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文学中情感困境的纾解路径

□秦秋咀(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湖南 衡阳 421008)

建安文人在现实变乱中所遭遇的情感困境，以及弥漫于其作品中的强烈的群体性挣扎与纾解意识，是建安文学的生命线所在。汤用彤先生断言：“魏晋时许多思想家所持之根本理论有二：一方面认为有不可言之本体(宇宙本体、自然之道)；另方面有不可违抗之命运。如何解决此两问题，为当时人所普遍注意。”①魏晋时期的思想中心“不在社会而在个人，不在环境而在内心，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渺小卑弱的单一个体而仰视此“不可违抗之命运”，益发显示出现实人生的有限性与相对性，“于是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②

在汉末魏晋文人群体中，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显示出独有的品格。他们上承桓、灵时期党人的责任意识，在汉末动荡时局中始终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建安文人虽然笼罩在“不可违抗之命运”的铁幕下，但他们犹然怀抱个人理想，保有温热的悲悯情怀，因而以此理想和温热照亮其短暂人生历程，这正是建安文人不同于其余魏晋时人的地方。

建安文人所体验的情感困境，其核心在于生命的短暂易逝。建安文人在突破这一情感困境时多从现实层面出发而思考，他们在乱世中积极追求功业，化生命哀思之痛而为积极进取的动力，这是一种纾解情感困境的积极方式。面对生命存在的永恒困境，及时游乐则是另一种相对现实也相对消极的选择，也不失为纾解内心忧困的有效方式。然而，不管功业文章还是及时享乐，都不能从实质意义上改变人生短暂的事实，因此建安文人亦试图以冲静的人生境界虚化生命忧惧，或直接遁入仙境想象中，在理念天地和想象世界中摆脱情感困境，获得一种短暂的精神慰藉。

概言之，建安文人纾解情感困境的方式主要有三：一是建树功业文章，延续其精神生命；二是及时游乐，借以忘忧；三是虚化忧愁或遁入仙境之思，获得心灵慰藉。

一、功业文章：真正意义上的纾解途径

建安文人选择功业文章以对抗“不可违抗之命运”，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动突围。与《古诗十九首》相比，建安文人在面对“不可违抗之命运”时，始终没有放弃对生命价值的追寻。他们所体味到的“不可违抗之命运”非仅止于自身，而是一种泛化的、带有普遍性的体验，渗入强烈的悲天悯人色彩。因此，他们的人生价值往往优先锁定为具有普众色彩的目标(立功)，而非具有强烈个体性、排他性的目标。如曹丕的政治表白：“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③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曹植至死不愿接受魏文帝“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④的价值观，而是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他的人生理想一直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⑤。即使后期他的生存环境极恶劣，他还连上《求自试表》《又求自试表》，又写《与司马仲达书》，表达“殉国家之难”⑥的强烈愿望。

曹操一生坚忍不拔，功业无数，亦因为他是建安时期最有政治理想的人。他的《对酒》云：“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雨泽如此，五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⑦，其中呈露出来的乌托邦理想在整个魏晋时期都是空前绝后的。他也有强烈的功业意向，以“周公吐哺”的勤勉延揽人才，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⑧而自我期许。曹操贵武力、任权谋，而不治文德，颠覆旧章，明确“不仁不孝”⑨者亦可举用，显然背离了两汉察举制度。对此，曹操阵营中多认同为时势考量，陈琳云：“夫世治责人以礼，世乱则考人以功，斯各一时之宜。故有论战阵之权于清庙之堂者，则狂矣；陈俎豆之器于城濮之墟者，则悖矣。是以达人君子必相时以立功，必揆宜以处事。”⑩比之袁绍、刘表等人坐拥人才兵力、虚有盛名而无所建树，曹操的思想高度与实践成就都是无可指责的。这样看来，曹操阵营所选择的通往功业的道路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他们怀有强烈的悲悯意识而坚持功业理想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及时行乐：欢愉之可期与易碎

功业文章既可为现世的众生谋利，又可获得不朽的个人声名，兼及“大我”与“小我”的利益，正可用来破解生命短暂易逝的情感困局。不过，功业文章依然深受外界条件的规定。在有限条件下，个体更容易采取简单而又相对消极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郁积，最常见的便是及时行乐。正如应 《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作前尘后世的分野，建安诸子集中邺下之后，亦曾有过一段相对惬意的生活。建安诸子都在诗文中有所表现，见下表。

曹植、曹丕兄弟与其他诸子心态仍有分别。战乱中散居各地的文人汇居邺下后，他们在参与游乐的过程中多取“欢悦诚未央”⑪的姿态，其主导情绪为拥戴三曹，往日困顿迫蹙的情绪渐渐释然。所以，他们后期的诗赋普遍存在个性萎缩、文辞华丽的倾向，多应景点缀、同题竞赛之作。建安文人在参与游乐的过程中，其生命情绪确有很大程度的纾解。邺下文人群体在游乐生活中更体会到安定生活的可贵与个人前途的可期，前期惊慌失措的感受很快消失，字里行间充满拥戴、感激和欢愉。

