蔷薇叶子

邵燕祥

小引

蔷薇有花又有刺，然而花开须有时，开花时少，无花时多。“无花的蔷薇”，则如鲁迅在段（祺瑞）治下所写，只见其刺，不为冲淡和平的人所喜。至于无花又无刺，还剩下什么呢？“无力蔷薇卧晚枝”，无非蔷薇叶子而已。

关于“两头真”

所谓“两头真”，先是一些中共的耄耋老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来的。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最初二十年，既是自况，也有自嘲——嘲的是自己除青年老年“两头”外，中间一段不足道，如胡绳说的“三十不立，四十而大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包括任仲夷在内的许多老同志，都曾在文章或谈话里这样自命。

他们多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迟在抗日战争前后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我相信他们当时是真诚地要抗日，也是真诚地要革命。到了晚年，他们回顾一生，重新面对历史，真诚反思，祛除谵妄，进入一个新的精神境界，敢讲实事求是的真话，也是出自真诚。

这就是我理解的他们的“两头真”。

不久前，读到署名灵子的作者对一百零五岁老人周有光的访谈。

周有光也用了“两头真”这一说法，他说：“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求真理。”

这位老人不是共产党员，我感到他自称的“两头真”，跟上述老党员们自称的“两头真”似有微妙不同。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参加过革命，甚至也不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只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有时应邀出席周恩来“礼贤下士”的小型座谈会。五十年代他从上海调入北京从事文字改革工作，据说就此逃过了“反右”一劫，而他在上海经济界的一些同事、朋友如沈志远等，几乎通通落入了“右”网。

因此，他所说自己晚年的“真”——探求真理，我想应该与那些老党员并无二致。但说到早年，他说的却只是“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说到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是“又开始”，可见他过去对真理也曾探索过，然而既然那探索已被证明是“天真盲从”，不说也罢。

“两头真”终因最后归于“真”，多少还是可以引为欣慰的。虽如一位老报人所说，“老时醒，醒时老”，这是人们共同的感慨，但终于活出个“真”字，也就活出了人味，活出了人生的意义。

而那些到死还念叨没升至哪一级高位，嫉恨某人“抢”了他交椅的人，归根结底是个利禄之徒罢了，何足道哉！

“号召”和“响应”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词，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侧影。

近年媒体上屡屡公布一年或若干年来的“热词”，不知道是否都下过这样的功夫，还是仅凭印象而来的。

我下不了这样的功夫，但凭我的印象，从1949年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号召”和“响应”曾是中国大陆最热门的词汇。所谓热门词，就是腾传众口，从上到下，大家说话都离不开它。

1949年，是大陆易帜、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的关键一年。所有的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卷入了政治热潮。随着摧枯拉朽式的军事进展，政府一路以社会动员的方式，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号召”和“响应”就是这一政治生活场景的反映。

那时报纸和电台不是今天所说的“新闻媒介”，而是党的喉舌，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它的首要职责是传达党的政策方针，随时发出号召。至于这“号召”的内容，不一而足，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有大运动，有小中心；有笼统的一般号召，也有要求立竿见影付诸行动的具体号召，如号召捐献飞机大炮（响应号召就得掏钱），号召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响应号召就得检举揭发，没有可揭发的也要在会上喊口号，基本如此）。

这正是号召者追求的效果：“登高一呼，八方响应！”

仿佛直到1957年，人们先是积极响应“帮助党整风”的伟大号召，接着响应“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伟大号召。1958年后，先是响应“大跃进”、“放卫星”的伟大号召，不久又要响应“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伟大号召了。

领导与群众，“号召”和“响应”的这样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似乎到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时，达到了当时的顶峰。在那十年的“华彩乐章”中，“伟大号召”已径直地变为“最高指示”，是需要强制执行的指令，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十年动乱结束，渐渐地，“号召”和“响应”这一对原来表示双向互动的词，也就似乎淡出了媒体、公文和一般的政治生活了。

【原载2010年第10期《同舟共进》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