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恋身体:女性时尚小说叙事文本范式的审美皈依

张鹏飞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安徽 蒙城 233500)

醉恋身体:女性时尚小说叙事文本范式的审美皈依

张鹏飞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安徽 蒙城 233500)

新时期女性文学叙事文本伴随着社会生活、文化空间、生命意蕴的多元演进而体认着个性发展、价值选择、文化创造、灵魂彰显等诸多苑囿皆拥有了更为广袤久远的自由时空。故此,女性时尚作家依托近乎“自传体”的生花笔触大胆表白对女性躯体的渴望、欲求、冀盼且崇奉多向度地展拓女性个体的升腾意识、生存求索、品味异趣并致使女性文学演绎由叙写“我们”到描摹“我”的生命变迁并始终蕴藉着意味隽永的审美情韵。

女性小说;身体叙事;文本范式;审美意趣

中国现当代文学艺苑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涌现出诸如陈染、林白、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等具有明显女性先锋意识的年轻一代的女作家群体及其极力书写女性私秘生活体验的文学佳作。观乎新时期女性文本大多采用拆解、颠覆、涤荡男性中心话语霸权的叙事策略且将叙事动机确立在女性自我的立场而不再面对宏大的历史叙事题材并注重推崇关注自身、开辟个人空间、喜好潜性逸事、突显私人生活,即把写作疆域框定在“独身女人的卧室”中而叙述她们的“一个人的战争”。为此,女性时尚作家依托近乎“自传体”的生花笔法大胆表白对女性躯体的渴望、欲求、冀盼且崇奉多向度地展拓女性个体的生命意识、生存处境、审美异趣并最终致使女性文学演绎由叙写“我们”到描摹“我”的生命变迁,从而标志着张扬女性意识的文学文本业已走向自觉、成熟和升华。

一、女性小说叙事体例的人本指向

中国当下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境况对于 20世纪 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所演绎的女性文学叙事而言无疑提供了毫无禁区的相当宽广的写作维度而加以纵横捭阖的自由驰骋。然则女性个人的经验的狭窄、视野的局限、立场的混乱却又制造了诸种显形或隐性的陷阱而使得其叙述往往感觉力不从心的顾忌、慨叹和悲凉。为此,女性作家群体濒临商业文化无孔不入的“媚俗”时代似乎义无反顾地将“性”的纯粹私人性的生命基因公诸于众且展示着小说家内心深处所难以启齿的渴求冀盼,即暴露的欲望、炫耀的需要、争宠的希求等。换言之,女性仿佛只有将私人最为本真的“性”加以形象化的裸露方能得到读者的信任或顺利地打开通向成名立腕的商业入场券。即好像惟有将女性的身体、欲望、灵魂等一丝不挂地推到表演前台才可把自己装扮成“大众情人”而招徕读者灼热逼人的窥视目光并幻想性地占据文化消费市场。可以说,新生代女性小说在还原生活感性真实的同时又放纵了身体自我欲望且任意抛弃着社会理性的规范、引导、劝诫,故而女性作家笔下所记录的生活场景,诸如酒廊、迪厅、咖啡馆、私宅、网吧、飙车等皆可看作精神弃儿的无家可归的现实表征以及非理性欲望膨胀的生命旨归。即世俗人群生活的本质呈现出简单的物质消费、无束的精神游戏、疯狂的心理冲动等欲望化和非理性的“复制”叙事模式而毫无期限地延宕了存在的理性、精神的求索和生命的调谐。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宣称:“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且认为“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妇女来写”。“必须让人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涌泉才会喷涌”;“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夺取讲话机会”;“打进一直以压制她为基础的历史”等。[1]112诠释女性作家渴望借助躯体写作以释放潜能、解除压抑、创造历史、演义语言、提升地位和营造意趣。比如说,卫慧的《上海宝贝》可谓是最典型地代表了时尚女性的某种观念。诸如女大学生倪可的生活境遇中同时存在着清纯脆弱的大男孩天天与热情奔放的已婚德国男人马克的类型迥异的男人形象。观乎天天似乎代表了爱情的最好停泊地的“灵”之价值维度而马克只是宣泄生命欲望的“肉”的生命象征。然倪可却能从容不迫地辗转于两类男人之间且并未感觉到二者分裂所带来的诸多缺陷、遗憾和困扰而是沉浸、陶醉、迷恋于看似如火如荼的性爱妙境。再如,女性时尚文学中以安顿的《绝对隐私》为代表作的“口述实录”的隐秘叙事模式虽说拓宽了文学的题材、体裁、主旨等艺术领域或满足了世人的好奇心、窥视欲、偷情癖并最真实、最通俗、最实际地反映了当代市井俗客的情感世界、生存状态和婚恋趋向。但其反映的只是个人的情感世界中近于唠叨的叙述着伤心的爱恋或看似了无永恒的爱情与长久的婚姻的凄惨境遇而缺少作者的主观性思想评述,故而缺失温雅畅融的生命魅力。

