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报刊谣言及其启蒙涵蕴的深层分析

□黎保荣（肇庆学院文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谣言本来是非真实、反启蒙的，但鲁迅却要挖出其深层的真实，以施行思想的启蒙。鲁迅一生被报刊造谣或诬蔑甚多，在身体上，被谣传遭人打落两颗牙齿，或患脑膜炎须停笔十年，或被捕；在精神或名誉上，被污称为“学匪”、“学棍”、“赤色作家（拿卢布）”、“汉奸”等等，鲁迅对此付之一笑，认为这些谣言制造者是“在造空气以图构陷或自快”①。但被造谣是一回事，思考谣言又是另一回事。鲁迅就坦白承认自己“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造谣，也要有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谣言，恐怕我也会爱他的本领。”（《归厚》）以轻松的笔调道出厌恶之情，对造谣作家的手段可以说是分门别类，认识透彻。其实这些手段也有着历史的根源，因为“造谣说谎诬陷中伤也都是中国的大宗国粹”（《寸铁》），也正由于造谣中伤的历史悠久，积弊已深，鲁迅指出“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②。

1.谣言的非理性分析

鲁迅对报刊谣言的研究与思考可谓入木三分，发人所未曾言。鲁迅首先批评谣言的非理性。如《中国的科学资料》讥讽新闻记者提供的非理性、非科学的谣言（毒蛇化鳖、乡妇产蛇、冤鬼索命）丝毫无关乎生物学、生理学和灵魂学，冷静的语调饱含反讽。又例如《“来了”》，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只知道莫名其妙的“他们说要来了”，对什么来了，怎样来了，为何来了一无所知，谣言莫测高深，心理恐慌盲从。如此，谣言的“非理性”便体现为谣言本身的非理性，谣言受众心理的非理性以及谣言结果的非理性三方面。“造谣，也带着淆乱事实的作用。不明真相的人，是很容易被骗的。”③受骗了，或者恐惧，或者泄愤，如《谣言世家》所言。谣言受众的心理如此，谣言作者的心理也如此，一样的非理性，如《寡妇主义》所说的敏感、多疑、妒忌与阴森。但“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谣言世家》），无论这些制造谣诼者是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和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还是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寡妇主义》），从名人到普通人，从人到犬，谣言的发生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缺乏理性甚而人性了，这种普遍的非理性非人性正透露出令人寒心的信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中国社会的不安定，中国文化的非理性。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导致了中国国民心理的不安、怨恨、恐慌、盲从，不利于理性的培养和发展。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和道家则造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非理性群体意识，儒家制欲、抑智、重礼治、崇等级的实用主义经验哲学的最大思想危害性之一，就是给中国人造成了一种非理性的、缺乏个性意识的民族思维的群体盲从性；而道家，如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信许寿裳所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或如其在《摩罗诗力说》指出的“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道家特别是老子的弃智、守静、寡欲、无为，与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无是非”观以及隐忍退避的思想共同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改革意识、责任意识、反抗意识与个性意识的生成，“造就了中国人长期不敢正视现实、遇难自我逃避的精神胜利法。它同样以压制主体个性的非理性因素，参与了儒家思想营造中国人群体盲从意识的全部历史过程”④。而这些，正是谣言“非理性”的社会、文化基础。

2.谣言的商业分析

其次是谣言的商业分析。信息庸俗化是文化传播的负面功能，文化制造者们受利益驱动，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与低俗欲望，向社会传播粗俗低劣的信息——垃圾信息。换言之，谣言实行利益原则，有钱便是娘，不管什么天理和正义，压倒一切的是利益，因为谣言“易于号召读者”（《归厚》），“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论“人言可畏”》），有读者便有销量，有销量就有钱，逻辑原是如此“简单”！而要达到这目的须有几方面的配合。一要在笔法上有趣，善于幻想和描写，鲁迅说道：“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物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的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⑤化鲜血为鲜花，化悲惨为乐事，要有趣味而且趣味须延长持久（“章回小说化”），满足于一种语言的快感、语言的过剩与语言的排泄，渲染渲染复渲染，渲染出其写作才能，同时也渲染出其道德的沦丧。二要选准关注焦点，或者说卖点。卖点之一是材料，如秘闻野事、小道消息，“消息那里有这么多呢，于是造谣言……零零碎碎的塞进读者的脑里去，使消息和秘闻之类成为他们的全部大学问”（《祝〈涛声〉》）。如《中国的科学资料》，新闻记者之所以提供这些荒唐无稽、耸人听闻的“非科学”资料，就是看准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借以扩大报刊销售量。卖点之二是身份，“传媒强调的是认同身份……故而其主流和卖点常常是‘女性的’而非‘男性的’”⑥，也就是说女性身份备受关注，遭造谣诬陷的女性多矣，如秦理斋夫人（《论秦理斋夫人事》），如阮玲玉（《论“人言可畏”》），如女性乳房（《忧“天乳”》），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无论是生理（乳房），还是生命（自杀），因为是女性，都受万人瞩目，此所谓新闻报刊的“重女轻男”或“女性化现象”。除却“女性”身份，还有“名人”或“公众人物”身份。鲁迅在身体、婚姻、名誉上的屡屡被造谣，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是一个人们熟悉的公众人物，既如此，有关他的消息自然为人所注意，这样报刊的销量想不上去都不行。甚至可以说，高长虹对鲁迅的造谣言与泼污水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外乎利用他的名气增加“眼球效应”，争夺或取代《莽原》，以扩大地盘与提高知名度。而《论“人言可畏”》则是融合两种身份进行分析的，其分析的准确度与深度令人拍案叫绝。关于“女性”身份，鲁迅指出新闻记者对男人大抵写得老实，对于女性，尤喜加上些描写，“妙笔生花”，或者在年纪和相貌上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或者在性情上是水性杨花，“奇淫不减武则天”，诸如此类。关于“名人”身份，鲁迅深有体会，阮玲玉作为电影明星颇有名，现身银幕更是大家认识的公众人物，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这种销量增加的原因在于两种心理，一种是接近心理、看热闹心理，“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另一种是比较心理、精神胜利法，读者心想自己虽然没有阮玲玉漂亮、有本领、有技艺，却比她正经、出身高、有勇气，“花几个铜元就发现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总而言之，“身份资本”或“身体资本”既可以捞到金钱与名气，又可以成为“被消费资本”，读者与记者在“消费名人”的时候，能够成就一个名人，也能够使名人走向末路，当然只有当这些名人“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论“人言可畏”》）的时候，才可以被描写，才可以被“消闲”（《归厚》）。在这种程度上，谣言传播成为消费、消闲与炒作，成为利润的生产与再生产，成为窥视欲的生产与再生产，在制造热点、虚假与谎言的同时，也制造本能欲望与刺激，加剧了人们心理的冷漠与卑劣，促进了精神维度与理性维度的消解，不利于个体心理、社会心理以及现代文化的建构与发展。

