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墙上的生活之门——论陈染《凡墙都是门》中的孤独体验与超越意识

□罗兴娅（西南石油大学文法学院， 成都 610500）

《凡墙都是门》被陈染放在了自选集的最后一篇，作品的书写方式似乎处在小说与散文的杂交过渡阶段。其中人物形象和意识的发展体现出深切的孤独体验，并再次印证了她的自我立场：“要与这个浮华的世界保持审慎而适度的隔膜，半颗心在这里隐居，半颗心裸露给外边的喧哗。”

其实，个体无一例外地要面对并承担生命中的焦虑与孤独。但作家尤甚。《凡墙都是门》中，作家通过“我”、母亲、雨若、父亲这些人物形象及人物间的关系充分展现其创作时的文化心理体验和心理动力源泉，那就是作家对荒诞性存在的个体自觉带来的对个体生命对人类命运的深深忧患。作家穿过男女性别身份距离的孤独，探讨子辈对父辈反叛性的孤独，进而在个体对群体的超越性孤独中彰显出作家的审美化人生意识——如何在打破“禁忌”之后，找寻到“归途”，展示了作者独具魅力的审美意识，影射出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和作家对此的超越意识——“凡墙都是门”。

一、“我”、母亲、雨若与父亲、雨若的“他”——性别距离的孤独

女性主义批评进入20世纪以后，把目光更多放在了文化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上。性别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争论女性与男性之间有没有绝对的对立性差异。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微笑》中写道：“妇女必须写自身”，“妇女自己必须进入文本”，“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思想物质化”。陈染的自觉的女性书写就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实践。她自己曾明确表示：“无论人们是否承认，的确存在着这种性别距离。”这里，陈染用了“距离”，没有用“差异”或“差别”，舍弃了“差”这个语素带来的绝对性层次差距。她让男性和女性站在了同一平台上来有距离地彼此遥望观照。她以主动的女性书写来保持与男性中心话语的距离，不迎合以男性为主题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在《凡墙都是门》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

从叙写口吻上看，《凡墙都是门》中，“我”对母亲、雨若的叙述虽然不排除一种“精神的清高和优越感”，但总是充满着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亲密感和同性之间沟通的趋近感。

先来看看“我”和母亲。“在我和母亲这两个单身女人所组成的生活里，既充满温馨和睦，同时又矛盾百出。”矛盾是有的，但矛盾突现出这终究是一个家。父亲现在的家则被认为“不像一个家而像一个仓库”。原因是没有“我”的参与，没有人不断地扔东西，而“我认为一个家是靠不断地扔东西建设起来的”。对母亲的俯视表面上是“不平等”的，然而两人却像情人般相互妥协，相互依恋，生活在一起；和父亲虽然都是“偏激而钻牛角尖的人”，看似一样，但思路的不同方向显露出对父亲的倔强地脱离的欲望，“父亲是寂寞无助的”，“只他一人在家留守，每天对着那一面墙壁的书，自言自语”。所以，父亲和母亲的分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父亲最终找到了小保姆，而母亲却选择自己“就是自己最合适的保姆”。如果说母亲很远，父亲则更远。陈染写出了性别沟通的难得与性别距离的可贵。

再来看看“我”和雨若。“我”的隐居的想法带着母亲，为什么还要带着雨若呢？因为“我”和母亲的矛盾，在雨若到来之时可以被溶解部分。“我”和母亲太过亲密，亲密到距离感的消失，消失的距离会带来相互的伤害，哪怕是同性之间。这时，需要一个客观的审美对象——雨若的介入来重新建立一种距离感，回归一种安全的审美距离。同时，“我”、母亲、雨若毕竟还是同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距离又将被填平拉近，因此，“如果我或我们当中的哪一个能拥有一个男人，那么则是再美好不过的一个团队了”。当我在经历异性爱的洗礼与绝望之后，一种假想似的异性爱的体验还是必需的，哪怕是作为旁观者来观望。此时的男性被牵引流放到女性的世外桃源，作为一个背景调和着同性之间更危险更有杀伤力的对峙。然而隐居毕竟是假想，雨若是“我”对这个世界露在外面的一根触角，热烈而勇敢。雨若如同“我”的分身，在“我”弃绝婚姻之后，在初秋时节来到“我”和母亲的“城堡”，在这个时候选择了被爱和爱人，并告诉了“我”。雨若带来了爱的讯息爱的疑惑，她清醒又糊涂，她为他沉醉，又以为他在远方。雨若来寻找她挚爱的“亲人”——“我”，询问“结婚是不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同性沟通再次将性别距离突现出来。陈染一边书写着有距离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一边又十分清醒，她“只有面向孤独了”。

