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隐逸诗时空叙写模式探究

2010-08-15 00:42四川文理学院四川达州635000
名作欣赏 2010年35期
关键词:魏晋空间诗人

□漆 娟(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汉魏六朝隐逸诗时空叙写模式探究

□漆 娟(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汉魏六朝 隐逸 诗歌 时空 模式

汉魏六朝时期,隐逸之风盛行一时,形成中国诗史上隐逸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隐逸诗歌无论从创作数量还是艺术描写方面,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且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由于环境和时代的影响,虽然作者身份各异,命运不同,其作品却在时间与空间的叙写方面,表现出一种带有明显共同倾向的审美特质,从而建构了中国古代隐逸诗的乃至隐逸文学的一种时空叙写模式。

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战争、灾难无休无止,朝代更迭频繁,名士们大批地被杀戮。人们为了逃避苦难的人生,不断地寻求种种解脱之道。因而在文学上,生死主题、隐逸主题和游仙主题盛极一时,隐逸诗歌的创作形成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在诗歌中宣扬避开现实、隐居世外的诗歌数量激增,据统计,魏晋时期,约有二百五十首左右,宋、齐、梁、陈约有二百首左右。从隐逸诗的类型来看,又可以分为游仙隐逸诗、招隐诗、田园隐逸诗、山水隐逸诗及佛理隐逸诗等等,使得这一时期隐逸诗歌的发展变得异常的丰富多彩。虽然这些诗人们的命运各不相同,写作艺术也各有千秋,且有高低优劣之分,然而在大量的隐逸诗歌中,由于环境和时代使然,诗人们对于诗歌内涵中所传达出的时空审美特质的认识,在某些方面却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性,从而建构起中国古代隐逸诗歌的一种最常见的、基本的时空叙写模式。

一、空间表现:敛势和张势的交融

空间的敛势是指空间的封闭、狭小,“它不是把人的精神情感、生命力量,漫天盖地向外铺洒,向上提扬,而是深深地封闭起来,向内坎陷、凸入,用心灵、性情,去浸润、滋养一片自得其乐的乐园”①。

在中国古代隐逸诗歌史上,最早用诗歌表现这种空间敛势的应该首推西汉的东方朔。西汉武帝时,大一统的汉帝国逐渐结束了先秦士人可以自主择仕的自由,从此将天下文人网罗于掌中,使士人在至高无上的皇权下无所逃遁。而失去自由的文人反而更加渴望自由,东方朔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选择隐逸的方式是矛盾的,既提倡所谓的大隐——“朝隐”,又向往传统的“穴隐”。如隐逸诗《嗟伯夷》便表达了这种“穴隐”思想:

穷隐处兮窟穴自藏,与其随佞而得志兮,不若从孤竹于首阳,折羽翼兮摩苍天。

在这里,诗人的隐居地点是“窟穴”,将外面无限广阔的世界远远地留在身后,只为自己留一方狭小的天地,而这小小的岩穴里,安顿的是个体生命无比高贵的尊严、灵魂和自由。这种空间表达上的“敛势”从此开启了中国隐逸诗的一种空间叙写模式。

魏晋六朝的士人,饱尝时代动乱之苦。他们对死亡是如此的恐惧,对生命却又是如此眷念。这一切都使他们倍感孤独,这是生命的孤独!灵魂的孤独!与生命的短促相比,生命孤独的体验是一种更为内在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这种令士子们铭心刻骨的生命本质的孤独,在隐逸诗中通过空间的敛势表现出来,“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嵇康《述志诗》其二),“君子有逸志,栖迟于一丘”(张华《赠挚仲治》),“我愿遁居,隐身岩穴”(潘尼《逸民吟》),“涧暗泉偏冷,岩深桂绝香”(吴均《山中》),“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左思《招隐士》),“嗟哉岩岫上,归来从所钦”(闾丘冲《招隐诗》),“寻元存终古,洞往想逸民。玉洁箕岩下,金声濑沂滨”(支遁《咏利城山居》)。

这种空间体验其实是一种情感体验,它体现了诗人内在的孤寂之感。既然外面的红尘世界是那样的诡异多变,不如逃离出来,给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生命和灵魂可以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暂时获得一种安慰。在汉魏六朝隐逸诗歌早期的诗作中,诗人经常选择岩穴作为自己隐居的地方。

