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衣下的天使:沙俄新式“奴隶制度”的祭品——托尔斯泰《复活》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2010-08-15 00:42张绍梅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河南焦作454001
名作欣赏 2010年26期
关键词:奴役马斯洛托尔斯泰

□张绍梅(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河南 焦作 454001)

马斯洛娃是托尔斯泰笔下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之一。她那种“把身子站得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里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长囚衣”,“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①的样子,生动地定格在文学的丰碑上。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掩卷沉思:这个囚衣下的天使真的要成为沙皇俄国新式“奴隶制度”和法律神坛的祭品吗?又有谁才能真正拯救这个从一出生就需要别人拯救的“救下来的姑娘”呢?

一、“鬃毛在脚掌里已经化脓”——生态女性主义下的社会根源的透视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建立生态社会,把男权社会重新构建成为仁爱的、非中央集权的社区,才能真正拯救备受奴役的女性。在这样的生态社会中没有任何政体或经济制度试图去征服自然,人性的所有方面也都可以得到解放②。托尔斯泰在小说《复活》中不断地追溯造成马斯洛娃这个美丽善良女性的种种不幸的源头,最终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沙皇俄国新式“奴隶制度”及其核心——法律制度。托尔斯泰拯救囚衣下的天使的思索与生态女性主义者不谋而合。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以19世纪后半期俄国的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马斯洛娃蒙冤下狱并被流放、涅赫柳多夫为她奔走上诉以及陪同她前往西伯利亚为基本线索,以描写男女主人公的遭遇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为主,内容不断扩展,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办公厅到省长官邸,从贵族厅堂到农民茅舍,从剧院包厢到三等客车车厢,广阔而深入地反映了沙皇俄国的面貌。托尔斯泰从涅赫柳多夫公爵的眼中深入观察和描写了狱吏与无辜囚犯、地主与穷困农民、沙皇与平民百姓的种种男权斗争形态,展露出俄国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矛盾。在作家的笔下,男权斗争的描写素来是作家用来反映男权社会发展万象的一面镜子和一种表现手段。在长篇小说《复活》中,托尔斯泰对于男权斗争的描写则有了清晰的女性视角和社会生态发展意识。

托尔斯泰认为在俄国,农奴制是在所有的土地已经都被占据了的时候才废除的。“实际上,废除农奴制和蓄奴制只是废除了陈旧的、不必要的奴役形式,而代之以更巩固的、掠取的奴隶数量更多的奴役形式。农奴制和蓄奴制的废除类似克里木的鞑靼人对待俘虏的那种办法。他们割开俘虏的脚掌,塞进一些剁碎了的鬃毛,然后给他们解下足枷和锁链。俄国农奴制和美国蓄奴制的废除,虽然取消了从前的奴役形式,但不仅没有消灭奴役的实质,而且是在这样的时候才废除的,即鬃毛在脚掌里已经化脓,可以完全相信俘虏们不戴锁链和足枷也不会跑掉,而会劳动。”③托尔斯泰认为,由这些新的更多的奴役形式构成了新的“奴隶制度”,而这新的“奴隶制度”的核心就是法律。因此,小说《复活》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沙皇俄国这新的“奴隶制度”的核心——法律制度。小说以女性主人公马斯洛娃蒙冤下狱并被流放作为情节演绎的基础,用大量篇幅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下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残暴和法律的反动,暴露了19世纪后半期俄国男权社会下官吏为所欲为和底层百姓尤其是女性被压抑被迫害被奴役的非和谐性的矛盾,展现了底层百姓尤其是女性对社会向生态方向发展的愿望。

二、“体操”最能“保持人的元气”——生态女性主义下的法官本相的扫描

法庭审判数章在《复活》中显得极为精彩,整本小说的故事情节正是由此切入,抽丝剥茧,徐徐展开。但引人注意的是托尔斯泰讽刺的笔触没有描写法官的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也没有描写法官的惨无人道、严刑逼供,而是精心描写了一场告辩俱全、审议结合、外表近似完美的法庭审判,作家在不露声色中引领读者透过法庭审判马斯洛娃的场面的描写去直面法庭法官如何迫害女性的本相。原来,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参加审判的人都是一些欺压女性、为非作歹之徒。法庭上所有道貌岸然的执法者,一个个作威作福、自私自利,他们依赖女性,又玩弄女性,拿女性的命运当儿戏。就是在这些法官手里,马斯洛娃平白无故地被判为苦役,监狱中又抛进了一个冤屈的百姓。法庭的庭长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是个极其放荡的家伙,他很早就来到法院里,不是为了认真准备庭审的材料,而是为了早点结束庭审,急着赶去幽会。他操心的不是公正地审理案件,而是如何保持过放荡生活的元气。他摸着右臂上部绷紧的一大团肌肉,暗自想道:“再也没有一种办法像洗淋浴和做体操这样能保持人的元气的了。”④这个无耻的玩弄女性的家伙在办公室里沉浸在对自己的放荡生活的经验总结之中。法庭上脸色阴沉、戴着金边眼镜的法官是一个严厉和气愤的法官,他是一个很死板的人,他在早晨跟他的妻子刚刚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冲突。这个和妻子大吵大闹并剥夺妻子家庭生活用度经济来源的法官,虽然身在法院,却神思恍惚,心不在焉,他一直无法从不愉快的争吵中自拔,他无心审理案件,他瞧着每一个人都感到很生气,觉得别人高高兴兴很不公平,自己活着处处都是活受罪。

