思维和实在的结构。该学派假定语言、心智和实在与逻辑同构，因而认为语言逻辑分析不仅能消解哲学中的假问题，还可以揭示世界和心智的逻辑结构。这种同构观也称为语言图像论、逻辑原子论和表征论(representationalism)。它将语言看成一个表征系统，语言与实在和思维是映射关系，语言和思维是对外部世界的内部表征(包括错误表征)(Devitt＆Sterelny 1999:137)。其特点如图1所示。

图1 逻辑原子论假定的语言与实在的映射关系

此外，真值语义理论还坚持语言与实在的还原论或组合论(compositionalism)，即认为语言反映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世界和语言可还原为其基本的组成成分，语言的基本成分与世界的基本成分是一一对应或映射关系。早期Wittgenstein认为世界由事实组成，事实由事态或不可再分的原子事实或事态组成，原子事实表示事物之间最基本的关系。相应地，语言中的复合命题、原子命题分别对应于事实和原子事实。要分析原子命题，须要了解语言的更基本的单位——名称(或思维对象)。名称则对应于实在中的简单对象或事物。按照真值语义理论，一个命题的意义或真值取决于其组成成分的指称的性质以及该句子的句法结构 (Devitt＆Sterelny 1999:11)。也就是说，句子意义是其组成部分的函项，一个命题的意义部分取决于其组成成分，部分则取决于其组成部分的组合方式(Devitt＆Sterelry 1999:21)。

4.22 日常语言学派与语用学中的三元关系假定

从日常语言学派意义理论衍生出来的语用学，则在语言与实在之间加入说话人的心理或意向因素。他们认为，人们使用语言往往不是为了判断命题的真值，而是为了实施言语行为，实现说话人言语背后的意图。因此，说话人的心理因素是不能排除的。不过，对话语意图的理解和判断不是基于个人的心理，而是社会规约，即强调社会、公共的心理，是社会交往中主体间应该遵守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顺应原则或关联原则等。

4.23 结构主义的认识论与语义观对三元关系的假定

Saussure的语义观则完全排除心智和实在因素。他认为语言的意义取决于语言符号之间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他把语言比喻为象棋游戏，正如每个棋子的作用不是孤立确定的，而是在整个象棋游戏规则中体现出来的一样，一个词语的意义也是通过与其他词语的对比体现出来的。例如，“红”的意义并不是通过指称外部世界红色的物体来确定，而是通过“红”与“黑”、“黄”等词语的区别得以确定的。然而，Devitt＆Sterelny(简称D＆S)批评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和语义观:语言符号虽然与象棋游戏有类似之处，但存在本质区别。人们使用语言不是为了玩语言游戏，而是用语言指称外部世界，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因此，结构主义语义理论虽然对理解意义有一定洞见，但因其摒弃语言与实在和心智的关系而没有实际的意义，尤其对自然科学中的意义问题没有解释力。

4.24 建构主义认识论和语义理论对三元关系的假定

当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在为知识来自先天理性还是感觉经验而争论不休时，怀疑论者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一方面，他们认为唯理论是有问题的，因为要获得科学知识，经验必不可少;另一方面，他们也质疑感觉经验本身，认为感知对心智不是透明的、所与的，而是心智加工的结果。因而心智难免受到感官和语言等中介的影响。我们关于实在的知识不可能是真理，而是心智建构的结果。

D＆S用“饼干—模子”隐喻描述康德关于心智、物自体和表象之间关系的本体论思想。面团代表物自体，它对于我们来说不可及，即独立于厨师(人类)的心智。厨师用模子(概念)扣在面团上做出饼干，形成对心智可及的表象。所以康德认为，实在本身是不可知的，神秘的，我们所能认识的世界只是经过心智和感知建构的结果。

尽管康德认为实在不可及，但他认为人类具有一些普遍的、先验的概念，比如因果、时间和欧几里得空间概念等，所以康德并不是相对主义者。然而，“当今的反实在论总是只保留康德的物自体和强加概念(imposed concepts)，却遗漏掉他所强调的强加概念的普遍性。相反，他们认为不同语言、理论和世界观会强加给认识的世界，这样一种‘构造世界’的观点非常流行，也称为‘建构论’”(D＆S 1999:248)。D＆S认为Sapir-Whorf的语言相对论假说属于建构主义认识论。该假说认为所有知识，包括逻辑、数学和科学知识都由语言建构。系统功能语言学也属于建构论语义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不同语言对心智的塑造，后者主要研究同一语言的不同措词(wording)对意义的建构。具体说，语言相对论认为心智的结构受不同语言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塑造，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对实在的认识不同。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即用不同措词表达不同意义。该学派基于建构论，认为实在本身不可知，我们能认识的是经过语言建构的实在，也即Halliday的“实在就是我们的语言所说出来的样子”(Halliday 2007:183)。这两种语言理论对三元关系的假定如图2所示。