然而,这种暂时的逃离却并不能真正地逃遁人生。相反的,生命之忧却是永恒的主题!于是,空间的压抑也给主体造成情感苦楚,凸现出诗人幽微的闲情孤绪的生存之境:“结宇穷冈曲,耦耕幽薮荫。荒庭寂以闲,幽岫峭且深”(张协《杂诗》其九),“秋风吹广陌,萧瑟入南闱。愁人掩轩卧,高窗时动扉”(沈约《直学省愁卧》)。被压抑着的主体,内心世界并不是死水一潭,他们不得已走上隐居之路,有着难以名状的寂寞悲苦之情。如果说绝大多数的士人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陶渊明却是有意地将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局限于一方狭小的天地:“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诗》其二),“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因为渊明的归隐,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纵然孤寂,也无怨无悔。

在这封闭、狭窄的空间里,诗人们也会感到一种宁静、一种自足,这是一般凡夫俗子难以理解的一种境界,既是最大的孤独,同时也是最高的境界。“列俎归单味,连驾止容膝”、“待余两岐秀,去去掩柴扉”(沈约《留真人东山还》),“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刘峻《始居山营室》),“洞风吹户里,石乳滴窗前”(庾信《奉和赵王隐士》),“闭户守玄汉,无复车马迹”(湛茂之《历山草堂应教》),“尘随幽巷静,啸逐远风清。门外无车辙,自可绝公卿”(张正见《赋得落落穷巷士》),“桂丛侵石路,桃花隔世情”(付知道《赋得招隐》)。在这里,没有人际间的尔虞我诈,没有政坛中的血腥倾轧,再也不必为了功名利禄而劳苦奔波,其美丽、祥和、幽静,堪谓诗人自己的世界。

另一种独特的空间体验是空间的张势,它是指空间的开阔、伸张。诗人们渴望在这种体验中获得一份大自由、大自在。这种空间叙写方式在汉魏六朝隐逸诗中几乎占据了主要的位置。而最早表现在诗歌中的应该是东汉末期的哲学家仲长统,四言诗《见志诗》(其二)表达了诗人对世道的不满和挣脱樊笼的愿望: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

此诗以形象的比喻,展现诗人翱翔于天地之间的那种自由自在的飘飘之态,表现了诗人超然物外、渴望遁世的心态。

目睹了王朝更迭、血腥动荡的社会现状,目睹了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崩溃的过程,魏晋士人从两汉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的沉闷气氛中解放出来,重新思索、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开始了“人的觉醒”。他们在生活上、人格上积极地追求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②,诗人们总是幻想有一个神仙的世界,幻想自己可以挣脱红尘俗世种种的束缚,让身体和灵魂得以自由地飞翔,“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云汉,饮露餐琼枝”(嵇康《述志诗》其一),“轻举翔区外,濯翼扶桑津”(嵇康《五言诗》其三),“太极可翱翔”(阮籍《咏怀》其三十五),“焉得凌霄翼,飘 登云湄”(阮籍《咏怀》其四十),“ 天舒白日,灵景照神州”(左思《咏史》其五)。因而,在这样一种心境下,天地万物也变得那样高远、开阔:“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阮籍《咏怀》其五十八),“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谢灵运《七里濑》),“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谢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谢 《高斋视事》),“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沈约《登玄畅楼》),“连峰竟无已,积翠远微微”(沈约《留真人东山还诗》),“平云断高岫,长河隔静空”(刘孝先《和无名法师秋夜草堂寺禅房月下》)。而他们隐居的世界也由堵塞、狭小陡然变得开朗、舒畅:“华条当圜室,翠叶代绮窗”(王康琚《招隐诗》),“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当窗。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峰”(谢灵运《田南树园急流植援》),“麟洲一海阔,玄圃半天高”(庾信《道士步虚词十首》其十)。这种空间的张势体验,也正是宗白华先生说的“网罗天地于门户,饮吸山川于胸怀的空间意识”③。

这种空间上的敛势和张势交融在一起,统一于隐逸诗歌之中,既是诗歌艺术多样化的表现,同时也传递出隐逸诗人内心的矛盾和斗争。从此以往,它融合在中国古典隐逸文学的精神之中,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

二、时间感悟:伤逝到超脱的嬗变

汉魏六朝隐逸诗的时间表述经历了两个时期的变化,前期、中期的隐逸诗,时间名词大量出现,表现了诗人对时光的伤逝;而到了后期,梁陈时期的隐逸诗,已经很少出现表示时间的词。诗人对时光的把握完成了由伤逝到超脱的嬗变。