新时期女性作家的私人化写作模式崇奉着文学的独立人格、自由意旨、写作立场和生命品位。但若将其偏激地理解为仅仅只抒写与群体性思辨相对立的自我感悟、生命体验、性灵旨趣而再也无关乎他者或社会的存在范畴就必然会导致所应用的话语系统的体悟似乎“始终无从获得由相应时代社会内涵所参与而构成的文本重量”。[2]即匮乏文学叙事的穿透力、震撼力、生命力而终归陷入精神流俗的生命羁绊。观乎“新新人类”及其所谓的“前卫”生涯理当是女性文学所竭力关注的演义题材。概因新新人类群体的生存状态似乎是相当的特立孤行,即年纪轻轻却通常远离父母独居、职业无定却拥有相当自由的空间、金钱了了却喜欢过昼伏夜行的生活等且传统的伦理道德、婚恋意识、价值尺度等在年青人的头脑中仿佛荡然无存而更多地表征为思想行为时刻听凭个人本能的生命召唤。可以说,文学创作活动以其本性而言虽说是一种个人的自发、自由、自觉的生命演义而当个体叙事指向争取自身解放时就势将会与群体的社会活动相互融通契合,即“也就自然而然会超出个人狭隘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意义,就会指向对社会生活的参预,对现存关系的揭示批判,对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的思考等等”。[3]阐释了社会生活如若经过主体心灵的体验、加工、演绎就能颇为现实地转化为文学叙事的文本素材。

埃莱娜·西苏评价:“女性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1]193像张抗抗在《情爱画廊》中对“性爱体验”的近乎于温馨化、逼真化、诗意化地叙写:“水虹眼里满含火一样的情欲,倒在他怀里。双颊绯红,浑身绵软,她伸出手勾住了他的脖子,又从颈部慢慢往下,轻轻抚摩他的全身,然后像一条光滑柔软的白蟒,紧紧地缠住了周由的全身。水虹懒懒地伸展四肢,全身瘫软酸乏,但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胀满了幸福的满足感。她觉得自己多年的性爱幻想也已成真,就是那种至真至美、透心透肺、灵肉相合甚至超于爱之上的性,这种高峰体验的极度欢快”。预示着女性浓墨重彩、触目惊心、激情四溢的欲望叙事且充分印证了创作主体基于男女平等意识的新的性爱原则、理想和冀盼并建构着对传统封建伦理、性爱道德、禁欲文化的尤为强烈地冲击、碰撞和演进。犹如费孝通所言:“亚普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4]言说现代社会映射的变幻莫测的物质占有、精神欲求、文化品位、男女恋情等将随历史时光的流变而适时的加以演化。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始终推崇着以人的身心二分法为演绎前提的“灵与肉”的离散格局且追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孜孜不倦的人生教诲并使得国人普遍视欲望、感官、身体、性爱为耻辱羞愧的陈规陋习而承续蔓延了数千年文明史。然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信奉“存在决定意识”的最基本的审美准则,即认可有何种社会现象存在就会诞生与之相应的文学叙事范式。为此,中国现当代文苑随着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所衍生的文学的商品化、市场化、媚俗化、时尚化而最终致使女性个人化写作应运繁衍。张爱玲曾性情懊丧地述说:“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想的是男人,永远,永远”。[5]叹言古老的历史和文化塑造了女人且使她们更加看中自我生命寄托的方式或必须有所皈依的情感世界并造成疏离主流叙事的写作倾向而使文学作品较为侧重自我的生活体验。由此观之,女性文学创作的立意、灵感、过程等皆是与作家的个体性的感悟、劳作、哲思密切相关且是女子生命个体自由选择的最为典型的经过主体精神作坊的精心打磨的自我体认样式并彰显着演绎者独特的个体情怀、生命体验、精神灵聚、感受理解和审美品位。即感悟作家均是活生生的不可重复的“单个人”而其作品皆烙下了独创性的生命印痕。正如琳达·哈切恩所说:“总的来讲,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把他们自身和他们所研究的文学‘置身’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文学的情境之中,向种种传统提出了挑战。这些传统都被人们盲目地认定为文学上的‘普遍’原理,但事实表明,这些原理只能体现大众中某些群体的某一阶层、某个种族、某一性别和某种性取向的价值观念”。[6]可以说,新生代女性小说以“边缘游走”的对抗性姿态而获得了更为自由广袤的话语权利空间且使得文学写作回归到了久违的当下生活境况并向生活存在的多样性、无限性、世俗性加以挖掘,但同时也步入了“另类写作”的极端视野。即崇尚皈依当下生活却又迷失自我、丧失理性、膨胀欲望、匮乏灵性而终究滑向了虚无飘渺的生命深渊。

