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困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探析

2010-08-15 00:42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宜春336000
名作欣赏 2010年20期
关键词:郁达夫知识分子困境

□魏 军(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江西 宜春 336000)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很大一批知识分子觉醒了,他们义无返顾地冲出封建家庭寻求改造社会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们很快陷入了困境之中,并在困境下急剧分化,有的变成了反动派或反动派的狼犬;有的一如困顿孤独而不屈不挠的过客;还有相当大一部分退隐了,在失败后的“歧路”中陷入了“穷途”。鲁迅与郁达夫也陷入了这种困境中,在这种境际下,他俩以各自的感同身受完成了“孤独者”与“零余者”形象的塑造。笔者认为鲁迅、郁达夫笔下的“孤独者”与“零余者”们具有相似的命运,他们的这种命运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鲁、郁对自身出路的思考,而对造成“孤独者”与“零余者”们这种命运之因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鲁迅、郁达夫及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

一、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

“零余者”、“孤独者”们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同一类人,是当时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传统中走出来,接受了新思想,发现了“人”,希望争得做“人”的权利,他们追求“人”所应当拥有的一切。为此,他们对数千年来一直禁锢着中国人民的封建制度及当时的黑暗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对被压迫的弱势群体又给予了极大的人道主义关怀。如:鲁迅《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他一领到薪水便马上寄给他那位备受封建家族压迫的并非嫡亲的祖母,一日都不拖延,对那些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的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容纳。郁达夫《茑萝行》中的“我”希望追求自由的爱情,并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对造成他们这段不如意婚姻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代表——双方的父母,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黑暗的社会进行了强有力的控诉。

二、困境之中的知识分子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退落,社会形势的急转直下,这些“零余者”与“孤独者”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之中。首先,在国内,封建专制当道,传统观念仍然十分顽固,麻木未醒的群众对他们进行了强大的围攻;在国外,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使那些身处异国的留学生们备受歧视。例如:《孤独者》中魏连殳就因为与寒石山的人不一样,而生活在闲言碎语之中,就连他的本家也说他是“同我们都异样的”。当他的祖母去世后,他的亲戚们非但没有表现出丧失亲人的悲痛,反而聚在一起商议怎样对付这个“承重孙”。郁达夫笔下那些身处日本的“零余者”们由于日本人的歧视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卑意识使他们无法实现对美好爱情的追求,而在痛苦中煎熬。其次,社会以权贵为中心,视知识为粪土,使这群没有任何权贵可依附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了“有一技之长,却无立锥之地”的极度窘迫的境地。《杨梅烧酒》中的“他”,“在国外学的是应用化学,只想学成回国后用所学的知识建一座小小的工厂,来实现他报效祖国的小小理想。但是,在那个丑恶的、冷酷的社会,他虽有满腹的学问,却不能施展才能”。《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也是始终找不到工作,只能靠寄点稿子得点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

三、生命挣扎中的知识分子

鲁迅、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与“孤独者”们陷入了生存困境之中,在污浊的社会现实中做着苦苦的挣扎。当魏连殳陷于封建势力的包围之中时,为了反抗,他在报上“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为了使那些希望看热闹的愚众失望,他对族长们的所有挑衅性的要求一概以冷漠的“都可以的”予以回答,对族长们的要求都一总允承下来,使这般围众失望而归。而且他不听这些亲戚们的阻挡,把房屋无期地借给了女工。被校长辞退,生活陷入极度困境时,他还一再宣称“我还得活几天”。面对周围人的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涓生与子君奉着“我是我自己,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信念,继续着他们违背封建礼教的爱情和婚姻。这些“零余者”与“孤独者”为了生存,为了反抗封建礼教势力,为了反对黑暗现实在艰难地寻求谋生之路,结果都于事无补,反而增加了忧愁烦恼,困苦不堪。这时他们开始了怀疑。《零余者》中,作者因为自己“对世界、国家、家庭完全没有用处”,“生在这里,世界和世界上的人类也不能受一点益;反之,我死了,世界社会,也没有一些儿损害”,从而反复强调自己是多余的人。《茑萝行》中的“我”也认为自己“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孤独者》中魏连殳经过一番挣扎后也向“我”表示自己不配活下去。《伤逝》中的涓生也开始怀疑自己与子君的爱情,甚至认为“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并开始拿生活与爱情比较,认为“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经过一番无济于事的挣扎和自我怀疑之后,这些“零余者”和“孤独者”们无奈地“沉沦”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们由最初《沉沦》中“他”对灵肉统一的爱情的追求,到手淫、偷窥、夜宿妓寮;到《茫茫夜》《秋柳》中于质夫频繁地出入于妓院,完全沉醉于肉欲之中。在不断碰壁后,心灰意冷,只是一日一日地萎靡下去,并最终退居山林以求过着“不问世事”的生活。《伤逝》中的涓生,经过一番挣扎、怀疑和比较之后,“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自己的“战友”子君,向她抛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是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结果子君又不得不回到她已走出的封建旧家庭,在无比忧郁和痛苦中告别了茫茫尘世。