图2 Sapir-Whorf和Halliday对三元关系的假定

L＆J声称体验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理论，不是基于先验思辨，而是以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经验科学的新发现为基础提出的，并基于对日常语言的系统归纳，发现思维具有体验性和想象性。体验主义认识论认为所有知识都是体验性和想象性的心智建构。意义也是体验的和想象的心智建构的产物，其对三元关系的假定如图3所示。

图3 体验哲学的认识论和语义观对三元关系的假定

可见，由基于理想语言学派意义理论的真值语义学到基于日常语言学派意义理论的语用学，到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义理论，再到基于建构主义认识论的语言相对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义学，语言学理论的演变和发展始终与认识论或知识论交织在一起，并且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渗透都围绕着三元关系展开。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得出两点结论:(1)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看，语言学与哲学之间不是孕育和衍生关系，而是互相影响、促进和渗透的;(2)语言学与哲学的特殊关系应在三元关系框架内解释。

另外，得到以下启示:(1)由于对语言本质的研究应与心智和实在因素相结合，语言理论的建构应基于特定的认识论或以建立新的认识论为旨趣;(2)今后对语言学理论的批判和建构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思维框架，即可以从其对三元关系的假定入手，审察现有理论的不足和适用范围，从而为建立更加合理、更有解释力的语言学理论奠定基础;(3)建构语言理论除了需要语言学家具备哲学素养，更需要与认知科学、心理学、人类学和脑科学等经验科学整合，使得建构的语言理论不只是形而上学玄想，而是建立在经验科学证据基础上的真正科学理论。

蔡曙山.论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意义［J］.学术界，2001(1).

蔡曙山.论符号学三分法对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陈保亚.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的语言观分析［J］.哲学研究，1997(3).

陈嘉映.译者导言［A］.泽诺·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杜世洪.假装、连环假装与“假装假装”——从奥斯汀和陈嘉映谈起［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1).

洪堡特W.V.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江 怡.当代语言哲学研究: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J］.外语学刊，2007(3).

李洪儒.试论语词层级上的说话人形象——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一［J］.外语学刊，2005(5).

李洪儒.意见命题意向谓词与命题的搭配——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六［J］.外语学刊，2007(4).

李洪儒.疑问话语间接意向的推断——语言哲学系列探索(11)［J］.外语学刊，2009(5).

梁瑞清.咖啡的芳香:论感觉经验的不可说性［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7.

刘利民.在语言中盘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倪梁康.巴别塔之前与之后——语言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关系［J］.世界哲学，2007(4).

潘文国.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潘文国.哲学语言学——振兴中国语言学的首要之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潘文国.从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到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J］.外语学刊，2008(2).

钱冠连.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的发展［J］.外语学刊，2008(2).

钱冠连.西方语言哲学是语言研究的营养钵［J］.外语学刊，2009(4).

王爱华.明达语言维度观及其哲学关照［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7.

王 寅.语言研究新增长点思考之四:后语言哲学探索［J］.外语学刊，2008(4).

徐海铭程金生.乔姆斯基语言观的哲学分析［J］.外语教学，1998(2).

杨生平.语言学、哲学、语言哲学及其关系［J］.外语学刊，2007(3).

周建设.语言研究的哲学视野［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Bloomfield，L.Language or Ideas?［A］.In Katz，J.The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Chomsky，N.Methodological Preliminaries［A］.In Katz，J.The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Devitt，M.＆ Sterelny，K.Language and Reality［M］.Oxford:Blackwell，1999.

Hacking，L.Why does Language Matter to Philosoph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Halliday，M.A.K.The Language of Science［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Katz，J.J.Introduction［A］.In The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a.

Katz，J.J.An Outline of Platonist Grammar［A］.In The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b.

Lakoff，G.＆ 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1999.

Sapir，E.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Phonemes［A］.In Katz，J.The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Vendler，Z.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