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
——走自己的路，甩自己的鞋

刘静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中国启蒙
——走自己的路，甩自己的鞋

刘静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启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从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后来又对其进行反思。国内外对其研究也成果颇丰，但大多都是从某个侧面进行的，比如从中国启蒙失败的原因，中西启蒙对比，还有从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的角度对其进行的反思。本文试图从对启蒙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中国启蒙存在的特殊性的梳理中管窥当今中国启蒙的走势。

启蒙 缺陷 走势

启蒙，英文Enlightenment意为光照。光喻在西方是用来比喻理性的，即“理性之光”。而从汉字的语义来说，“启”或“发”来自于孔子的教育思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是：“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出来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至于“蒙”，原为《易经》中的一卦，《易经》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就是对儿童逐渐培养教育的意思。[1]可见启蒙在中国和西方语境中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指出，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康德的意思是启蒙就是走出精神上的不成熟状态，决心不依赖别人的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2]可见就康德给启蒙的定义而言，中国的启蒙恰恰是一种反启蒙。

一、启蒙本身的缺陷

（一）内在逻辑的悖论

启蒙精神追求一种使人能够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最初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而出现的，但在后来，它本身却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因为被广义地理解为西方文明的合理化的最高命令的启蒙把自然当作一个好像要为了主体的利益而加以剥削的它者来看待。[3]工业主义把人的主观性物化着，商业拜物教盛行于生活的每个领域之中，而思想本身则因此而被摧毁了，这样，启蒙精神就走上了自杀的过程：随着阶级的巩固，和自然的征服同时发生的，是大多数人对于一种作为第二自然而毫不留情地加诸与他们的社会秩序的服从，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完成着这种暴政的机器。[4]

（二）启蒙基本原则的内在矛盾

1、作为启蒙精神最值得骄傲的原则的自由和平等在现实实践中却是一对矛盾。自由与平等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要彻底保障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就必然导致人们社会地位和财富收入的不平等；要保证人们经济活动所取得的财富和地位的平等，就必然会干预、限制或损害一部分经济活动的自由，进而降低社会效率。这是一个存在于自由与平等之间的悖论。[5]

2、理性是启蒙运动的核心词汇，而启蒙运动的核心悖论恰恰在于，它所说的“理性”其实是一种追求澄明的宗教信仰。理性本身扼杀了这种理性。扼杀启蒙运动“清晰性的理性之光”的元凶却是最彻底的理性主义者：贝克莱和休谟。人们在压制某些狂野的非道德冲动时，通常会说是在用“理性”来战胜“情绪”。休谟却说，其实他们是在用一种更冷静的情绪来战胜另一种更激烈的情绪。[6]

3、中国从西方引进民主的概念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但事实上欧洲的启蒙运动却带有强烈的反民主色彩，这么说是因为它怀疑大众的智慧进而怀疑用多数表决而不是由理性来做出决策的智慧。启蒙运动的一位先驱者认为，在平民百姓中找不到任何忠告、理性、鉴别力、学问和精准描述。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先验地掌握正确的答案，因此如果民主意味着让民众投票来决定事情，他们不可能欢迎这种民主。他们只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才是民主的，即他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人民最好的，也就是说，他们主张民享的政府，而不是民治、民有的政府。[7]

4、由于启蒙把进步和发展当作最基本的观念，追求无限增长的财富不仅成为政府行为的目标，而且也成了个人价值的基本尺度，人日益成为财富的奴隶，这个社会使得绝大多数人无奈地用几乎整个生命去交换维持生命存在的物质，生命的意义已经被货币、房子、汽车充分诠释，劳动异化甚至超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人的存在意义的沦丧已经相当彻底，幸福越来越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即使在学术界，这也几乎是不可企及的问题，鲜有人再关心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启蒙在创造伟大社会的同时，“馈赠”给人类的不幸的礼品，使得我们在享受启蒙的伟大创造的同时，不得不反思启蒙的弊端。[8]

二、中国启蒙的特殊性

（一）中国人的实用理性

即不管传统的、外来的，都要由人们的理智来裁定、判断、选择、使用，这种实用理性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9]在这种实用理性的支配下，加之中国当时面临的民族危机，在西方作为目标的自由民主，在中国就演变为了一种手段。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10]

