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与《品花宝鉴》的同性恋书写对比

□俞燕 石利娟(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 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清代男风极盛，“使得清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同性恋史料最为丰富的时期，单从数量上讲就是从秦到宋元所有类似史料的总和的数倍。”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②，陈森的《品花宝鉴》③都是这种时代风气影响下的小说。作为世情小说，在同性恋书写上，二者具有以下差异：

一、描写数量的不同：比例极小与通篇书写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共有短篇小说四百九十一篇，它一直以描写男女之间的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以及刺探刺虐而被广泛关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聊斋志异》中对同性恋的描写，一方面因为《聊斋志异》中涉及到同性恋的作品一共只有九篇：《黄九郎》《念秧》《韦公子》《男妾》《男生子》《封三娘》《绩女》《嫦娥》，只占全书的 1．8%，与《聊斋志异》的中一百多篇涉及婚恋题材的作品相比，这个比例实在是很小。同时，在九篇作品里除了《黄九郎》《男妾》《男生子》三篇是以同性恋为主线进行了描写，剩下的篇目只是作为背景或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而一笔带过。

与《聊斋志异》不同，清末文人陈森的《品花宝鉴》，则是整部作品都以同性恋情作为主线来描写，是一部以清代乾隆年间京城公子之狎优生活为背景，以青年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同性恋情纠葛为情节主线写作的一部清代男同性恋的百科全书，堪称一部梨园小史。《菽园敖谈》云：“《品花宝鉴》追记乾隆全盛之时，描绘京师梨园人物，细腻熨帖，得未曾有，固平话小说之别开生面者。”全书叙述了梅子玉、徐子云等一大批公子名士与杜琴言、苏惠芳等十名男旦伶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故事。整部书共六十回，全是对男性同性恋情的描写。

由此可见，单从数量上看，《品花宝鉴》就比《聊斋志异》更多地深入描写同性恋；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清代狎昵优伶，豢养娈童的风气随着时间的变化是愈演愈烈，也越来越开放，文士对于同性恋文化也呈现出越来越关注的态势。

二、描写态度的不同：单一否定与多元认同

清代封建正统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同性恋一直以来都不是中国社会所认可的主流情感，而且与传统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碰撞和冲击。中国古代视男女成婚为人之大伦，并将它与承继香火传宗接代画上了等号，甚至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同性恋却不仅不能繁衍后代，反而由于对同性的迷恋而导致对异性配偶的冷落，在一定的程度上破坏了儒家所看重的人伦之道和家庭秩序，故在这种感情产生的同时就有着对它的抵制与反对”④。因此作为正统文人代表的蒲松龄在文中涉及到这些另类感情时常常是做出贬斥并提出委婉的劝诫。

《封三娘》中，蒲松龄写道：“缘瞻丽容，忽生爱慕，如茧自缠，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关人力。再留，则魔更生，无底止矣。”从这段封三娘的自陈中，可以感受到蒲松龄对这种同性相爱的看法：这是“情魔之劫”，必须尽早终止，否则必会“魔更生，无底止矣”。蒲松龄对同性恋这种情感的不认同，借由封三娘之口真真实实地表达出来。

《黄九郎》中：“(何生)强之再三，乃解上下衣，着裤卧床上。何灭烛；少时，移与同枕，曲肘加髀而狎抱之。”《念秧》中，作者的态度就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了：“久之，少年故作转侧，以下体昵就仆。仆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肤着股际，滑腻如脂。仆心动，试与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息鸣动”，蒲松龄眼中有断袖之癖的人——重欲，重情色，情感交流反而在其次了。《韦公子》中，蒲松龄把同性恋表现得更加无耻放荡：“(韦公子)见优僮罗惠卿，年十六七，秀丽如好女，悦之。夜留缱绻，赠贻丰隆。闻其新娶妇尤韵妙，私示意惠卿。惠卿无难色，夜果携妇至，三人共一榻。”自古以来，中国男人把绿云罩顶视为奇耻大辱，而蒲松龄笔下的这个罗惠卿却甘愿将自己的妻子贡献出来，真是恬不知耻到了极点，只要“赠贻丰隆”，夫妻二人可以共事一人。

《男妾》中蒲氏评价同性恋：“苟遇知音，即予以南威不易。何事无知婆子多作一伪境哉！”由此可知即使对存在知己之情的同性恋，蒲松龄也是予以否定的。

清代后期人口剧增，而科举录取指标却增加不多，导致大量士子聚积民间，那些被挤出科举之路的士子长期受文化熏陶，同时大部分人家道小康，也不用为生计奔波，遂流连于欢场作乐，在与妓女和伶人的交往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人生的自由感。《品花宝鉴》的作者陈森正是如此，他久居北京，科场失意，后为人幕僚，流连于歌楼舞馆，对于各种京师掌故和梨园人物烂熟于胸，所以他熟识这些人，了解并同情他们，于是对于同性恋，陈森持多元认同的态度。

