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瓒与张士诚政权关系考辨

王冰鸿

【摘要】本文从倪瓒生年,他对仕宦的态度以及他与张士诚士大夫政治集团的关系三方面出发,来考察其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

【关键词】倪瓒;倪昭奎;张经;陈惟寅

暨南大学王颋教授于《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倪瓒生卒时间及晚年行踪考辨》一文中,言及倪瓒与张士诚政权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二者之间是有着某种“暧昧”的联系,且这种联系足够使洪武政权对其存有杀心。故在此基础上推知,高启罹难后,倪瓒心生畏惧,甚至到了远游不足解其忧,唯有捏造假死以求活的地步。进而得出周南老所撰《故元处士云林先生墓志铭》一文中所载卒年有误的观点。关于倪瓒生卒年有疑,在文献中确实有迹可寻,但私以为,将倪瓒与张士诚集团的暧昧关系作为论据是有欠考虑的。

要考量倪瓒对张士诚政权的真实态度,就必须首先清楚倪瓒对待入仕的态度,那么探求其生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王颋教授于《倪瓒生卒时间及晚年行踪考辨》一文中,用《草堂雅集》卷六中《八月十八日,萧闲道馆听袁南宫弹琴,是日风雨萧然,有感而作》后袁南宫附题,以及《清河书画舫》卷十一倪瓒《跋隔江山色画》证明了倪瓒生于大德十年而非大德五年。其结论是站在大德十年和大德五年这两个结论的基础上进行甄别得出的,惜其并没有直接找到指向大德十年的证据。其实在《元人十种诗·云林诗集》中收录的一首七律很说明问题,题名为:“乙末岁,余年适五十,幼志于学,皓首无成,因颂昔人知非之言慨然,咏叹漫赋长句”。①此题名中乙末为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而“适” 字用于年龄一般取切合,相合之意,也就是说至正十五年倪瓒应该刚好五十岁,那么逆推回去,其生年当为大德十年。由此出发,过去很多关于倪瓒对仕宦态度的误会就可以一一解开了。

据载倪瓒八岁时其长兄倪昭奎为其延粱溪名儒王文友教读,按照大德十年来推算,倪瓒八岁应为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时值元代重开科举,那么以前关于他学儒单纯为了广博见识的说法就有待斟酌。而纵观昭奎一生,他先后担任过儒官、道官,颇有儒家修养及“孝”、“悌”精神,且为人多远虑。《倪文光墓碑》中载:“元贞初,东平徐公琰按察浙西,招文光议幕中,甚奇之”②,其谋思可见一斑。况且倪家家业的支撑多少仰赖政治身份的优势,综上可以推知他为倪瓒规划的原本大约是一条致仕的道路。但瓒十二岁时,昭奎即卒,据载“居久之,文光歿而子瑛(倪瓒的第二个哥哥)呆,元镇出应门户”③,这大约是制约倪瓒后来应考科举的主要原因,而其十八岁时,子瑛亦歿。后,世多乱,再加上性格的影响,倪瓒就此失去了入仕的契机。

从上述经历出发可见,首先,倪瓒对于仕宦本身的态度应该不是敌视和排斥的。这主要表现在博学多艺,谋思深远的长兄对其的影响。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倪瓒交游的影响。倪瓒最好的知交之一张雨,就是通过这种影响与倪瓒相识的。张雨是浙西“知名”道教人物,曾赴京师面圣,交游甚广,无论朝、野,名士辈都与之有来往,与学士吴兴赵文敏公(孟頫)犹善。他还成为了连接赵孟頫与倪瓒神交的桥梁。依此例可知“在朝”、“在野”不是倪瓒交游的标准。在《送甘允北上京师》一诗中,他并不吝惜送上“嘉子玉质朗,早通金闺籍”的祝愿,亦还有“行逢明主顾,入词臣职”,“芳年亦为晚,所原崇令德”④之句。

其次,倪瓒精神世界里对于治世的理想也不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在《义与异梦篇》中,他就曾言“傒我大雄,拯此群溺”⑤,而前文有交待“辛卯之岁,寅月戍”,也就是说此诗大约写于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瓒时年四十六岁,距张士诚起兵称王(公元1352年)仅两年之隔,距天下纷争(1352年朱元璋起兵濠粱)仅一年。且正是时,瓒家业已凋,开始筹划散托家财,棹舟五湖,尚有此一笔。

总的来看,在倪瓒前半生的思想中,对于入仕的态度比较中正平和,并不是像竹林七贤一样,具有那么强烈的抵制情绪,也没有杨维祯那么积极的入仕态度。那么至张士诚统治时期,他与其政权的关系就真的良好到了超越其价值观中的不反感亦不甚用力的地步了吗?下面就从张士诚文人士大夫集团中与倪瓒关系相对密切且身居高位的张经、饶介着手。

首先来看张经。张经,字德常,号良常居士,镇江路金坛县人,有良常草堂。张士诚据苏州后,被举荐为官,步入仕途且有政声。倪瓒与他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为闲居良常草堂阶段;二为入仕张氏政权阶段;三为明朝洪武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可以说张经与倪瓒的关系都相当亲密,唯独第二阶段有别。张经于至正丙申春(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初入宦海任吴县丞,时倪瓒尚有《寄德常别驾二首之一》中“爱尔做官清海滨”,“渐有衣襦富昔民”⑥的称赞之词,但也只是停留在从张经个人的角度出发而言的,相伴更多的是忧虑。倪瓒在《寄松江府判官张德常诗》后题云:“阴阳冥隲,宜少留意,闲居尚可为之,况身有职任而值饥者易为食乎?仙官分置洞宫,亦如世间局任务者矣。吾德常兄,固知之也,此皆盛德之言。”⑦

