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知识分子生存的现实——小说《教授横飞》和《风雅颂》解读

2010-08-15 00:42傅晓燕德州学院中文系山东德州253023
名作欣赏 2010年6期
关键词:知识分子教授精神

□傅晓燕(德州学院中文系, 山东 德州 253023)

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建设者和传播者,通常被作为社会的良知和理想主义的化身,但在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的矛盾与挣扎中,他们又常常陷入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境,焦虑、失落、分裂的灵魂往往无处皈依,在徘徊中自我反省和质疑,在绝望中寻求救赎和坚守。逼近知识分子生存的现实,成为近期诸多小说创作的一处独特景观。一批富有深度和力度的作品展现了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不断探寻和终极关怀,对他们生存困境的深层揭示和冷静思考。2008年相继问世的两部长篇小说《教授横飞》和《风雅颂》更是将笔触探及到了思想意识更加复杂的知识分子所聚焦的环境——大学校园,通过既充满真实的细节又不无荒诞手法的描述,剖析了知识分子精神乌托邦的建构与消解,他们内心的彷徨与迷惘,在苦痛中期冀建立新的精神坐标的执著。

一、精神乌托邦的建构与消解

大学校园一般被誉为象牙塔,它象征着纯洁、光明、智慧,宛然建构了一个远离凡尘的世外桃源。如同《教授横飞》中所描写的:“两个花园之间,正好有一个很大的凉棚,上面架着长长的竹竿,竹竿上爬满了紫藤……两旁绿草如茵,油松、侧柏静静地伫立着,沐浴着秋天下午的阳光”。在这样处处诗情画意的环境中,满腹经纶的学者与青春勃发的学子穿行其中,讲经论道、畅谈理想,就像游离于喧嚣俗尘的一个美丽的梦境。以此为安身立命之处的大学老师,更是被赋予了智慧的传播者、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等精神内涵,寄托了淡泊名利、安贫乐道、宁静致远等道德诉求。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阐述:“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①身为大学知识分子,无论外在环境还是自身的修养与理想,较之象牙塔外的红尘俗世,无疑是一个乌托邦,一个可以净化心灵的精神乌托邦。

但现实不是梦境,知识分子也不可能终日沉溺于理想的梦中逃避现实,他们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每天也要面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以娱乐和消费为主体特征的大众文化逐渐成为了时尚和流行趋势,知识分子作为精神指引者的地位也被消解,理想主义日益被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所取代,社会世俗化程度加剧,知识分子被时代抛到了社会的边缘。面对自己的尴尬处境,知识分子的路在何方?是流于世俗、做一个“聪明”的妥协者,还是在迷茫中苦苦求索,从人性的废墟中抬起头来,在压抑和晦暗中寻求精神的光芒?种种疑问困扰着知识分子,让他们或与现实协调演出了一幕幕的荒诞剧,消解了笼罩于其身的神圣光环,在追名逐利中乌托邦轰然倒塌;或陷于被遗弃、被漠视的精神困境,在灵魂的漂泊无依中苦苦寻找新的精神坐标。《教授横飞》和《风雅颂》这两个文本,就分别通过被遗弃和漠视的小人物与他们周围所谓的功成名就者的鲜明对照,向读者呈现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生存的现实,其对高校一些真实现状的细节描摹,无疑使这两部作品具备了深刻的精神向度。

身为大学教师的作家石盛丰,在小说《教授横飞》中,对他所熟知的中国高等学府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批判。《教授横飞》用虚构荒诞的手法给读者叙述了一个现实的故事:主人公侍郎是团结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因为退休前最后一次机会也没有评上教授,含恨死在了会议室,而他死不瞑目的异征使亲友难过而痛心,于是求助于“大师”法眼,被告知必须满足死者生前愿望——弄一套教授聘书和文件火化,亲人们只好制作了假的教授证、文件,并决定请主管职称的副校长宣读;躺在校医院太平间的侍郎则灵魂出窍,神游团结大学,窥见了那些专家教授们不为人知的内幕,还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大学校园当上了教授。最后在追悼会上,当侍郎听到校长宣布他为教授后,忽然开口了:“同志们,我等的就是这一天!”然后,在众人惊慌失措的目光中,他一翻身,从架子上爬了下来。