首先，对于同性恋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小说开篇第一回中，陈森就借小说人物王仲清之口，表达了他的想法：“天地之灵秀，何所不锺？若谓仅锺于女而不锺于男，也非通论。”进而，又借史南湘之口说：“草木向阳者华茂，背阴者衰落，……可见造化之气，先锺于男而后锺于女。那女子固美，究不免此粉脂涂泽，岂及男子不御铅华，自然光彩。”由这一段，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陈森的观点——相爱本就不分男女，作《品花宝鉴》也只是为了写出一群好男色而不淫的士人以及品行趣味接近士人的伶人，建立意中友“优”而不狎“优”的理想情爱关系，即“好色而不淫”，情感思想的交流才是同性恋情的中心。

其次，陈森进一步把同性恋者分成了“情之正者”和“情之淫者”。如梅子玉、杜琴言之恋情可说是“情之正者”的典型代表。小说中，梅、杜一见钟情，二人虽见面甚少，但却刻骨相思，倾心相爱。第二十八回，杜琴言避祸华府，送了牵牛、独活、芍药、防已四味药材与梅子玉，众人皆不甚明了，子玉却一眼尽知：“这芍药，一名将离，言进了华府，是已经离的了；既离了，自然是独活了；独活在华府中，难道浮沉俯仰与众人一样？自然是自己必定小心谨慎，刻刻预防，守身如玉。这牵牛没有别的解法，必定是七月七日回来，约我来一见，是织女牵牛郎相见之期了。”之后梅子玉相思成疾，杜琴言前往探视，两两心交，缠绵悱恻，梅子玉给杜琴言的赠诗，也尽是“海枯石烂”、“只道今生长相厮守”之类的刻骨铭心的句子。两人的交往，终其书，全无情欲的影子，唯见“知己之爱”，体现了作者对“情之雅正”，“好色而不淫”之同性恋的赞赏，同时也讽咏了那些用情守礼、洁身自爱的文士风采。

黄海燕《〈品花宝鉴〉体现的清代文人狎优心态》(《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一文中将清代文人狎优心态，概括为爱美之心、惜才之意、知心之交等三个层面，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点出了陈森对同性恋这种另类感情的多元认同。

对于“情之淫者”，如二喜、保珠等黑相公“视钱财为性命，已衣服做交情”：在戏园中，“蹀躞座间，狐媚迎人；在酒楼上，围定老斗，调笑狎昵，无所不至”，“口之面粉，酒气花香，燕语莺声，伪嗔佯笑”；甚至照耀于运河舟中，妖娆冶荡，淫词艳曲，与众狎客恣意谑浪，“欢声如迅雷出地，狂笑似奔流下滩”，在描写中陈森不吝笔墨地表达其憎恶和鄙视。

至于蒲松龄与陈森为何对同性恋持不同的态度，本文将从二人的写作目的进行分析。

三、描写目的的不同：警戒世人与大旨言情

在《聊斋志异》中，有关同性恋的故事基本都是因果报应：《黄九郎》中，何生为了与黄九郎相好而殒命，后来借尸还魂，又为了保全自己，而把自己曾经魂牵梦萦的美少年黄九郎献给了巡抚，使得巡抚也命丧黄泉，以使自己逃脱。同样是与狐妖相恋，这种爱情变局是我们在书生与狐女的故事里所看不到的。而且，在文末的“笑判”中蒲松龄还指出：“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人必力士，鸟道乃敢生开；洞非桃源，渔篙宁许误入？”由此可见，蒲松龄认为这些人是“从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男子之间的同性恋是违反夫妇之伦、阴阳之理的行为，应断其根、塞其路，坚决予以取缔。