陈染站在女性的视角，以女性间相通的姿态超越着父女间血缘的传承，以性别距离的存在超越性别差异的绝对。“我”的意义始终站在了女性一边。

二、“我”、雨若与母亲、父亲——人生经历的孤独

如果说《凡墙都是门》中子辈的缺失明显地表现在“我”的离异、雨若的未婚的话，“我”对父亲的背叛和对母亲的俯视早已让“我”背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子辈身份。子辈的缺失让陈染能够畅所欲言，以各种自由的姿态思考和看待生活中的每个人，不再被动地接受父辈的教育、训斥和限制，倒是主动地站在了客观的立场上，反观父辈的意识、行为和“母亲那一代人的逻辑”。不单是拒绝接受他们的逻辑，而且进行着冷静的分析、平等的批判，不再“以苦为乐”。人生代际上的巨大差异被捕捉、被理直气壮地客观评述，子辈不再是单纯地对父辈的服从和低姿态。自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

然而，自由的获得从来都不是没有代价的。在经过养老院时，那里面填满的“人类的孤独与绝境”让“我”绝不会把母亲托存到这“另一种托儿所”来。这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无后无嗣”既让“我”自由，让“我”不用为后代而在言语上有所顾忌，“我”无限自由，同时，“我”也因此而无限孤独了。陈染意识到自己对父辈的背离，然而谁来背离她呢?子辈的缺失似乎让陈染没有了子辈背离的危险，没有被背离的可能，这应该又是一个让人感到孤独和可悲的现实。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不正是依赖于这种父与子之间的背离的吗？

相比之下，雨若的背离则来得温柔而朦胧。她如同一个象征，“她总有一个怀疑，朦朦胧胧地觉得她不是她的父母所生，她另有亲人”，她甚至付诸行动去寻找亲生父母。“现实的爹娘在家急得老泪纵横，可她回来却无动于衷。”寻找家园的雨若总是“思念着远处不知在哪儿的模糊不清的家乡”，她老是在寻找，老是寻找不到，寻找不到也会回来，但寻找是个关键。这正是陈染的姿态，她试图打破传统父子关系视角，越升到与父辈同行甚至批判的高度，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父子之间际遇的不同与人生经历的巨大差异。

“我”与父辈的距离有年龄的差距。母亲突然变得儿童起来，迷上了飞碟科学。“我”斥责母亲如斥责孩子一样的态度里表现着子辈对父辈的同情与怜惜——老人的“一种潜在的对死亡的恐惧”。“我”的冷静超脱与母亲的忘我投入恰恰印证了年龄的距离和无情。“我”和母亲共同熔铸出了今天和未来的陈染的形象。

“我”与父辈的距离有时代背景的差异。母亲认为“中国人是最能吃苦的”，又认为“我是不能吃那种苦”的。不是因为“我”不是中国人，而是世界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时间带来的。陈染则认为“时间改变了人自身，也改变了人们的关系与距离”，“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时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堵人人都必须得攀援的墙”，“凡墙都是门”。

当然，“我”与父辈的距离更多在于观念上的差异。母亲抗议“我”在小说里丑化了父母。发出了“天下这么大，为什么偏要糟蹋父母”的呐喊，在母亲眼里父母首先是父母。而在陈染的眼里，父母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父母。在陈染眼里，作为一个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先于以父母姿态得到的尊重。“我”的意义跨越到子辈背叛的姿态。正如母亲所说“老了，一切都将背叛你”。