1.魏晋时期:伤逝

魏晋时代,是一个大动荡的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生死问题成为人们苦苦思索的一大问题,因而人们对时间的感悟也就特别敏感。“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④魏晋时期的隐逸诗凸现了诗人对时间的焦虑,对人生短暂的痛苦思索,“伤逝”是这一时期隐逸诗时间感悟的主题。

表示时间季节的名词在隐逸诗中大量出现,正始诗人阮籍《咏怀》即是典型的例子,如:“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凝霜 野草,岁暮亦云已”(其三),“良辰在何许,凝霜 衣襟”(其九),“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 ”(其四十),“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这种“伤逝”的调子历魏晋而不衰:“春秋代迁逝”(潘岳《在怀县作诗二首》其一),“人生天地间,百年孰能要”(潘岳《河阳县作诗二首》其二),“凄风起东谷,有 兴南岑”(张协《杂诗》其九),“萧瑟仲秋月,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孙绰《秋日》),“四时更代谢,悬象迭卷舒。暮春忽复来,和风与节俱”(何劭《赠张华》),“凝霜凋朱颜,寒泉伤玉趾”(王康琚《反招隐诗》),“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陶渊明《杂诗》其七),“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陶渊明《桃花源诗》)。这些时间名词又以有关秋天的为最多,古人的悲秋情结源自屈原的《九歌·湘夫人》和宋玉的《九辩》。因为“秋的来临,意味着年已过半,物色的显著变化强烈地提醒着人们,春夏又循环到秋,盛世又循环向衰。这一提醒很容易地把时间的直线性亮出来……”⑤有些隐逸诗中没有任何时间名词,而是直接用典故或比喻感叹时光易逝,魏晋诗人中又以阮籍《咏怀》为最,如“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其三十二),“壮年以时逝”(其三十五),时光一去永不回头,而人就在这无声无息中渐渐老去,“盛年俯仰过”(张华《招隐诗》其二),这无情的事实留给诗人们多少慨叹和焦虑啊!

2.宋齐梁陈:超脱

由于时代的变化,这个时期的隐逸诗人不再执著于时光的忧患,而是变得超脱。人应顺应自然,与天地之气融为一体。这是一种从永恒性的意义上去理解时间,看待死亡的态度。那么,对于时间的忧患也就超脱了。如果说在刘宋时期,一些隐逸诗人还承继了魏晋对人生飘忽的伤逝的余响的话,那么,谢灵运无疑是其中的过渡性的诗人。在他的隐逸诗中,还能偶尔看到一些感叹时光事情的伤感:“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游南亭》),“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浅水潺 ,日落山照曜”(《七里濑》)。其后,诗人们基本上不再执著于生与死的思考,不再为时光的流逝而焦虑。即使有,也只是一些淡淡的忧伤,如“鬓垂惊年素”(袁伯文《述山贫诗》),“衰发归丘樊,岁寒见松柏”(湛茂之《历山草堂应教》),绝不会像魏晋隐逸诗人那样,仿佛是用整个的生命与灵魂在体验。虽然时光依然流逝:“终朝吐祥雾。薄晚孕奇烟”(范云《答句曲陶先生》),“夜诵神仙记,旦吸云霞色”(刘峻《始居山营室》),但它只是一种自然的变化,不会让诗人感到特别焦虑。在魏晋隐逸诗中,秋天总是充满了萧瑟和荒凉的,而现在,它却是凉爽的季节:“摇落山中曙,秋气满林隈。”(张正见《还彭泽山中早发》)即使偶尔还有诗人感叹岁月无情:“危虑风霜积,穷愁岁月侵”(庾信《卧疾穷愁诗》);人生易老:“人生复能几,夜烛非长游。”(江总《山庭春日》)但已是寥寥无几,知音难觅。

就总的来看,宋齐梁陈时期,隐逸诗人从魏晋时代的痛苦与挣扎中解脱出来,逐渐走向平和与超脱,表现在他们的诗作中,就是对于时间的感悟也大大减少,甚而至于泯灭了时间的概念和界限,即叔本华所说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主体”⑥,从而完成了对时间的感受与把握由伤逝到超脱的嬗变。

因此,汉魏六朝时期的隐逸诗虽然题材众多、角度多元,但在时间与空间意识的表述方面,却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审美倾向,从而建构起中国古典隐逸诗乃至隐逸文化的一种时空表述模式,对后来的隐逸文学影响极其深远。

① 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②③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第104页。

④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第150页。

⑤ 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第157页。

⑥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0页。

[1] 张松如.中国诗歌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

[2]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漆娟,古代文学硕士,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先秦至隋文学。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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