曹丕、曹植兄弟则不然。虽然地位尊贵，但曹丕的游乐诗常充满“乐极哀情来”⑫的悲怆感。其《大墙上蒿行》云：“排金铺，坐玉堂。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 里鲂。与佳人期为乐康。前奉至卮，为我行觞。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便我心悲。”⑬前面写排场、天气、音乐、美食、佳人，大有欢乐无尽之势；最后几句却笔锋顿转，由岁月飞逝而心生伤悲。

曹植《箜篌引》先写高殿游乐的场面，最后几句急转直下：“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⑭曹氏兄弟这种由极乐而极悲的跌宕起伏的心理落差正是其情感常态。曹丕、曹植一生都有极强的使命感，对于他们而言，游乐的美好感受常常唤起更深的失落感和空洞感。他们常由极度欢乐的感性体验跳跃到欢乐不常、人生易逝的理性思索，在亘古不移的命运感撞击下，游乐之欢愉感极易破碎，真正占据他们心头的仍是生命短暂、时间飞逝的困境感。正因如此，曹丕《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与王朗书》中叙及南皮游乐与诸子病逝，唤醒的同是“思秉烛夜游”⑮的生命哀情。

三、求仙问道：纾解忧困的新路径

无论是执著于功业文章，还是及时游乐以暂时消解人生忧苦，都无法从根本上取消时间飞逝、人生苦短的永恒难题。现实层面的情感纾解之外，文人常受道教仙道故事的诱引而希冀遁入仙境，以获得长生久视的效果；或是借助老庄哲学的力量，虚化忧愁的困扰，以获得心灵的安宁平和。求仙问道的纾解方式在《古诗十九首》中已经开始萌生，此类诗歌在建安文人笔下重现的内在动因，正是“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⑯的生命忧叹，以及“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⑰的内心冀求。不过，建安文人的现实感太强，功业意识浓烈，因而他们的游仙诗数量并不多。曹丕有游仙诗《折杨柳行》，他认为彭祖、老聃、王乔、赤松等人的事迹虚空难徵，因而将之归结为“愚夫好妄传”⑱，认为不足向往。

尽管建安文人普遍崇尚事功，“性不信天命之事”⑲，因而遁入仙境的热情并不高。但是，现实人生的忧惧毕竟太过深重，他们无法都像曹操一样保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⑳，的豪情壮志，于是借助老庄哲学的力量来化解痛苦。曹丕《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忧何为”㉑源自庄子视人生“若白驹之过隙”㉒的思想，这样将人生的意义完全消解，忧惧之举就显得多余了，于是以轻松愉悦的心情看待自我和周围：“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回转，有似客游。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㉓曹丕的另一首《善哉行》则以自由、自然为重，轻视荣华：“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㉔由此可见，建安文人对人生问题的思索也是多维的，并没有拘守一维。而曹植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其生命感喟复杂而沉重，因而常借助老庄以淡释忧思。其《髑髅说》以“道”为死亡的归宿，“偃然长寝，乐莫是逾”㉕，已入《庄子》的牢笼。其《释悲文》则以消解众悲为主题，且开具药方：“赠子以无为之药，给子以澹薄之汤，刺子以玄虚之针，炙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乔与子遨游而逝，黄公与子咏歌而行，庄子与子具养神之馔，老聃与子致爱性之方。趣遐路以栖迹，乘青云以翱翔”，明显杂有老庄思想和道家成仙之类的观念，而曹植此时已经认识到众愁的产生正是根源于现实名位：“今大道既隐，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缨弹冠，咨取荣贵。坐不安席，食不终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华薄，凋损正气。”㉖曹丕兄弟已经从起源处思考其情感困境的化解方式，虽然他们囿于身份和时代氛围，不可能减退其追逐功业声名的热情，但他们以老庄“道”、“自然”、“无为”之类的抽象理念淡释忧愁的方式，为后人确立了纾解人生忧困的新路径。

归根结底，文学就是人学，一切文学情感终究归结为人的情感。正是基于建安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情感力量，我们可以说，建安文学与《古诗十九首》一道构成了汉代文学的尾声，在乱世泥淖中奏响强劲的理想号角。

①②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第196页。

③⑨[15] ⑲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页，第49页，第609页，第33页。

④ 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20页。

⑤⑥[14] ⑰㉕㉖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第370页，第459页-第460页，第402页，第525页，第468页。

⑦⑧[12] ⑯⑱⑳㉑㉓㉔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606页，第619页，第614页，第604页，第616页，第619页，第391页，第391页，第613页。

⑩[11] 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2页，第189页。

⑬ 郭茂倩：《乐府诗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086页。

㉒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