三、“我”与母亲、雨若、父亲、老人——生命超越的孤独

陈染不仅以旁观者的心态来超越性对待与男性的距离，面对女性同样保持了客观的姿态。陈染不仅重新审视着父辈，甚至对同辈也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她更多的是从个体对个体的角度，而不是从男女性别的对立、子辈对父辈叛逆的角度，来展示出对自我的信心与迷恋，展示着自己双性同体的写作状态和心灵气质。

“永远”的第一人称也许是陈染作品在形式上的一种标注，即便是在《无处告别》中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黛二背后“我”的存在。《凡墙都是门》同样沿用了这一贯的叙写手法，让人有些误会这个“我”就是她的全部的现实存在。萨特把这种形式上的我对“我”的脱离和反观看成是“自由本身对自由的反思把握”，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由面前的焦虑。所以，《凡墙都是门》的开篇中，尽管“我”用了细腻入微如到神经末梢似的笔触来表现“我”的视野、“我”的心情、“我”的生活、“我”的书写，但在思绪打开之前，“我”仍然感叹“我真是活得没有一点预感了”，“我”渴望“地球最终走向燃烧、毁灭。我对于这一预测充满兴奋，我渴望变化，无论往好还是往坏，变化就行”。这一方面透露出作家对整个社会与人生的透悟，更显露出内心深深的那份忧虑。一切都那么不痛不痒地过着，这才是最可怕的。

那么生活是什么呢？是睡觉，是睡醒，是写字的姿态，是窗前的幻想，是不饿吃着吃着就饿了，是想给谁打个电话却没有打。焦虑又是什么呢？是个体对生存中的每个问题承担着选择的压力。陈染在叙述中始终选择了与生活小事紧密勾连起来，“琐碎与从容的生活”是不容破坏的格式塔。陈染的书写尽量避免抽象的无休止，抽象代表的稳定和有序只会杀死作家的创造性，让人走进永远的死胡同。所以“我”随时都准备着拿出铅笔和小本儿去记下东西，“我”一直都在构想一个老人的小说，一个“投降”今生，寻找家园，希冀来生的老人的故事。

于是，陈染让“我”背离了母亲的想象——“母亲常常说希望我赶快长到50岁”，“那时我们就可以像姐妹，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陈染看到“我”和母亲是女性，更是母女。于是，陈染书写雨若时，一方面强调浓浓的姐妹情谊和母性似的爱怜，但最终还是归于女性对女性的客观审视。陈染看到“我”和雨若是同性，更是异己。于是，“我”可怜父亲到老才发现“雇佣关系才是平等的，情人关系肯定是不能平等的”。陈染看到“我”和父亲是父女，更是异性。于是，“我”不惮于去揣测我家楼下收废品的老头。“我”和老头“几乎天天”见面，但始终是陌生人。最终，陈染破坏了“我”与母亲、雨若、父亲乃至陌生老头之间的所有关系，在破坏与孤独中冲破焦虑。“我”的意义就在于“我”放弃对意义的追求，在于“活着本身就是意义”的生存感悟。

一个独立的人字就这样逐渐写成，一个破坏与孤独的“人”是陈染自我飞越的象征。双性同体的写作让她隐藏在生活中，是如此之小；让她坦然呈现世界，又是如此之大。大到融入、跨越每一段生活、每一段墙的门。这扇门通向内心，是生存者面对自我内心的通道。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时间被加速，速度被加速，飞速与快转总是那么容易让人产生幻觉、错觉、迷恋、迷狂与暴动，退回到世界的背后，退回到自己的屋子，这也许是最真实的选择。苏童曾说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如何开放自己，而是如何封闭自己。”面对真相需要勇气和带有勇气的转身。这扇门让我们得以回归，它不是面向外面的世界，而是“到达镜头达不到的地方——内心”（王朔语）。

[1]陈染.时光倒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2]王蒙.陌生的陈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赵炎秋.文学批判实践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4]金元浦.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