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归属的性别身份——对《蓝调石墙T》的一种文化解读

□陈晓红（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海口 571158）

“身份”是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即“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①利用这种联系，人得到作为关于其生活意义的解释。作为“个体的人”，他（她）的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但是作为“社会的人”，他（她）的身份是什么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那是他（她）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规范下生活、工作、性别归属等方面得到社会认知的唯一条件。其中，“性别身份”更是有关个人的社会认知问题。“性别身份”的核心就是解决回答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此类问题如能得到确切的、肯定的答案，那么生活在特定社会的个体就会具有身份认同感和生存安全感。如果得到的答案是不确定的，那么社会群体就会为此焦虑不安。这种情感上的“焦虑”，主要来自于社会某些成员“性身份”的不确定性，即人和其生活的世界联系的被意识到的障碍和有关生活意义解释的困难与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观念、行为和心里的冲突体验。③从这样的认知角度去解读美国作家费雷斯的同性恋题材小说《蓝调石墙T》，我们似乎可以从中得到许多耐人寻味的关于同性恋的话题。

1.生存焦虑——女性主义的精神起点

《蓝调石墙T》是美国当代作家费雷斯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美国跨性别运动的名篇。该书曾获得1994年兰姆达（小说出版社图书）文学奖；1994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年度同志文学奖。小说自1993年出版以来，在欧美世界中获得广泛读者。2000年由陈婷翻译为中文版在台湾首次发行。

小说讲述了一个跨性别人物洁斯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历程。在整部作品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洁斯在寻找自我身份与社会性别身份认同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冲突与焦虑。

在《蓝调石墙T》作品中，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主人公洁斯的性别身份无法在现实环境中整合关于“我是谁”的各种矛盾的反映，无法在二元对立的性别身份中找到确切的位置，从而导致严重的生存焦虑。

洁斯是一个美国犹太裔的女孩，从一出生就面临“是男孩还是女孩”的性别困扰。从生理结构上看她是一个女孩，但她长着一个十分男性化的外表和具有较阳刚的男性化性格取向，喜欢着男装，不能让人们一眼就可以判断出她的社会性别。传统二元社会的社会性别取向要求男性具有“阳刚”气，女性应有“阴柔”美，洁斯的外貌和举止在无形中违背了传统社会对性别的界定，引起了社会“正常人”的不理解和恐慌。父母将她作为病态，强行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进而又送到女子礼仪学校。但是医学的治疗，学校的教化没能使洁斯成为社会规范的性别。在代表着“正常”社会的性别两极分类中，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成为异类。在二元对立的社会里，异类是没有位置的，是被排挤，她成为社会性别轨道之外的“变态人”。从童年起，洁斯始终处于“我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困惑之中。正是她的模糊社会性别，使她遭受了比女人和男人更痛苦的处境，因为社会性别模糊，在邻里被男孩欺侮，在学校被同学嘲笑，因为不像女生而成为六位男生轮奸的理由，没有明确的社会性别划分就像没有了身份，只能流浪在社会的边缘。

15岁时，洁斯第一次走进女同性恋酒吧，结识了众多的同性恋者。在那里，她受到同志的欢迎和关爱，第一次获得群体社会的认同感，第一次感到被接受的欣悦，成为了一个年轻的T（男—女人，女性的生理男性的气质和装扮），融入同性恋群体中，享受着这一群体的友情和爱情。

然而，在异性恋主流社会里，同性恋的身份是被界定为非法的。异性恋文化将自身解释为社会的绝对权力，拥有特权。异性恋文化认为它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形式，是性别之间关系的当然模式，是所有社群不可分割的基础，是繁衍的手段。没有它社会就不能存在。莫尼克·威格蒂（Monique witting）在《正常的心灵》中对此指出：“虽然近年来人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即根本不存在一种自然的东西，一切都是文化的，但是在文化当中还是保留了一个自然的内核，它拒绝被检验，在分析中，这种关系被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这一关系的性质既不能逃避文化，也不能逃避自然，这就是异性恋的性关系。我愿称它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强制性的社会关系。正常的心灵的必然性已成为知识，成为一个明确的原则，成为一切科学既定的前提，正常的心灵发展出一套对历史、社会现实、文化、语言以及所有主体现象的通盘解释。”④西方社会主流思想认为异性恋伴侣就是代表了社会原则本身。在社会主流思想中，这一原则的典型做法是以依存与繁衍这样的概念作为媒介的，并由此将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自然化了。