《念秧》中王生的仆人因为与自称金某的骗子相狎，没有揭露其骗局，最后导致王生的财物被金某一伙骗走。还有“误认倾盖之交，遂罹丧资之祸”，金钱被骗还算小事，更严重的是因此而丧失身家性命；《男生子》中福建总兵杨辅的娈童为其生子，这种违反自然与天伦之事却是杨辅被杀的凶兆；《韦公子》中韦公子由于放纵好淫，喜好美色，导致与自己流落在外的私生子乱伦；《周生》中的淄邑幕客周生，为人代写朝拜碧霞元君之祝文，他“历叙平生，颇涉狎谑”，而其中“栽般阳满县之花，偏怜断袖；置夹谷弥山之草，惟爱余桃”等明显具同性恋色彩的“亵词”引动了神怒，神灵一连戕害三命：周生卒于官署，主公夫人产后病卒，就连代送祝文之仆亦横死。这种因果报应的宣扬一方面表明蒲松龄对同性恋的贬斥，但更为重要的目的是传达劝诫世人引以为鉴并走向人生的“正途”。

蒲松龄一生始终在科考与贫困线上挣扎，为了温饱挖空心思，没有多余的心思留恋歌楼舞馆，更没有剩余的精力去关注和了解优伶。另外和儒家正统文士追求人格的高洁与纯正，对这类另类情感偏离正道以之为耻的心态有关，这使得蒲松龄把同性恋与诡异的病态行为和心理相联系，从而在描写上刻意传达劝诫警示的意义。

陈森的《品花宝鉴》成书于1826年至1838年间，小说创作主情、重情是这一时期理论批评的显著特色之一，不仅要求作者能写出人物之性情，而且要求作者写作时要有“真情”，“以无情为情，其情倍笃”(清无名氏《听月楼·序》)，只有“善言情”与“善为文”(清剩斋氏《英云梦传·弁言》)相结合，方能写出好小说来。陈森在自序中就明确指出，其作品“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发之情”，在这种“任情率性”的审美理想的影响下，《品花宝鉴》以“情”为评判标准，对有情之人大力宣扬，对无情之人则大加鞭挞，第一回即明确指出：“游戏之中最难得者，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与几个清身自好的优伶，真合着‘国风好色不淫’一句。”

杜琴言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典型的真性情人物。他心高气傲，落落寡合，一片冰心，纤尘不染，对世俗社会保持不合作的姿态：“但琴言生性高傲，冷冷落落，不善应酬，任凭黄金满斗，也买不动他一笑。”只因不以色相事人，“见一个便得罪一个，他的冤家竟不少了……人人恨他架子大，脸面冷，不会应酬。”这样的杜琴言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出淤泥而不滓，岁狂流而不下”的花中君子。陈森赋予了杜琴言“以玉为骨，以月为魂，以花为情，以珠光宝气为精神”的美好情性。除了杜琴言，作者笔下其他的那些名伶，虽沦落风尘，却能自尊自爱，守身如玉，凛乎难犯，不可亵渎，“想是造物之心，欲使此辈中出几个传人，一洗向来凡陋之习”，皆是陈森着力塑造的缠绵多情、忠贞不渝的高人雅士形象。

对于杜琴言与梅子玉的恋情，陈森更是描写得风雅缠绵，软语温情：徐子云以瑶琴灯谜作合，让梅子玉、杜琴言二人在怡园初会，深情凝望，彼此心许，此后却是聚少离多，情长缘悭，不免魂牵梦萦，相思成病，“于大千人海中，蓦然一盼之下，即缠绵委曲一至于此”“，看他二人相对忘言，情周意匝，眉无言而欲语，眼乍合而又离，正是一双佳偶，绾就同心，倒像把普天下的才子佳人，都压将下来。”这样的情深意切，缠绵情思，怎叫人不为他二人感慨——这天下之大，莫不过一个“情”字，这也正是陈森要告诉我们的：纯粹的爱并不受性别的阻碍，同性恋只是一种选择，与异性恋一样，都是真诚纯洁的情感。正如陈森自己所说的：“《品花宝鉴》所言之色，皆吾目中未见之色；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发之情。”

综而言之，作为世情小说，《聊斋志异》及《品花宝鉴》对清代市民社会的人欲横流和习尚浇薄都有极其深刻的揭露，对清代同性恋之风也有生动的展示，然两部小说在描写数量、创作主旨、审美情趣等方面皆大相径庭。《聊斋志异》作者主要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在同性恋描写上以因果报应为作品主旨，以劝诫警示为目的；而《品花宝鉴》作者受到明清主情思潮的影响，对同性恋持理解同情并多元认同的态度。由两部作品的书写对比，可以看出清代社会文人雅士对于同性恋文化的不同体认。从蒲松龄到陈森这种同性恋观念的变化也传达了对宋明理学及封建正统道德观念的一种自觉的反拨，反映了清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多元化倾向。

① 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② [清]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③ [清] 陈森：《品花宝鉴》(上中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别海燕：《〈聊斋志异〉中的同性恋透视》，《菏泽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