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一部新《地雷战》

侯志川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政治运动不断,政策越来越“左”,“左”到最后是有“浩劫”之称的十年“文革”,于是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一点现在大部分人已经有了共识。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能够公开出版发行的文艺作品要想不受“左”的思想影响,要想反映艺术和生活的真实,不论是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极为困难的。

一些作品,因为主题是“歌颂领袖”,表现的是“反抗侵略”,以及“人民的英勇,敌人的凶残”,总而言之是光明正大的“主旋律”,于是号称“红色经典”,一直到今天都很少有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提出不同意见。比如反映抗日战争的一些影片,《地雷战》、《地道战》等等,它们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受没受到当时那种“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按理说是很难不受一点影响的。就说《地雷战》,相比较农民们熟悉的镰刀锄头,当时的“地雷”应该算是某种程度的“高科技”了。但我们看到的似乎从头至尾就是若干“贫下中农”自己鼓捣出来的,看不到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更看不到爱国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不可缺少的贡献。随着岁月的流逝,政治的逐渐“开放”,我们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才晓得了,全力支撑着“地雷战”辉煌成就的,不仅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智慧和汗水,而且还有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甚至还包括巨大的冤屈。以熊大缜、汪德熙为首的科技专家为八路军建立了兵工厂,生产出了地雷必需的合格炸药和其他零部件,“解决了炸药自爆问题,还设计出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员、爆破专家门本忠(阎裕昌)“一村一村地走,手把手地将拿锄头的庄稼汉们教成会造雷、会玩雷的地雷高手。”1942年5月8日,门本忠在河北省安平县武莫村被突然而至的日军残酷杀死。(张港:《一百七十二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比较起门本忠的死得壮烈,熊大缜就死得叫人悲愤莫名了。1939年的春天,所谓“锄奸扩大化”的乌云一下子笼罩到了这一批热血青年的头上,冀中八路军里的一百多名“平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通通抓了起来”。一番刑讯逼供,全部打成了“特务汉奸”。离奇的罪名很快被延安派来的人所否定,“除熊大缜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但对熊的审查还未有结果,1939年夏天,这位“八路军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居然就被看押他的八路军士兵用石头砸死了。(同上)他的死与死于刀下的王实味“异曲同工”,都是为了“节约子弹”。冤死的王实味毕竟不大“驯服”,毕竟提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见。一心研制地雷的熊大缜到底又提了什么“意见”呢?几十年后,我们终于承认,熊大缜并不是“国民党特务”。(同上)可是他的尸骨早就不知被抛洒在哪一方黄土了。

亿万中国观众后来坐在电影院里看到的《地雷战》非常“干净”,既没有上述的“自相残杀”,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上正确”。主角配角都属于叫人放心的“工农兵”,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镜头。敌人也愚蠢,不堪一击。但滑稽的是,现在我们觉得“太革命”的这部电影在那时候也是命运坎坷,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点名批评了包括《地雷战》、《地道战》在内的十余部电影。《地雷战》面临夭折的危险。只是由于当年在地雷战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军工专家王耀南将军不信邪,当面与江青“辩论”,江青不得不收回成命,它才得以免遭扼杀。(2008年第9期《党史文苑》[上])连《地雷战》、《地道战》这样“革命”的电影都差点被“枪毙”,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气候“左”到了何种程度!

影视界经常有“翻拍”,我们完全应该再拍一部新的《地雷战》。惟一的要求只是“真实”,真实地重现那段历史,以告慰当年那些奋不顾身地献出了生命的热血青年,以及他们的尚在人世的亲属,还有我这样抱不平的“旁观者”。这部电视剧用不着太多的虚构,事情本身就很惊险曲折,只需要把故事背景从原《地雷战》的“胶东赵家庄”扩大到平津和冀中平原。假如我来写第一集的脚本,开头可以这样:

“1938年春,日寇铁蹄下的北平……”

“八路军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张珍化装成一名古董商,潜入北平,与滞留沦陷区的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助教熊大缜接头……”

“北京饭店二楼的一个豪华套间,张珍告诉西装笔挺的熊大缜,根据地急需炸药和地雷制造专家……”

【原载2010年7月(上)《杂文月刊》】

题图 / 真相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