在性分层中，异性恋被授予精神健康证书，受到尊敬，得到合法的地位，得到社会和身份行为的自由，得到制度的支持和物质利益。而同性恋者往往被认定为反常的、不自然的、有病的、有罪的。他们的社会和身份行为的自由受到限制，失去了制度的支持。这种思想渗透着大众文化思想，即性的差别形式是危险的、不健康的、堕落的，是对一切事物的威胁。导致同性恋被主流社会的排斥。在日常生活中，洁斯上公共卫生间，遭到“正常女人”的白眼。在工作上，同是工人，她同样参与工会罢工，却被工会排斥在门外。在工厂里，她像男人一样干活谋生，但歧视与偏见让她一次次地失去了工作，饱受失业给生存带来的困境。她和她的同伴在公共的酒吧或饭店出现常招来无端的攻击。她们唯一的公共空间同性恋酒吧，也常常缺乏安全感，随时都有来自代表法律实施的警察的临检，借此警察肆无忌惮地随意殴打，扣押她们，肆意践踏和侮辱她们的人格。

在异性恋主流社会的排斥下，同性恋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洁斯感到，她的世界正在缩小。“如果我还是装男人过活，可能不是被打死，就是自己发疯”，“我不想死，但也不知该怎么活，我真的很怕”。为了获得在社会的生存空间，洁斯被迫向二元对立的社会妥协，选择注射荷尔蒙（让声音变粗、肌肉坚硬、长出胡碴）和做缩胸手术，改变自己的体形，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加入社会。洁斯强烈地意识到，“我必须改变我一生都为着捍卫自己这个样子而战斗，但是，我累了。我不知道如何继续。这是唯一想到能让自己活着，又不失去自己的方法。”第一次主流社会把她当作男性接纳了，她得以顺利找到工作，获得了生存的空间。暂时的蒙混性别，使她获得了解放感，然而随着而来的是带来更大的困惑、焦虑和孤独。她最爱的女人泰瑞莎，因为她的女性身份的改变而离弃她。她第一次以男性的身份与安妮尝试异性情爱，虽然是成功了，但她很快放弃，因为她随时有被发现真实身份的危险。在男性的世界里，她不能真正成为其中的一个人，她也不能回到女同性恋的圈子，她已经再也不属于任何群体，她感到自己是个“非人”。她甚至找不到自己安全哀伤的空间。“我感觉犹如鬼魂，好像被活埋了。”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女同性恋者来说，种族和民族身份也不能与洁斯的性别与性取向分开，正如女权主义者安珠·洛德所说的：“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份中的许多不同组成部分感到心安理得的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作为一个信奉反压迫的激进的性自由的女人，我发现总是有人想让我挑出我的自我的某一侧面，让它来代表我的全部，隐去或否定自我的其他部分。但是这种方式是对我的生活的解体和割裂。”⑤在二元对立的社会性别中，只有在变性作为“男人”的那一刻起，洁斯才被当做人对待，可是那个徒有男性躯壳的“男人”不是她，那么“我是谁”？她痛苦反复地问自己，“我现在是谁——是女，是男？我长时间辛苦地争取成为女人中的一员，但总因自己的不同，而被排除在外。我不只是相信改变外表能隐藏住自己，我还希望能有机会，让我表达出我本身不那么女人的部分，然而没有机会去发掘当一个（男—女）人的感觉，我直接成了一个没有过去的男人。洁斯终于不能摆脱心里的障碍，在性别归属的道路上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重新当上了‘男女人’”。

2.情感诉求——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考

洁斯生活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过变化，但一切又确确实实都发生过变化了，只不过是她在性别归属的确认道路上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从她所做出的人生努力上看，她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说明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积淀，已经十分明确地规范了人类社会的性别归属，以及这些性别归属应负有的文化涵义和社会责任。当她的性别认同感已跨越了人类社会已有的文化涵义以后，她和与她一样的“男女人”就成了无法被主流社会文化所认同的社会边缘人。正如沃纳（Michael Warner）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自认为是酷儿的人都知道，她所沾染的坏名声总是以这种那种的方式同下列问题联系在一起，即性别、家庭、个人自由的概念、国家、公众话语、消费与欲望、自然与文化、人性的成熟、生育政治、种族与民族的幻想、阶级身份、真理与信任、检查制度、亲密关系与社会表达、恐怖与暴力、健康治疗，以及关于身体行为举止的深层文化规范。”⑥她们为了改变自己的性别归属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也因为文明社会为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各种证件（身份证、驾驶证、信用卡、医疗保险等）上明明白白地注明她们的性别归属而宣告失败。在现实生活中四处碰得焦头烂额的洁斯，最终不得不低下头承认，“对这个世界来说，我出生于被当成男人的那一天开始，我没有过去，没有喜爱的人，没有回忆，没有我，没有人真正看见我，和我说话并碰触我。”她终于意识到了，在她的生活范围里出现过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到“真正的我”。那些人所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有着我的外形的影子，是一个没有真实情感的空皮囊。生活处境的尴尬，迫使洁斯一次次地追问自己：“我是谁？是谁？”她想找到那个真实的自我，“我要找出我到底是谁，我要能定义自己，不论我是谁，我都要能面对。我要再活一次，我要能够解释自己，我要从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在一遍遍的寻找失败后，她终于有了足够的勇气，回到那个真实的自我世界里，恢复了自己作为“男女人”的社会身份，并为此而骄傲地宣称：“我不是同性恋，我是T，是男女人，我不知道憎恨我们的人是否称呼我们这种人，但这个称号决定了我的整个青春期。”