二、女性小说叙事风范的人性意趣

新时期女性作家喜好将自身的现代生活经历直接作为小说创作的源泉且讲述自己的青春故事、描绘生命的精神履历、畅言人物的生活场景、彰显作家的人生阅历、体验个体的心灵写照等而具有明显的张扬肉体的狂欢、精神的堕落、灵魂的堕落等蕴藉了“垮掉的一代”的鲜明特质的自传性叙事模式。像卫慧、棉棉、周洁菇、戴来、魏微等女性时尚作家群体的文本创作皆明显呈现出“半自传体”写真状貌以及女主人公对性灵欲望的狂热期盼等共同的文本演义趋向。譬如说,卫慧在《上海宝贝》封面上就明确标明“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的生命宣言。棉棉如是评说:“我虽然写的不是我的自传,但却是我的感受”。再如《像卫慧那样疯狂》所言:“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而这些欲望又在作品中具体化为对物质和性的欲望。趁我还年少时的激情,我愿意!”而魏微的《一个年龄的性意识》如斯描摹身体的刺激:“性成了一种支柱,甚至不能不写”。[7]凡此种种,皆坦言女性叙述推崇欲望的疯狂追求而导致精神的绝望、虚无、悬浮、迷茫、泯灭且希图寻求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冒险与解脱并在刺激、痛楚、欢畅中寻求生命快感。

马尔库塞指出:“审美形式给那些习以为常的内容和经验以一种异在力量,由此导致新的意识和新的知觉的诞生”。[8]强调文学写作者势必应最大限度地体察、吸纳、汲取广阔而生动的现实生存景观且敢于发现、设计、承受、重塑现实并在介入审美主体自身的主观评判时而建构着与历史、现实、文化的紧密关联。譬如说,新新人类的所作所为中就能明显地捕捉到急于证明自己个性的命名冲动、处世姿态和生存模式。即生存现实是如此的相当令人失望的平铺直叙、一望到头的雷同的人生轨迹、平淡得如饮白开水般的情感生活、蚂蚁上山般一步步向上爬的职业体验等均令人备感窒息、无所适从和茫然若失。由此,新生代群体希冀改观父母辈的世代延续的小市民的凄凉命运而渴求走上离经叛道的绚丽多姿的崭新征程,故而自愿将自己放逐到“另类人”的求生境遇。像新生代女性文学叙事所崇尚追寻的青春恋爱季节的众多叛逆品类的肆意昭示,诸如棉棉的《糖》之自虐畸恋、卫慧的《欲望手枪》之多角恋情、卫慧的《床上的月亮》之婚外恋曲、卫慧的《上海宝贝》之异国迷恋等体例。即毫不掩饰地欣赏、迷恋、眷顾边缘人物的命运且成功地实施了对庸常生活的改造置换并宣扬着自己异乎寻常族类的生命存在。西方文艺理论家阿多尔诺如斯评说:“艺术的本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摆脱经济现实和效果网络即社会;另一方面,它又属于现实,属于这个网络社会”。[9]诠解文学返归个体并不意味着其与社会的脱离和对重大事件的拒绝而将是细致地理解、探究、洞察其所赖以生存的背景并真正悟化人之本性。