侍郎是一个典型的被漠视的小人物,不谙世事、不肯同流合污使他被遗弃,和周围同事待遇及名誉的强烈反差使他无法固守清高、淡泊名利,既不甘放弃又无力获得,侍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类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苦痛。然而,作品中与侍郎的窘境截然不同的那些专家教授青年才俊们,剥去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层层光环,给读者呈现的却是一幅幅荒诞的学术名利场全景:团结大学著名学科带头人、因发明“挖坑法”而享誉江湖的博士生导师包基穆家里的书却很少;教授中的新贵,号称“MBA四杰”的几个时髦人物靠各种特训班、短训班名利兼收;学校有名的“课题大王”五百多万字的著作得益于早年当木匠锯、刨、凿、钉、刷漆的启示,用别人的蓝图改头换面成自己的成果……“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②知识成了攫取名利的工具,学术的严肃意义和神圣的精神诉求被消解,貌似安静平和的圣地潜藏着欲望的河流,人人在欲望的追逐中成就着自己,也丧失了自己。

阎连科的《风雅颂》刚一发表就引发了激烈的批评,撇开它种种引起争议之处,这部作品直面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勇气毕竟反映了阎连科一贯直面现实社会的创作精神。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也是一个被遗弃的小人物,这个叫杨科的小人物与侍郎相同的是不谙世事、与周围格格不入、写出了专著因经费问题无法出版,经年累月还是个老副教授。但他们的精神苦痛又有所不同。自始至终一直困扰侍郎的主要是他的职称问题,当然也有对于高校中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如何做学问的思考和困惑;困扰杨科的除了这些问题,还有对于失落尊严的寻觅与建构,对于理想爱情的追寻与渴求,杨科更为复杂的精神困境无疑使之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杨科一心沉湎于学术研究,在将近中年时卧薪尝胆,在窄小的办公室殚精竭虑,苦苦研究《诗经》,历经五年大作《风雅之颂》终于告成,但他兴致勃勃提着书稿回到家时,迎接他的竟是妻子出轨的不堪场景。这一沉重打击还未告一段落,他又因带领学生抗击沙尘暴一夜成名,在获得海内外赞誉的同时却给学校带来了难堪和潜在的损失,结果为了学校的利益领导们达成一致,举手表决他被作为精神病人送进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被指派给病人们讲解《诗经》,并许诺病人听不懂即表示病愈可以出院,没想到他的讲述竟得到在大学从未有过的礼遇,病人们反响无比强烈,掌声雷动,杨科只好落荒而逃。逃回家后,看到家中处处充盈的另外一个男人的气息,终于决定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耙耧山区,去见一见初恋情人玲珍。玲珍对他终生不改的痴情使他受伤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寄托,挚爱他的玲珍死后,杨科又爱上了玲珍的女儿小敏,在小敏和李木匠的新婚之夜,杨科出于嫉妒掐死新郎仓皇逃离,逃回家后才发现他的《风雅之颂》已然改头换面成妻子的新作《家园之诗》,而且妻子凭这本专著拿到了全国唯一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最高奖,而他所面对的,是妻子等他签字的离婚协议书和再一次被领导们表决:要将他调往精神病院做病人的文化心理教授。带着被世界遗弃的伤感和失落,杨科再一次出走寻找精神家园,无意中发现了诗经古城,不但收纳各处不为世所容的专家教授,更吸引无数自愿投靠的妓女,而杨科最终再次上路,孤独地去寻找更为辉煌的诗经古城和篇章。

杨科的精神苦痛来自于他被遗忘、被湮没的命运,他在当下世界的边缘地位和无力感,他人生尊严和价值的失落与追寻。他五年的心血铸成的书稿因为没有几万或几十万的资助而不能出版,他精心准备的《诗经解读》课越来越乏人问津,正如王岳川在《中国境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所言:“不少知识分子面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危机、文化的迅速贬值、教育的滑坡和疲弱,知识者个体角色的尴尬失落和羸弱迷惘……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丧失读者和听众”③;杨科深爱的妻子背叛了他,他为之奉献了青春的学校遗弃了他。种种遭际,使无论作为教师还是作为男人的他,颜面扫地、尊严无存、情何以堪。他漂泊的灵魂无处皈依,于是回归家园重新寻找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他的迂腐、无能形成鲜明对照存在的,竟然是他的妻子赵茹萍。赵茹萍讲授的课程是《大明星的生活细节》,她如数家珍、绘声绘色地讲述大明星酗酒、做爱、抠脚趾头缝等生活细节,深深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一节课结束学生全体起立、掌声雷动。这一切令杨科瞠目结舌、自叹弗如,而且想破脑袋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妻子平时不读书不备课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自己呕心沥血、埋头苦干却遭到学生冷遇。赵茹萍在杨科离家回乡期间,更是凭着剽窃杨科的专著以惊人的速度获得学术最高奖、住上专家楼、当上了系主任。杨科的失败与赵茹萍的成功揭穿了“圣洁之地”并不圣洁的行为潜规则,揭示了权利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以及追求现世功利的时代环境对于信仰与精神追求近乎恐怖的压抑。