法庭上的那个总是迟到的法官叫马特维·尼基季奇。他在法庭上常常脸上带着聚精会神的表情,好像是在严肃地聆听和思考案情,但实际上他一直都是在暗自占算。“因为他养成习惯,总是用种种可能的方法来预测他向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眼前他就在占算:如果从办公室门口起到他的圈椅那儿止他所走的步数可以用三除尽而没有余数,那么新的疗法就治得好他的胃炎,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⑤当庭长询问他关于马斯洛娃一案的审判意见时,这个外表和善并且聚精会神的法官,这个其实自私自利、对女性命运毫不关心的家伙就是用这种荒唐的方法随意占算出来一个处理马斯洛娃命运的答案交给庭长敷衍了事。副检察官是布雷威,他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出公诉。布雷威“通宵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送行,喝了很多酒,又玩纸牌,一直打到深夜两点钟,然后坐着马车去找女人,他们去的地方正好就是六个月前马斯洛娃住过的那家妓院,因此他恰巧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目前想去草草地看一遍”⑥。这个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整夜鬼混、欺压女性的家伙,在上庭前昏头昏脑地草草地看一点卷宗,只是为了敷衍了事,走个过场,哪有一丝为了社会发展公正无私、伸张正义的想法?这个不顾人民死活、只图向上爬的利欲狂,一心只想要被他起诉的人都得到重判,哪会看重穷苦女性的命运?民事执行吏是一个身体消瘦、脖子很长、步子歪斜、下嘴唇也往一边撇着的人。富有讽刺意义的,就是这个常发酒狂症、依赖女性取得地位的民事执行吏却对女性装腔作势、狐假虎威,拉开了法庭审判的庄严的帷幕。这让人感到法庭不是帮助女性发展,而是扼制女性发展;不是引导女性走向公正、合理,而是诱惑女性走向罪恶和狂乱。

三、“人吃人的行径”从何开始——生态女性主义下的法律本质的反思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权制度是男性对女性的劳动再生产能力的控制,资本主义制度是男性对自然的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控制。这两种控制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奴役模式⑦。在这种模式下,女人和自然被当做资源加以利用甚至掠夺,法律则是实施掠夺的工具。托尔斯泰的《复活》揭示了沙俄法律制度在奴役女性和实施罪恶方面的核心作用。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法庭的官员们一个个登台表演,他们的肖像、动作、心思滑稽可笑,他们以欺压女性和无辜百姓为能事,把持法庭,装腔作势,胡作非为,草菅人命。在一层一层地剥离了法官外表的庄严气象之后,托尔斯泰发现,在19世纪后半期俄国男权社会下,“法律的实质根本不在于法权的主体或客体,不在于国家的体制,人民总体的意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混乱话语,而在于有一些人掌握着有组织的暴力,有可能强迫人们执行他们的意志。”⑧在这里,法律丝毫不顾柔弱女性和百姓大众所面临的多灾多难的生存困境和最基本的生活发展需要,法律保护的不是百姓大众的利益,更不是广大女性尤其是下层女性的利益,而是沙皇和贵族们的利益。俄国沙皇以及官吏贵族们就是凭借着法律的工具,把百姓大众尤其是女性变成了他们能够随意奴役的玩物。