四、典型人物形象创作原因分析

“零余者”与“孤独者”处于困境中的命运,不仅反映了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也是鲁迅和郁达夫对自身出路的思考。据胡风回忆,鲁迅当年在谈到《孤独者》这篇小说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是写他自己的。据说鲁迅在绍兴教书时与魏连殳“短小削瘦,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亮”的模样几乎一模一样。在许广平的回忆中,鲁迅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一团黑”。鲁迅自己也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写在〈坟〉后面》)。所以,可以说鲁迅对他笔下的“孤独者”们所进行的解剖也就是他对自己的解剖,对他们的出路的探求也是对他自己出路的思考。一贯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郁达夫与他笔下的“零余者”们的相似性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他笔下的这些“零余者”们的经历几乎就是他自己的传记。《尚》中的秦国柱那样,于1934年退居山林了。但经过一段游山玩水的日子后,他无法再“沉沦”在他那种“隐居山林,不问世事”的状态中。不久,他又怀着救国的愿望投入到了抗日战争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觉醒的一批知识分子中除鲁迅与郁达夫之外还有不少人也与这些“零余者”、“孤独者”们一样,曾满怀希望地从封建牢笼中冲出来,寻求改造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道路。然而,随着“五四”落潮,他们也很快陷入困境之中。为何在20世纪初这个时期,会有那么多人陷入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沉沦、却又无法真正沉沦的困境之中呢?这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造成他们困境的社会原因,前文已有所论述,其一是封建势力的围攻,黑暗社会的逼迫以及民族的歧视使他们陷入孤绝的境地。其二是社会以权贵为中心,视知识为粪土,使他们陷入“有一技之长,却无立锥之地”的经济极度窘迫的境地。而使他们处于困境的深层的自身原因,一是他们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身上还保留着中国传统文人(特别是魏晋名士)身上具有的那一种“名士气”。他们一方面自命清高,奉着“君子固穷”的观念,鄙视经济利益,视金钱如粪土;另一方面,他们都鄙视政治,不主张从政。据记载,当时北大“进德会”发表的“旨趣书”规定的甲乙丙三种会员中的乙丙两种会员就是“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的。虽然不能确定有多少、有哪些知识分子加入了这个“进德会”并成为了这两种会员,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在北大任教的“五四”闯将之一刘半农,就具名同意恪守“进德会”的这些基本戒律。这一点,徐瑞岳先生在他的《刘半农研究》中也是肯定了的。正因为他们养成的这种不合现实的“名士气”——既鄙视经济又不愿从政,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他们陷入贫困的步伐,也阻碍了他们投入政治革命中,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二是他们表面上虽然萎靡、“沉沦”了,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无法真心地沉沦。身在20世纪初这个转型时期又经历了辛亥革命的他们,始终无法忘怀他们曾经一直担负着的革命的、先知先觉者的、爱妻抚子的责任。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他们在内心无法认可自己,对自己的“堕落”深感内疚,由此而步入了自责与忏悔之路。例如,鲁迅笔下的吕纬甫一方面为了母亲,尽快返回故乡,费尽心思为弟弟迁坟,为顺姑寻花,他所做的这些都是那些家族、邻里生活中的“无聊的事”。但另一方面他身上那种“改革社会”的责任感又使他总惦记着过去的理想,使他总怀念过去与朋友们“为改革社会议论得打起来”,敢于“到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的激情,使他不满于自己现在这种“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人生,对于自己现在这种可悲的人生深感无奈与痛心。同样,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们因为自己“对世界、国家、家庭完全没有用处”而反复强调自己是多余的人,常常因为自己不能对妻儿、对老母尽到爱怜、抚养及赡养的责任而深为自责。

鲁迅与郁达夫塑造的这些“孤独者”、“零余者”们与包括鲁迅、郁达夫在内的“五四”知识分子们一样都是20世纪初先知先觉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从传统中走出,接受了新思想,对封建礼教以及黑暗的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在受到社会的困厄后又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最终无可奈何地“沉沦”了。“沉沦”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又使他们不满于现状,进而怀疑自己,反对自己,痛恨自己,由此陷入了自责、忏悔之中而不能自拔。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命运正反映了创作者自身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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