在《蓝调石墙T》作品中，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主人公洁斯的性别身份无法在现实环境中得到有关“我是谁”的明确回答，无法在社会文化关于男女性别身份的二元对立中找到确切的位置，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归属于“男”的还是“女”的性别身份?更重要的是，同性恋者除了在自己的同类那里得到同病相怜的安慰外，他（她）们的个体情感诉求，竟然无法得到文明社会的任何一个执法部门的理解和认可。

洁斯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她从开始的困惑、到自我的寻找、自我的迷失、到自我的确立，从别人眼中的“他者”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再到接受自己的不同，虽然最终洁斯重新找到了自我，回归了自我，坚守自己的跨性别者身份，即非男非女的“第三性”，不再歧路彷徨，不再想归附二元对立的男性或女性，但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仍然不能获得社会群体认同。她和其他同性恋者一样，都得面对着社会对自己这种游离于男和女“二元对立”性别身份之外的合法身份的精神考验。

3.意义指向——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

因为困惑而重新选择，但重新做出选择后，却还是不能解决自己的困惑，想要明确自己的性别归属，却又无法让自己的性别归属明确下来，这恐怕就是洁斯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生存问题，也是洁斯永远也无法摆脱的一个思维怪圈。她为了这，曾经挣扎过，也曾经努力过，但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要么不被社会所认同，要么被自己的内心所拒绝，她除了回到原来的性别归属那里，已没有什么更好的人生选择。在一定的文化意义上，《蓝调石墙T》中的洁斯和卡夫卡机《城堡》中的K一样，想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却总是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最终只能又回到生活的原来位置上。在寻求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生存价值的奋斗目标上，他们是一致的，都曾经为了要改变自己的人生而努力去奋斗过，但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都无法摆脱社会对人的规范和束缚。这就是说，他们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选择社会，但社会也在用自己的社会规范来选择他们，最终，强大的社会战胜了渺小的自我。除了回到原来的生活位置上，他们已别无选择。

不过，在一定的文化意义上，他们的生活悲剧又有所不同，K的生活悲剧主要来自于外部，当他用尽一切所能想到的办法（包括想要面见城堡的最高统治者，或是通过城堡主管官员克拉姆的情妇结交克拉姆，等等），千方百计要实现让自己进入城堡的目的时，是那个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城堡（象征着社会或是国家）拒绝了K想进入城堡的人生愿望；而洁斯的生活悲剧，不仅来自社会的性别歧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她的内心世界，不论她怎样去努力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归属，来自她早年生活的社会性别歧视已在她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并时不时地催生出她的自卑心理，以至于她总是要在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时，潜伏在她的内心深处的自卑意识，就会自动跳出来成为一道她永远无法逾越的心理鸿沟，迫使她主动选择了放弃。

不断地寻找爱但又不断地放弃爱，洁斯就是这样一遍遍地重复着她的生活悲剧。她似乎已经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找到了答案，个人是没有能力去对抗整个社会力量的。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应该拥有一定的言说权利，他们目前最需要做的，并不是千方百计地去改变自己的性别身份，以便获得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而是要有效地利用文明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言说权利，站出来向社会公开自己的性别取向，并大声呼吁希望社会能够以一种文明的方式接受并尊重他们的情感选择。这就是说，《蓝调石墙T》的作者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但采用的是后现代文化的情感诉求方式，最终的意义指向却是人道主义的人性关怀。从这样的文化认知角度看《蓝调石墙T》作者的创作动机，显然是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架构起“各种进步社会运动与跨性别运动之间的结盟合作”，并期盼着社会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同性恋者，以此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①③ 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1988—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 [J].华文文学，2001：（4）。

②④⑤⑥ 引自[美]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C].李银河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272，347-348，246，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