（二）中国传统理论的束缚

欧洲的启蒙是以自由平等为开端回到自由平等，而中国的启蒙不是以自由平等为开端，最终也并不回到这里。国人通常只注意到西方启蒙运动所提出的那些响亮的口号，却忽视了这些口号和原则背后更深刻的基础，即对这些原则属于人类普遍本质的人道主义信念，它不是可以随着例如“救亡”或其它什么紧急的政治任务而被捡起或放下的工具也不是某些特定个人的特殊自然禀赋。[11]五四启蒙以促使人们的伦理觉悟为目标，也即是旨在获得理智的自由自决。因为中国的传统伦理已经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根本原因。道德虽然是自律，但中国的传统伦理是作为一种外在力量而强制人们予以接受的，它虽然也转换为人们的内心自愿，但实际上是以自律形式出现的他律。[12]

（三）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理论具有很强的跳跃性

中国启蒙运动发生在欧洲启蒙运动的200年后，启蒙的各种弊端日益显露，以至于中国知识分子畏首畏尾，不敢放开手脚。发展需要在一次次失败中，发现不足，改正不足从而前进，而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理论却具有很强的跳跃性，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为例“在人的主体意识方面，陈独秀宣传的重点不是人的理性的自主扩展和涵括一切领域，而是局限在思想言论自由等国家政治、法律范围。在人的权利方面，陈独秀强调的重点不是无条件的天赋人权，而是国家制度与法律对人权的保护。[13]陈独秀思想的跳跃性反映了一种学习师法西方思想的“时代错位”。中国五四启蒙比欧洲晚了200年，中国的五四启蒙开始时，西方的人权、平等、理性等等的观念并没有被抛弃，但是却有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或补充。比如人权天赋说便遭到了否定，人权说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科学发展证明了天赋人权说的荒谬。这时思想理论界考察研究的人，已经由“自然”人进入到“社会“人，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人权已由个人的权利，进到群体、集体的权利。人权的要求已转为对国民权、公民权的要求。所以当中国的启蒙思想家，睁眼向着欧洲寻求完成启蒙任务的思想武器时，强有力的扑入他们眼帘的却是在性质上悖逆于启蒙的思潮。[14]这样一来中国只是分在打着启蒙的口号，宣传悖逆于启蒙的主张，怎么可能成功呢。

一个运动之所以发展为运动，表示当时知识精英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根本容不下反对声音，所以像对启蒙的批判在当时会被淹没，而当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回看历史往往会发现这些批判声音的价值。但在那样一种情况下，确实不能给这些批判留有更多的余地，否则会削减一种建设热情，达不到原有目标，正像发生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后200年后的五四启蒙运动中，各种思潮的优势，弊端纷纷涌入，导致各种不同的力量把历史朝不同的方向拽，最终的合力使历史朝一个哪一派也不赞同的方向前行。人们顾虑反思启蒙意味着颠覆启蒙的成就，人们以为所谓启蒙的困境，只是启蒙充分发展了的西方才有的富贵病，这一切离我们仍然遥远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事件过后的反思却是必要的，它使我们对刚建起的大厦进行小修小补使之更加完善。

就启蒙而言，他是人的自由本性，它本质上是公众自己给自己启蒙，而不是由一批精英来教育他们，来“启”他们之“蒙”。[15]其实这才是康德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而西方的启蒙运动经过是众多哲学家，政治学家的宣传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引导，从根本上讲这不符合康德给启蒙的定义，也就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进行着，而西方的启蒙是经过自己的改造的，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内生型的，可以成为“源生型启蒙”。相比之下中国的启蒙非但不符合康德的启蒙定义，还从西方搬来许多东西，更不是启蒙了，只是一种从源生启蒙次生出来的启蒙亚形态。西方的启蒙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但中国的启蒙却始终是中国意义上的启蒙，因为在汉语里启蒙就是对无知者加以引导。

启蒙虽然就在我们的身边，但要使其成为一种运动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比如西方的启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宗教战争的反动，而中国的启蒙也是由民族危机触发的。

当今中国启蒙的任务是自我反思。即对已然建立起来的大厦进行修补。对中国启蒙的历史作纵向的考察，对中西启蒙做横向的比较，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文明做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当启蒙运动来临时不至于眉毛胡子一把抓，从西方随手拿来什么主义，也不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脏水孩子一起泼，使启蒙权利的拥有者们，不至于自己先乱了阵脚。

[1]邓晓芒：“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第11页。

[2][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

[3][联邦德国]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尔诺著，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4][联邦德国]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尔诺著，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辩证法》，第4页。

[5]姚大志、郭玉芳：“自由与平等的张力——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述评”，《长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第35页。

[6][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7][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277页。

[8]哈佛燕京学社编：《启蒙的反思》，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1]邓晓芒：“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第10页。

[12]洪俊峰：《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13]刘桂生：《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14]刘桂生：《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5]邓晓芒：“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第12页。

刘静，（1989—），女，山东淄博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