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识社会主义的两种取向

李玉杰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梁启超认识社会主义的两种取向

李玉杰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梁启超是从价值取向和实用取向两个方面来看待社会主义思想的。前者使他站在传统价值立场上来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虽导致一定程度的曲解，但也避开了陷入教条主义的危险；后者则使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走上了调适改良的道路，虽不合历史潮流，但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实用态度和具体见解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不乏启发意义。

梁启超 社会主义 价值取向 实用取向

梁启超一生思想博杂多变，总能摆脱各种“主义”的逻辑成见，他也因此自称“太无成见”。但在价值立场上远非如此，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是带着传统价值的“成见”开始的。梁启超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而是有着强烈的实践愿望，他参与过种种政治活动，价值的“成见”并没有局限他的思维，现实的问题又使他在实践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价值“成见”的僵化束缚，他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恰是从现实实用的逻辑出发的。因此，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从价值取向和实用取向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梁启超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博杂的学识背景使梁启超的思想视野非常开阔，即使深处危亡图存的特定历史境遇他也没有盲目地接受或排斥某种成说，对待中外思想观念，他往往能够给出比较客观的评判，而不是厚此薄彼。他认为，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缺乏西方形而上学意蕴和近代科学思维，但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在于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即“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中国古今思想家在集中精力思考这方面的各种问题时，由于没有受到形而上学和科学思维的影响，“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1］(p.3)这种独到之处就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在寻求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时是伦理价值取向的，而不是寻求抽象的形而上学基础或科学依据。当我们据此来考察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时，就会明显感到他所理解的传统思想和价值资源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首先，梁启超认识和接受社会主义是沿着伦理价值取向进行的，而不是科学认知或真理取向。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社会主义学说时往往在于相信它是真理，正确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遵循的是该理论的内在逻辑，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梁启超不相信存在普遍的真理，“夫绝对真理之有无，学者久已疑之。”当然也不会认为存有万世不移之学说。这种态度取向使梁启超并没有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理解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等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他并非全然不解，而是不愿接受。“在久无阶级之我国，兹事自不能成问题，且以学理衡之，吾跻亦不能认阶级斗争为性质上可崇敬之事业”。［1］(p.8)他之所以否认中国古代社会有阶级斗争，反对在近代中国提倡阶级斗争，其原因也正在于他认为阶级斗争并非僵化的普世真理，只是西方社会结构和观念的产物，并不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价值观念。

因此，我们从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很少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内在逻辑，而是偏重于对社会主义价值内涵的介绍。比如他在介绍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明的，而是从价值层面上来认识的，他说资本主义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挚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在梁启超的心中，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向即由贫富分化、各自为政的社会走向平等、团结、和谐的社会，是社会进化的体现。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梁启超的认识也不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或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套逻辑来进行的，而是带有强烈的价值色彩。他说：“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改造的方法虽然种种不同，或主共产，或主集产，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加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的手段，或用和平渐进的手段，总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2］(p.151)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上述诸种经济手段都是服务于社会公平这一价值的。

其次，梁启超是站在我国传统价值立场上来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价值内涵的。既然梁启超接受和赞誉社会主义的理由是价值理由，那么他为何又偏偏接受这些价值呢？理由就在梁启超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里面。他的价值支点是安放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的，是站在传统价值立场上来解读和评判社会主义的，当然这种解读事实上与传统价值的相合程度又受制于他本人的传统文化观的影响。梁启超明确认为社会主义理想是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的一个基本内容，他指出“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余年间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等徒，其所列论，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此主义之下，而实行方法大相径庭，亦于现代社会主义派别多歧者略相似。”［1］(p.7)至于上述概括是否恰切则可另当别论，单就梁启超的态度来看，毫无疑问传统的价值取向是他接受社会主义的根本理由。

在这种传统思想与社会主义的互释中，梁启超把中国传统中的大同理想、小康社会中所包含的平等精神、人本意识、和谐理念等价值等同于西方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比如他站在中国古代均贫富的平等观上来理解近代西方的平等问题，并认为中国古代对该问题的认识和提倡远甚于近代西方，“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井田为孔子特立之制，所以均贫富，论语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井田者均之至也，平等之机则也。西国近颇倡贫富均财之说，惜未得其道耳。”［3］(p.19)

梁启超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传统立场导致的一个明显后果是他无法区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它具有社会主义理想色彩的学说之间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比如他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曾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期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4］(p.73)可以看出梁启超只是发现了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并没有深入到社会主义学说的内部理据中。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人们指责其对社会主义认识肤浅或曲解社会主义学说也是有根据的。不过，换一种立场来看，梁启超没有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理解社会主义诚然造成了诸多曲解之处，但他从价值层面入手事实上也避免了理解西方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陷入了其学说的逻辑之中而忽略了价值意蕴。