后张经深受张士诚政权重用,节节升迁,于至正二十二年迁至松江府判官。而每当张经升迁之日,就为苏州文士的雅集之机。对于一向乐于组织文会的倪瓒来说,这应该是不该错过的,况且这些聚会中又不乏他的老朋友,像王逢、周砥、高启等,再说当年他可是良常草堂的常客。然而当这个昔时名人汇集,诗书交流的场所,变为张士诚文人集团的聚会时,倪瓒一次也没有参加。面对好友的升迁之喜,他遥祝而已,至多捎去贺词:“闻道之官嘉定去,载书连舸泊江。城楼近瞰吴松月,堠馆微沾沧海云。宓子风流常宰邑,张翰识达更能文。意欲东观钓鲸手,棹歌秋称白鸥群。”⑧从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其风气情感已与《寄德常别驾二首之一》大不相同。诗中所言张翰为西晋文学家,字季鹰,亦为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性格放纵不拘,时人比之为阮籍。齐王司马冏执政,召授为大司马东曹掾。当时王室争权,张翰托言见秋风起而思吴中“莼羹”、鲈鱼,弃官还乡。不久,齐王冏败,张翰因得免于难。再联系倪瓒的《题元朴上人壁》来看,其言:“鸱夷怀往事,张翰有余情。独棹扁舟去,门前潮未生”⑨,张翰到底是与归隐意象相匹配的人物。无论有意无意,倪瓒此诗祝贺喜气不露,到是有了些不如归去的意思。

张经也曾有拉拢倪瓒加入张士诚文人圈子的举动,他熟知倪瓒善书法,故力邀瓒写由郑元佑起草的吴县学石门序文,以便刻碑。不过经过慎重考虑,倪瓒拒绝了,言:“县宰欲流传久远,宜属之工于书、人品异俗者,乃于文称耳。”⑩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考虑,这一理由都略显牵强,私以为倪瓒的拒绝下隐藏着他对于张氏政权深深的忧虑与不安。

张士诚败落后,倪瓒与友人在张经家雅集,“乙酉(洪武二年)五月十二日,元晖君在良常高士家雅集。……良常为具水饭、酱蒜、苦荬,徜徉遂以永日,如享天厨醍醐也。……瓒”11由这段记载可知,倪瓒对于张经一直是持有好感,对于兵乱后的重聚辛酸里明显有着庆幸与快意,况且如上文所述倪瓒对于仕宦也并不反感,那么造成张经入仕后,二人关系转淡的原因应该就是倪瓒远见里对于张氏政权的担忧所致。

另倪瓒与张氏政权中的主要谋臣饶介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这是一对相对不太容易发现的关联。因为在倪瓒传世的集子中,看不到一首与饶介的赠答诗,甚至连涉及到他的文字也是雪泥鸿爪。而在饶介的作品中,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一些他与倪瓒来往的痕迹。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来往,关系如何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人,他就是陈惟寅,他是倪瓒赠答诗文中的绝对主角,而且很明显倪瓒和他一直处于一种亲密的关系状态下,瓒在《送惟寅》中曾言:“去去且入城,怀抱向谁倾?”12,而他正是饶介的哥哥。那么陈惟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倪瓒在其诗中细致地勾勒了他的形象“衣上松萝雨,袖中南涧薇。知尔山中来,山中无是非。三十不娶妻,四十不出仕。消摇若岫间,翳名以自肆。……高怀如汉阴,终老无机事”13可见,他与饶介完全属于两类人,饶介与倪瓒的关系,私以为多为通过其兄而得以有来往。所以,在此基础上,倪瓒不大可能通过饶介来达成与张氏文人集团的一种深交。

已有学者提出,明士大夫为了塑造倪瓒为明太祖渴求之臣,急于撇清其与张氏政权的关系,故删去了大量倪瓒与饶介的赠答诗。私以为这个观点很有问题。首先,倪瓒与惟寅的赠答诗大量的出现,与此同时有的地方还会提及饶介以及他是惟寅弟的身份;其次,倪瓒的集子中,像《元人十种诗·倪云林先生诗集》、《清閟阁遗稿》、《清閟阁全集》中都保存了倪瓒与马玉麟、钱逵的赠答诗(数量不多),而马玉麟、钱逵也是张氏政权中的重要谋臣。若依删诗之说,那么这些都是应该同时被删去的,但却被保留了下来,就不太好解释了。

综上所述,倪瓒在乱世中的敏感和远见终使他对于张士诚政权从观望走向了疏离,笔者以为他从未真正意义上的走进张士诚文人政治集团,这大约也是为何明代后期的士大夫一直欲将他树立为典型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周良霄, 顾菊英著,《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陈邦瞻撰,《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

[3]《四库全书·清閟阁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四库全书·草堂雅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5]温肇桐著,《元季四大画家》,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版

[6]《元人十种诗》中华书局影印本

[7]顾嗣立著,《元诗选》 中华书局1987年版

[8]《倪云林先生诗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天顺刊本

[9]朱存理著,《珊瑚木难》,适园从书本

[10]卞永誉,《四库全书·式古堂书画汇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1]《四库全书·洪武无锡县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2](暨南大学)王颋李小娟,《倪瓒生卒时间及晚年行踪考辨》,《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