新生代女性文学叙事的“个人化写作”在当今普遍远离功利性政治言说之后尚未真正地寻觅到属于自己的有效性话语并经常是在自己的生活、记忆、心理的流程中显示着平面化的情感漂浮而令人感到“创作界和批评界确乎遭遇到形而上的迷茫与形而下的误区”。[10]喻示着文学虽说发酵于个人的心灵和情感而最后却须是通往大众和社会并希冀新的文本话语空间的重整、开辟、展拓和演进。徐坤评说:“正统的男权独断的文学史中,不会允许女人有这样的描写,也不会允许女人如此袒露自身隐秘的欲望。男性对于自己躯体的审视可以尽情展示,他的身体的每一部分关节,肉体上的每一种细微的感官欲念都可以大言不惭毫无羞耻地示众,并且还可以获得人类文化学上的意义崇高的解读。男性欲望的压抑和喷泄,代表了普泛的‘人类’孤独状态下的绝望情感,因而显得合情合理,合乎伦常。然而人类之中的那一半人众的女性的生命欲望诸种形式的表达却体现为一片空白,人们无从知道女性面对生命压力的别一种自我体验。这便是文化中的不公平之处。因此,女性‘自慰’体验不光是与青春成长的郁闷和躁动相联结,同时亦是与文化的窒息与反叛相联结的深层情感”。[11]像万芳在《纷纷落地》曾生动直观地描摹:“她很白,腰肢纤细,微微隆起的乳房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少女,深红色的乳头却圆圆地翘立着,仿佛在诉说着她心中无尽的渴望。她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她下意识地把手放在自己的腹部,轻轻地抚摸着,这孕育生命的腹地,宽阔而平坦,温如暖玉,而它的下面却是一片黑暗,那是一片一望无际而又葱茏蓊郁的黑暗。千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显着自恋、自爱、自慰的性欲望描写本身就异彩纷呈地展示出女作家建立在自我生命意识的完全觉醒基础上的关乎性别话语自觉的生命体悟。

王安忆曾真情道白:“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人性大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说实在开始得有点晚,同时又延续得过长了。那是因为我们从无视人性的历史里走来,所以我们格外迷恋这个肯定人性的时期。我们曾有过几次走进这个时期,又走出这个时期,再又走了进来,爱不够似的,也叫作历史的重复,这是充满人道主义热情的世界,特别能够满足对人对己的感情需要”。[12]表述着女性文学作品不能只是侧重于表现启蒙者对芸芸众生的悲悯体恤而须是让读者和人物一起体验平实生活中的扣人心弦的瞬间感怀。可以说,女性文学追逐的个人写作现象始终洋溢着“一股在 90年代急剧膨胀的‘个人’意识”,不仅是对于所谓“公共生活”,而且对于一切以整体自居的精英话语,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菲逻格斯话语”,即越来越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或“感觉到那种普遍的近于放弃的态度”。[13]可以说,人性、人道主义、个性解放、自我实现等诸多命题在理论上划归“男权话语”的语义理应出自于“菲逻各斯中心主义”或曰“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女性主义批评却取自于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术语。恰如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引》解释:“后结构主义者大概要说,现代社会是以‘菲勒斯为中心的’;就我所理解,它同时也是‘以词语为中心的’,相信它的说教可以使我们迅速接近事实的全部真理与存在的现实”。德里达诠释:“它是一个并且是同一的系统:一种父权逻各斯和作为‘特权能指’的菲勒斯的勃起。我在 1964至1967年间出版的著作仅是为分析菲逻各斯中心主义铺平了道路”。盖因不论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还是在菲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均认为其有一种超验的权威和指涉点,如真理、理性、菲勒斯、男人等,“这是一个父权的世界,因为在这里菲勒斯就是肯定的、自我同一的真理的象征,它不会受到挑战”。卡勒在《论解构》指出:“菲逻各斯中心主义批评的兴趣集中在家长式的权威、意义的统一和始源性的确定性上”。埃莱娜·西苏归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标始终如一是要建立菲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一种男性的秩序提供理论基础。[14]由此,正如棉棉的零碎化的搔首弄姿的文本状态犹似生活的碎片和失控的青春而其“躯体写作”又仿佛应验了女权主义的理论体征:即女性的“身体”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本身就多少摆脱了父权制的象征秩序而促使女性更多地投入“写作”机遇且纵情化抒写在此好像就成了女子的某种隐喻情愫并充满了反理性、无规范、破坏性和颠覆化的语言写真,从而别具风情地表明了一种拆解父权制中心话语霸权的写作姿态。