马斯洛娃本来没有罪,仅仅因为陪审员少写了一句话而被判刑,而且错案无法更改,这既是对司法制度的辛辣的嘲讽,也是对法律本质的无情的揭露。庭长这样解释马斯洛娃一案:“这个马斯洛娃的前途不外乎两种:要么几乎是无罪开释,只在监狱里囚禁一个时期,而且她先前监禁的日子还可以从中扣除,甚至只要短期拘留一下也就算了;要么就是去做苦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要是你们(陪审员)添了一句:‘但是没有致人死命的意图’,她就无罪开释了。”⑨虽然庭长和法官们也觉得陪审员们的答案不符合案情,本来他们可以向陪审员们说明情况,但他们都忙于私事,想早点结束这个案子,就随意议定判决马斯洛娃有罪去做苦工。法庭卑劣地一手制造了一起新的冤案,厄运再一次地人为地狠狠地砸到了马斯洛娃身上。涅赫柳多夫是陪审员之一,他不仅是马斯洛娃从被始乱终弃走向堕落的罪魁祸首,也是制造马斯洛娃冤案的中心人物。这是对社会制度的深层的痛楚的讽刺。托尔斯泰发现,“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⑩。虽然马斯洛娃“我没罪”、“这是冤枉人”的叫喊声响得整个法庭的大厅都听得见,但是法庭的法官们却冷漠地毫不理会。在这种男权社会制度下女性处于被漠视和被蹂躏的地位,同强大的以法律为核心的“奴隶制度”相比,马斯洛娃显得孤独无助,她只能成为19世纪后半期俄国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四、“如果我还能活下去”的幸福——生态女性主义下的女性言说的渴望

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不平等背后的深层原因并不局限于家庭。性别不平等往往在各种制度中被再生产。这些制度包括国际社会、国家和市场。”⑪托尔斯泰对女性苦难和性别不平等的认识在《复活》中超越了家庭的局限,把苦难的根源有意识地追溯到沙俄的各种社会制度上。托尔斯泰在1891年1月20日的日记中说:“如果我还能活下去。要是明天我在日记上说:我已经开始写一部大艺术作品,那我该多么幸福啊!的确,现在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并且把它写成,是会有这样的意义的。我最初写的那几部都是无意识的创作。”⑫作家回顾了自己走过的几十年的创作生涯,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他所写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都是“无意识的创作”。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在构思《复活》时思想和艺术的飞跃和成熟。托尔斯泰抛弃了他所属的俄国上层地主贵族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在小说《复活》中清新真诚、大无畏地追根究底地去探究人类尤其是女性苦难的真正原因,对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现存的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做了激烈的批判,表现出清晰的女性主义的社会生态发展意识。

这些飞跃促使托尔斯泰在1900年写下了《当代的奴隶制度》,集中阐述了关于社会生态发展的思想。他说:“当代的奴隶不仅是所有的工厂工人,几乎所有的农民也都是奴隶……还有数不清的听差、厨子、使女、妓女、杂役、车夫、澡堂工人、侍者等等,这些一生都在执行着违反人的本性、也为他们本人憎恶的职责的人也都是奴隶。”⑬托尔斯泰认为,19世纪后半期的俄国人民正在遭遇的不是废除奴隶制度之后的自由的快乐,而是新的多种手段的奴役;沙皇俄国“当代的奴隶”的人数不是切实地减少了,而是变相地增多了。在小说《复活》中,作家向我们描述了马斯洛娃的奴隶身世:“马斯洛娃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她母亲在乡下随着饲养牲口的外祖母一起,在两个身为地主的老处女手下做工。”⑭托尔斯泰的描述清楚地告诉我们,马斯洛娃这个出身农奴、小时做使女、长大后被迫沦落为妓女的女性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沙皇俄国“当代的奴隶”,而且是一个沙皇俄国众多“当代的奴隶”之中的“极其平常”又极有代表性的奴隶。托尔斯泰认为,由于政府的奴役和暴力制度都是用欺骗的手段进行的,“因此,消灭政府的唯一手段不是暴力,而是揭露这种欺骗。”⑮这种揭露就构成了小说《复活》的主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复活》是一部以19世纪后半期沙皇俄国男权社会下“当代的奴隶”马斯洛娃这个女性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命运为线索,揭露沙皇俄国以法律为核心的新“奴隶制度”的种种暴力和欺骗的小说。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对于《复活》的评价要高得多,认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部伟大的爱情小说,也是一部严肃的对男权社会揭露的小说。

①④⑤⑥⑨⑩⑭ [俄]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十一卷 复活[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6-7,28-29,35,30-31,114,550,8.

② 葛丽丽.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析[J].黑龙江史志.2008(08):34-35.

③⑧⑬⑮ [俄]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十五卷 政论[M].冯增义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426,439,425,448.

⑦ 欧阳逸璇.生态女性主义流派比较[J].文教资料.2006(17):63-64.

⑪ [英]坎迪达·马奇,伊内斯·史密斯,迈阿特伊·穆霍帕德亚.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M].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译.香港:香港乐施会,2000:121.

⑫ [俄]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十七卷日记 [M].陈馥,郑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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