社会主义是植根于西方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中的理论，在非西方文化语境下，人们可以借助于逻辑来把握其内在理据，但无法精确体会其中所承载的价值内涵。因此，非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人们在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时所能凭借的也只能是自身文化传统和生活实践，其结果也必然达不到对西方社会主义诸价值的准确对应，而只能是模糊的相似，这恰恰也是社会主义需要本土化和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忽略了这个问题，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基本价值是完全一体的，就很容易导致把二者等同，陷入教条主义，在实践中就会把某些理论、制度僵硬化，而不能与自身的特点相结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梁启超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传统立场应有其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梁启超认识社会主义的实用取向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也是在岭南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近代学人，岭南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侧重的是平民意识、实用价值、功效主义，它的文化支点使重利务实的地域性突显出来，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现实取向的思维模式。”［5］(p.76)岭南文化的上述特点对梁启超的学术态度影响很大，其思想和观点善变的另一个根源可以归结于此，他曾说：“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纯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6］(p.10)实用的取向使梁启超的学术没有积重难返的陈规，不拒斥每一次选择或革新的可能，再创造性很强，当然也充斥着前后矛盾。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特别是与近代中国的实际问题纠结在一起时，梁启超的实用立场十分明显。

实用取向的特点就是对于各种学说的取舍以应对实际问题的利弊得失为原则，而不是遵循各自学说的理据或逻辑，因此，这虽然可能导致表面上的矛盾，但从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意义上来说并不矛盾。其原因就在于现实中的问题是错综复杂、时时而变的，任何理论都难以穷尽和涵盖这些问题，拘泥于某一成说虽可以避免逻辑理据上的矛盾，但并不能有效解决各种问题。梁启超指出近代以来西方种种主义学说在实践中皆有其缺陷，“然每一主义之昌，未尝不有极大流弊踵乎其后，至今日则其人深陷于怀疑恼闷之渊。”［1］(p.8)相比之下，他颇为赞赏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实践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点，即能做到“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力性，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其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1］(p.8)虽然他也承认这种调和、实用的取向会导致解决问题不彻底的短处，但比较而言他仍认为可取。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问题，他的基本立场也是这种调和、实用的态度。

实用取向使梁启超主张中国以改良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尽管梁启超从价值角度对社会主义充满赞誉并十分乐意接受，但他也深知“价值之为物，本非绝对的不变的”。［1］(p.8)所以针对不同状况的人们来说，社会主义的诸种价值也是应有轻重缓急之分的，而不是同等对待。对于物质生产水平低下的社会来说，生产的效率对于人们的重要性应优于公平分配。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虽早已有之而至今没能实现，重要原因也在于“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1］(p.8)正是这种实用取向对价值取向的“约束”使梁启超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的发展状况与社会主义理想价值实现条件的巨大差距。

因是之故，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论辩中梁启超始终坚持的立场是实践上反对，价值上接受和支持。他对于在中国煽动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组织工人进行阶级斗争都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原因是认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中，他说：“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7］(p.249)他认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搞工会斗争，只能抑制和破坏生产的发展，距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越来越远。

梁启超主张在具体实践中优先发展实业，保护私有财产，鼓励资本家发财致富，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以此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而不是立即采取社会主义行动。他说：“夫中国今日不能不奖励生产事业以图救死，……不特此也，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8］(p.250~251)当然，实用取向并不会让梁启超主张彻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价值取向也使他对资本主义的弊端保持警惕，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这对矛盾梁启超并没有拘泥于各自的理据，而是本着实用的态度对二者进行调和，提出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这种道路的实质就是通过社会改革来打破垄断，实现公有、私有经济成分共存，借助税收和国家政治强力来监管有产者、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建立社会保障。［9］(p.143)

历史已经证明在近代中国的那个特定时期，任何社会改良措施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同样，梁启超上面提出的调适路线即使有实践的机会，肯定也不会成功。由于不能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分析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梁启超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失之偏颇，对于工会运动的意义缺乏认识。他认识社会主义的实用取向局限了他的视野，使其不能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政治革命的利弊得失。但是，如果抛开当时错综复杂的时局因素，单就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来说，走实用取向的梁启超依然能够触及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所要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如何发展的问题。在思考该问题时，梁启超并没有受制于各种学说制度和价值的“成见”，而是强调面对具体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这一点也是探讨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意义。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C).北京:中华书局，1989.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C］.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C］.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梁凤莲.岭南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界［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7］易鑫鼎.梁启超选集（上卷）［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8］易鑫鼎.梁启超选集（下卷）［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9］(美)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李玉杰（1977—），男，河南周口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8级科学社会主义博士，河南大学讲师，从事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