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特征、非农就业契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段珺+罗明忠

摘 要：本文基于湖南、广东两省534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对影响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实证分析后发现，性别、婚姻、家庭非农就业率对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工作转换次数、工资收入是否稳定、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显著影响，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积极正向作用；非农就业稳定性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农就业越稳定，非农就业契约形式越规范、契约期限越长。非农就业经验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都有积极效应，每年职业培训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的选择。由此，应积极推进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外部就业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法制宣传教育，以进一步规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契约，维护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个体特征；非农就业契约；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非农就业契约期限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5-0004-07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提出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民得以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进城务工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杨云彦等，2007）。非农劳动力市场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会进入非农经济（Zhang，2004）。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既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又有利于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再配置，促进城市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增长，还会促进现代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农村转移劳动力也已成为我国基础建设和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为城市的运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朱农，2002）。

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逐年增多，但是劳动力的迁出总是与劳动力的回流相伴。农村转移劳动力从农村走出去了，但非农就业极其不稳定。如何保持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长效稳定的就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规范的非农就业契约和较长期限的非农就业契约对于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以及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稳定及其权益维护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围绕农村劳动力与用工方的非农就业契约问题，学术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讨论。非农就业契约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权益维护方式之一；劳动契约的签订以资方为主导，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等因素也会在博弈中起作用；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及其所属行业等对劳动契约签订情况造成一定的影响（刘辉、周慧文，2007）；如果农村转移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相对较高，其签订劳动契约的意愿会更强一些（刘林平、陈小娟，2010）。另外，进城务工人员的素质是影响劳动契约签订的重要因素（陈炜，2010）；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进城务工人员劳动契约签订率显著低于城镇工人；工人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契约签订有正向影响；企业特征对劳动合同的签订有显著影响（孟凡强、吴江，2013）；农村转移劳动力劳动契约与人力资本专用性、流动性、工会组织、合约知识有着密切联系（郑英隆等，2013）。

同时，长期契约减少了不确定性，契约双方面临的是长期的重复博弈，可以在较长的契约期限内收回固定成本，有利于解决专用性投资不足的问题（Anderhu&Konigstein&Kubler，2003；孙慧文，2013），减少无效的员工流动。长期契约的本质是通过降低契约方的流动性来达到激励与合约的双重功效（Jacoby & Mitchell，1984； Del Brio et al.，2003；张晓燕，2004）。短期契约明显地提高了事故发生率，影响劳动者的预期，造成员工的就业安全度降低，归属感不强（Guadalupe，2003；罗明忠，2005）。企业与员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契约期限越长，企业的调整灵活度越低，工人的就业稳定性就越高；契约期限越短，企业调整灵活性增加，工人的流动性就越高（李小瑛、赵忠，2012）。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劳动关系的性质也由身份转变为契约（程延园，2007），劳动契约是构成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在要素（赵泽洪、尤强林，2011）。短期劳动契约虽然有利于保持劳动关系的弹性，但却极易造成劳动者职业稳定感的缺失，造成企业劳动关系的短期化、不稳定，客观上造成企业与员工缺乏长远眼光，只求眼前既得利益，与企业、同事之间矛盾较多，为引发劳动争议埋下隐患（姜颖，2006）。而长期劳动契约让劳动关系双方具有长期稳定的合作预期（罗明忠等，2014），有利于协调契约双方利益，减少契约双方利益冲突，实现共赢，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李向阳、魏佳琪，2010）。