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即可明白:我们所提的问题,只有以更多的虚构来作为解答。这答案目前被锁在古老的日记本中,被塞在陈旧的抽屉里,有一半被湮没遗忘在老年人的记忆之中。这答案要到那些地位低微的无名之辈的生活中去寻找,要到那些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的长廊中去寻找,在那儿,幽暗朦胧地、忽隐忽现地,可以看见世世代代妇女们的形象”。[15]正如艾德里安娜·里奇分析:“女同性恋的存在包括打破禁忌和反对强迫的生活方式,它还直接或间接地反对男人侵占女人的权力”。[16]明晰新时期以来的女权叙事话语正力图走出性剥夺、性压抑、性歧视、性禁锢、性垄断的可怕阴影和文化怪圈而祈望解构文学“性神话”的创作主题并加以大胆的艺术表现而渴望荡涤男权社会性文化的病态观念和恢复女性与之同等的性自主地位。像女作家格子的《迷情的日子》小说叙事中就富含颇具典型意义的生命写照:“梅月慢慢地垂下头,把一张丰润的嘴唇向小惠俯来,小惠也勇敢地嘟着嘴,迎着那红艳艳的唇。她们潮润绵软的嘴唇温柔地贴在一起,像一双附着在一起的鱼儿。她们吻着,热烈而含蓄。她们极尽温柔地抚摸对方,脑子里却在幻想男人们极尽温柔地抚爱自己。小惠觉得她年轻的身体在这一刻悄悄地苏醒了,她享受着梅月滚烫的触摸,惊讶于女人身体里的感觉竟是这样的美好。她想到:女人多好啊,来自女人的爱多么美妙、多么安稳呀,而男人是什么东西,男人只会压在她身上贪婪地占有她、强暴她,不顾她的感情和自尊。男人的目光带火,火里搅着欲望,欲望吞噬了柔情,她几乎难以想象再次投入男人怀中会是什么样。她的身体本能地惧怕了男人”。盛英评介:“基于文化、生理缘由,女同性恋是对女性生命力的一种呼唤,对女性的性权利的一种自由选择,具一定社会学和美学意义”。[17]可以说,女权作家笔下的女同性恋叙事体例虽说是对异性爱缺失的一种无奈补偿且认同着女性间特殊、异常、憋屈的情感与欲望表达方式以及女性力求免遭正统文化及其婚姻秩序的“物化”、“异化”、“禁化”并真正构成了对父权制文化象征秩序的男性话语霸权的有力解构、反抗和叛离。

综上所述,新时期女性文艺创作伴随着社会生活、文化空间、生命意蕴的多元演进以及个性发展、个体选择、文化创造、生命彰显等诸多苑囿皆拥有了更为广袤久远的自由天空。因此,文学叙事也渐趋消解了同声合唱的红色张扬而默默皈依于个体视阈的生命期待。即主体的社会、集团、精英的述说角色正逐渐被置换为个体现实生存状况中的叙事立场、精神蕴藉和性灵愉悦并始终包孕着韵味悠长的审美情趣。

[1][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 [C]//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沈义贞.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203.

[3]陈传才.二十世纪后二十年文学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58.

[4]费考通.乡土中国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43.

[5]张爱玲.有女同车[J].杂志,1944(1):7-10.

[6][加拿大 ]琳达·哈切恩.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47.

[7]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67.

[8][美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上海:三联书店,1989:235.

[9][德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22.

[10]王岳川.九十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86.

[11]徐坤.共和国文学五十年:女性意识与女性写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52.

[12]王安忆.漂泊的语言:重建象牙塔 [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79.

[13][英 ]玛丽·伊格尔顿.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221.

[14]王先霈.文学批评术语词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608-609.

[15][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作品精粹:妇女与小说[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401.

[16][美]艾德里安娜·里奇.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强迫的异性爱和女同性恋的存在[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39.

[17]盛英.中国女性文学新探[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68.

Loving Body:Esthetic Conversion Of Narrative TextM ode in the Fem in ine Fashionable Novels

ZHANG Peng-fei
(1.Bozhou Teachers College,Mengcheng233500,China;2.School ofLogisticsManagement,YantaiNanshan College,Yantai265713,China)

The new feminine literature narrative text followed the multi-dimensional evolution of social life,cultural space and the life implication to realize the individuality development,value choice,cultural creation,soulmanifest and so on.Therefore,the feminine fashion writers express boldly the desire for female’s body by using autobiography-like delicate touch.They hope andworship to develop feminine individual ascension consciousness,survival search,and savor of different tastes in multidimensionalways,so as to cause the feminine literature deducting from narrating"us"to"I",and reserve and refine the meaningful esthetic implication.

feminine novel;body narration;textmode;esthetic interest

I206.7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2395(2010)05-0050-05

2010-03-1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DD19);安徽省 A类重点学科资助课题及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科学研究项目 (2009SK482)成果

张鹏飞 (1967-),男,安徽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国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