二、绝望与救赎

两部作品中的小人物和他们周围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都是某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不能以偏概全,代表知识分子的全部,毕竟我们的学界拥有很多德才兼备、献身学术的令人敬仰的知识分子。两位主人公除了值得同情和深思的遭遇,他们个人也存在很多人性的弱点:侍郎虽明白作为教师的良知,对名利依然不能释怀;杨科为了自身前途抛弃了初恋情人玲珍,面对强权也常常表现出软弱、妥协的姿态。正因此,他们才成为真实的存在,他们的精神苦痛才反映了知识分子生存的现实,使作品呈现出对于灵魂的深度拷问,如同阎连科在作品后记中所言:“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漂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侍郎与杨科,他们自卑自悯又自我反省,在绝望中寻求救赎,在灵魂的挣扎中寻求精神底线的坚守,这无疑使作品具备了一种底气的支撑,在压抑和晦暗中呈现出希望的曙光和亮色。

难能可贵的是侍郎坚守对教师终极价值的追问。他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全部投入到学生身上,当别人都在写论文、读学位、弄职称的时候,他跟学生在一起,带领他们实习、搞活动,跟他们谈心、开导他们,从对学生关注的角度而言,侍郎是不折不扣的好老师,他最终没评上教授的悲愤难平,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价值没得到认可的委屈和伤心。作品中还有一个小细节也颇耐人寻味,侍郎的妻子一向把钱看得很淡,还认领了两个快要辍学的孩子,其实她自己并不富裕。这一感人的细节描写其实也是对知识分子道德诉求的召唤与期待。与侍郎困窘的现实世界相对照,作品还虚构了一个能人尽其才、且个人价值能得到充分肯定的理想世界:这里的评价系统是只要有才华、能上好课,而且尽责,就能当上教授,所以很多只能弄些死的书抄来抄去的教授副教授在这里只能进清洁队扫地,而侍郎在这里却顺利实现了教授的梦想,戴上了象征教授身份的戒指。作品不无理想主义的设想要阐述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其最本质的价值追求就在于以学生为本、踏踏实实、充满热诚地教书育人,关注学生、引导他们健康成长是为师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应用自己的言行让学生看到希望、得到感悟、靠近真善美、掌握智慧。

杨科绝望中的救赎则是“回家”,回到初恋情人玲珍身边,回到日夜浸润着他的《诗经》之源头,在回乡寻根中寻觅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其实《风雅颂》最初构思的名字就是《回家》,而主人公杨科对《诗经》精神本根意识的理解就是其隐含的谜一样精神归家的意象和途径。不过,就像杨科崩溃的生活一样,他的故园也早已面貌不再。原来的房子和家具早被村民瓜分一空,故园的淳朴之风似乎也被世俗瓦解;他寻觅的爱情却震撼了他,让他寻到了值得坚守的美好价值。为了辉煌的前途他曾舍弃了玲珍纯真的爱,只是在接纳他、改变了他的命运的社会逐渐遗弃了他、使他跌落尘埃,他才回乡寻找最初的美好。令他深深震撼的是,玲珍一生不渝地爱着他,把他圣像般供奉在自己心中,甚至因梦的破碎喝安眠药自尽。玲珍使杨科终于领悟了感天动地、没有世俗杂质和任何功利的纯美的爱情真谛,把自己的衣冠与玲珍合葬,完成冥婚的仪式,如此的爱情也感动了上天,寒冬腊月,玲珍的棺木之上,竟然停满了蝴蝶,银黄的翅膀上,有着鲜艳透红的花,仿佛棺木上开满了无数烂漫的花。这一梁祝化蝶般的浪漫描写无疑是理想爱情的美好象征,净化了杨科的心灵,使他伤痕累累又敏感脆弱的灵魂得到救赎,所以,他终于凭借着本能的力量,找到了古老的《诗经》源头,并守护着心中理想,人单影只,一直寻找下去。

侍郎和杨科绝望中的救赎虽不乏理想主义色彩,但努力追寻在物欲贪欲横流、功利实利盛行的年代如此奢侈的理想、爱情,毕竟是温暖的希望之光,安抚躁动不安的心灵回归宁静,指引漂泊无依的灵魂找到家园。

[1]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3]王岳川.中国境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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