可见，已有研究一致认同，非农就业契约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提升及其稳定性增强有显著影响，但对于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研究不够，尤其是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大的空间。本文将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关键变量赋值和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为课题组于2013年至2014年对湖南、广东两省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和访谈所得。在样本点选择时充分考虑到广东农村转移劳动力较多，而湖南是农村劳动力外出非农就业大省的现实，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次共发放问卷708份，回收问卷623份，问卷回收率为88%。在剔除存在缺失项的问卷后，最终的有效问卷为53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5.7%。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个体特征上看，男性样本略高于女性；已婚者占比为80.1%；年龄处在21-30岁之间的受调查者占比最大，达到36.3%；31-40岁的受调查者占28.7%；40-50岁的受调查者占25.5%。从就业特征上看，50.7%的受调查者在制造业企业就业，以普通工人最多（占58.1%）。54.3%的受调查者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30.5%的受调查者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非农就业经验为1-5年（含5年）、5-10年（含10年）和10-20年（含20年）的受调查者分别占36.5%、30.5%和23.4%。大部分受调查者的年收入处在20001-30000元之间。只有16.7%的受调查者没有转换过工作，31.8%的受调查者转换过3-4次工作。41.9%的受调查者外出打工前就已找好工作，还有42.5%的受调查者在外出1个月内可找到工作。71.9%的受调查者认为其工资收入是稳定的，66.5%的受调查者所在企业也会按时足额缴纳社保。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对务工所在地非农就业稳定性和劳动环境满意度保持中立的态度。受调查者中，签订了劳动契约占比接近92%，且有75.3%的受调查者与用工方签订了正规的书面契约，但是契约中基本没有明确契约期限；采取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及签订3年以内期限劳动契约的受调查者占比高达64.8%，说明目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以短期劳动契约为主、就业稳定性较差。

（二）关键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将非农就业契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从非农就业契约的规范性（Y1）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Y2）两方面研究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因素。

2.解释变量。本文将非农就业契约影响因素分为四类。①个体特征：性别（X1）、年龄（X2）、婚姻（X3）、家庭非农就业率（X4）；②就业特征：行业类型（X5）、工作岗位（X6）、非农就业年收入（X7）、工作转换次数（X8）、找寻工作时间（X9）、工资收入是否稳定（X10）、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X11）；③就业环境：非农就业稳定性（X12）、劳动环境满意度（X13）；④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X14）、非农就业经验（X15、每年职业培训天数）（X16）。

具体变量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三）模型选择

为了分析影响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根据已设定的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线性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k为影响因素编号，n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k表示影响因素，本文中为个体特征、就业特征、就业环境和人力资本四类因素中所包含的16个变量。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调查获得的各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间的关系检验

根据变量性质及分析要求，分别将个体特征及其就业特征、就业环境、人力资本的16个变量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拟合优度良好，行业类型、工资收入是否稳定性、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和非农就业稳定性4个变量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年龄、非农就业经验、找寻工作时间和工作转换次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

第一，年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的规范性有消极影响。如表3所示，年龄系数为负（β=-0.062**），说明年龄越大，非农就业契约越不规范。究其原因，上一代农村转移劳动力往往根据自己的非农就业经验选择熟悉、可靠的企业就业，通过企业的声誉机制来判断非农就业的稳定性。而在我国法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新一代农村转移劳动力相较于上一代农村转移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受教育，维权意识更强，更愿意采用签订规范的劳动契约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工资收入是否稳定、单位是否按期足额缴纳社保等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积极影响，而工作转换次数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消极影响。（1）从模型结果来看，行业类型系数为正（β=0.290***），说明在制造业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在其他行业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更愿意签订就业契约，且契约形式更规范。相较于直接以工程结束时间作为劳动契约期限的建筑业和季节性较强、容易受到经济周期影响的服务业，制造业工作时间更稳定、工作波动小，农村转移劳动力丧失非农就业收入的风险小，劳动契约更多选择以书面形式。（2）找寻工作时间越长（β=0.064**），则非农就业契约越规范。找寻工作时间越长，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获得此项工作的前期投入成本越多，转换工作的机会成本也越大，因此更愿意签订正规的劳动契约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保障。（3）工资收入越稳定（β=0.178***），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契约越规范。当非农工资收入稳定时，非农就业者的生活有了保障，更愿意签订正规的非农就业契约以确保这种生活的延续。（4）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保（β=0.474***）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相较于未缴纳社保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其就业契约形式越规范。（5）工作转换次数变量系数为负（β=-0.047**），说明工作转换次数越多，非农就业契约越不规范。经常转换工作的人，其既往工作积累的经验和职业技能难以发挥作用，更容易陷入一种技能水平低、就业稳定性差的怪圈，其非农就业契约越可能不规范。

第三，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明显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越稳定（β=0.096***），越倾向于签订规范的非农就业契约。非农就业越不稳定，非农就业者遭遇就业风险的可能性较大，安全感缺失，雇主和农民工都不愿意签订正规的非农就业契约，以规避由于就业波动造成违约的风险。

第四，非农就业经验增加对非农就业规范性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经验变量系数为正（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