3.谣言的权力分析

再次，谣言的权力分析。谣言中包含的权力关系有不少，如《论“赴难”和“逃难”》的官方谣言（政权），《再来一条“顺”的翻译》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从胡须说到牙齿》的权力共谋，《祝〈涛声〉》的媚权，此不赘言。如果说这些大致着重政权，本文在此想剖析谣言中埋藏的更多更深的权力话语。《“一是之学说”》中报刊以“万恶孝为先”的谣言中伤陈独秀，目的是通过打击“五四”的先驱来打击新思想新文化，争夺话语权。若言报刊威力“最长久的是造了谣言去中伤他们所恨的文人”（《归厚》），损害的只是文人的名誉权，那么报刊的造谣诽谤诬陷，对女性造成的却是深深的伤害，甚至生命的伤害。在这里不能不提《论“人言可畏”》，其中的谣言诽谤内含三个层面的权力。第一层面是政权，新闻记者辩解说那些“记载大抵采用经官的事实”，实际上也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问题是“这种案件，是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的”，而且阮玲玉“没有机关报”（政权的象征）无法抗争，如果有的话，也轮不到新闻记者多嘴多舌了。如此，政权上的官官相卫，新闻界与政权异构同质的共谋关系，新闻记者回避政权政治中立的原则与政权帮凶、帮闲的事实便一目了然，欲盖弥彰。换言之，权力与知识携手共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知识因而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第二层面是男权，所以新闻记者对男人是一笔带过，对阮玲玉却极尽渲染污蔑之能事，男女差别如此，虽有商业考虑，但暗含着男权意识却是毋庸置疑的，此男权一也；对于一位“智识者”，“一个出到社会上了的女性”（知识女性），轻薄句子已足够让其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因而这是一种“玩弄着女性”的男权思想与男权压迫，此男权二也。在这种意义上说，报刊（报刊谣言）的卖点是“女性的”，但其思想与权力结构终究是“男性的”。第三层面，就报刊本身而言，存在着一种话语权。知识浸透了权力的汁液，一旦与报刊、新闻传媒界联合，便获得了广泛性、渗透性的话语权力，它可以支持与加强政权，也可以抗衡与颠覆政权，即使遭到政权压抑，它依然可以用舆论权力、语言权力织就一张张网，对弱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与名誉伤害，所谓“人言可畏”。鲁迅尖锐地批评报章虽遭政权压制，不能“逞心而谈”，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类的弱者，便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这就是话语的权力的体现。报刊凭借的就是语言，这些挖隐私的、大肆渲染的、诽谤的语言，形成话语权力的重重网络，直接造成了阮玲玉“人言可畏”的心理阴影与绝望自杀的结局。同样，在《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中，鲁迅对传媒滥用话语权力更是怒不可遏：“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真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一方面是“对黑暗的主力”的软弱怯懦，另一方面是对弱者的诬陷与诛伐，但从未“上谁的口，动谁的心”，于是话语权力的卑怯、无耻与冷漠被揭露得淋漓尽致。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⑦。可以说，报刊传媒对阮玲玉、秦理斋夫人的批评，其本身没有政治背景，却体现了强对弱的奴役，男对女的奴役，其手段都为语言，换言之，鲁迅从中有意无意发掘出新的奴役关系——语言奴役，在此是传媒语言（而非政治语言）的奴役，是播撒性极强的语言奴役，在语言中隐藏的奴役关系令人寒心。这是一种更广泛更日常化的奴役，如《祝福》中闲人的厌烦好奇尖冷话语、柳妈的赎罪说法和四婶的“你放着罢，祥林嫂”一起编织了语言奴役的罗网，让祥林嫂孤独而死，只不过在此语言奴役是和文化、人心等密切关联的。延伸开去，奴役很多时候首先表现为语言奴役，如《阿Q正传》中长衫人物的“奴隶性”一语就是确证。故而，话语权力可以理解为权力者的话语权力、强者的话语权力与语言本身的权力，而有权与无权、强与弱、言与默正构筑了广义的权力关系与奴役关系。

到此可知，报刊谣言并非虚假或只是外表上的虚假，它是真实的谎言，体现了深藏的真实——人心的真实、权力的真实与文化的真实，是研究鲁迅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① 鲁迅.书信310306·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

② 鲁迅.马上支日记·七月四日，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3.

③ 鲁迅.书信·致科学新闻社，鲁迅全集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8.

④ 宋剑华.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46.

⑤ 鲁迅.某报剪注·按语，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3.

⑥ 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三联书店，2000:105、106.

⑦ 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